作者︱楊雅儒 (台大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前言
認識張德麟教授緣起於康來新教授介紹，當時他在台灣神學院生動地為我們紹文史，至今難忘。由於好奇張教授如何跨足神學研討、傳道、《聖經》翻譯、台語文及思想講學等多方位發展，遂於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三日於天母進行訪談，過程中再度為其滿腔熱情、真誠謙虛的態度感動！
與台灣宣道社一起成長
生於一九五〇年的張教授，出身基督教家庭，無論從父系或母系這邊來看，他都屬於第三代基督徒，從小上主日學。因生於嘉義，故參加「北榮教會」，當時有位洪真珠長老（女性），他們家戰後創立「台灣宣道社」，該社從一九五四年開至一九七三年，幾乎與張教授的成長年代重疊，台灣宣道社以教會羅馬字發行兩份刊物，印教會羅馬字寫成的小說、散文、論述，故而張教授自幼即與教會羅馬字「交朋友」，這也促成日後他到中山醫學大學任教時，能夠開設教會羅馬字課程。
而目前他也正進行教會羅馬字歷史的書寫，他表示：「整個閩南語的羅馬字系統其實從大航海時代開始，閩南語很多音其實沒有漢字，所以就造漢字。」而在語言的傳播使用上，他強調：「我們怎麼可能不混血，台灣站在航路上，什麼人都會上來，怎麼可能不混血？現在閩南語和台語就差很多，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台語裡含有日語，閩南語沒有。例如：你喊歐吉桑、歐巴桑，閩南人就不會這樣講啊！」抱持對語言的開放吸收，張教授為了認識神學，自然也學了希臘語、希伯來語。
為了《聖經》翻譯而筆戰
談到翻譯，張教授正致力於將《聖經》翻譯成台語，他認為其中多所考量的難點在於，首先會碰到希伯來文語言表現、文化背景的問題，若轉成二十一世紀的台語，得先了解那個情況，再用現在的情境去講；第二，那台語要怎麼表達呢？
思索著任務的同時亦可見其五味雜陳的表情，原來是回憶起駱維仁先生對他的啟發：「駱老師很謙虛，他開放自由，對任何一個他的學生都非常好，我希望我能像他。他是華人第一位在聯合聖經公會（U.B.S）擔任翻譯顧問的人，學術地位相當高，可是他在學生面前總是很謙虛，很敬重他每一個學生，他認為每個人都相當有可能成為超越他的人。」由於駱先生的翻譯著重語境，期望翻譯後的語言文字讓讀者更能理解其意，而未全然按照原文每一個單字翻譯，但也因而蒙受強烈批評。張教授曾撰寫〈駱博士與新使者雜誌〉（收錄於《聖經、詮釋、實況——駱維仁博士榮退紀念文集》）為駱先生辯護。為了讓我明白，他舉一個故事：
亞伯拉罕和他的太太到另一個國家。亞伯拉罕擔心另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對他們不利，就說：「她是我妹妹。」而這個王看他太太，心想：這麼漂亮！就把她納為妾。亞伯拉罕為了安全，什麼都沒講。可是有一天這個王看到他們有一些很親密的動作，希伯來文說：「他跟她開玩笑。」我說，你這樣看得懂嗎？在此希伯來文的「開玩笑」等於「性行為」，如果只翻「開玩笑」，人家不懂啊！當然最好就是把它實際的意思翻譯出來，語言的部分就交給後面的研究人員去處理就好。以前只翻譯成「他跟她開玩笑」，那人家會覺得若他跟她開玩笑，怎麼國王會回應：「你騙我！」
透過此例，張教授揭櫫合於情境的翻譯表達是重要的，而當年那篇抱不平的文字，後來被曾慶豹教授在《約瑟和他的兄弟們》多所引用，用以為周聯華牧師辯護。談到這，我也想起首次向張教授邀訪的那日是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當時電話中他極力推薦我閱讀尤金‧奈達（Eugene A. Nida, 1914～2011）的翻譯理論，推崇他最大的貢獻乃用「接受者」的角度傳達訊息，神奇的巧合是十一月十一日是奈達的生日呢！張教授也曾撰文〈「現代中文譯本」與「和合本」之比較：以撒母耳記為例〉，提及以奈達為首的一群專家擬定「國語新約翻譯指導原則」。房志榮神父將它部分發表於「神學論集」。
而對當今台語文創作，張教授認為現在主流大抵是漢字與羅馬拼音混在一起合寫。他在教學過程，則常運用詩情畫意的文字為學生闡述台語文之美，他舉例五○年代的流行歌，有個句子：「東邊風雲綿綿纏，月娘閃袂離」，表達一個男子苦心追求女孩，歌詞用月亮形容女孩，表達被那雲一直纏著的樣子，所以用「東邊風雲綿綿纏，月娘閃袂離」，相當生動；另外，褒歌中「地上透風起土粉，天頂落雨起風雲，為娘掛吊心肝悶，糜飯未呷泔（am2）袂吞」，則形容丈夫出外，妻子飯吃不下，連稀飯都無法吞，那種譬喻展現心情的鬱卒，流傳台灣一百多年。
回顧求學時期的貴人
關於文學學術養成，張教授提及中學時期曾嚮往當作家，一九六九年他進入中央中文系，是第一屆學生，大三、大四唸牟宗三、徐復觀的著述；一九七三到一九七五年當兵，一九七五年考取東海大學中文系研究所。
秉著感念的心，張教授主動分享當時提攜他甚多的幾位恩師，誠如：曾是政工幹校政治系系主任任卓宣先生的太太尉素秋女士，她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被洪惟助教授評為全台灣只有「一個半詞人」的「一個」（另外半個是前東海中文所所長蕭繼宗）。她在張教授即將畢業前，就為他算好當兩年兵讀研究所之後的出路；只是當時他最想回中央，因為胡自逢老師曾說：「誰第一個考上碩士班，我努力想辦法讓他回來。」所以他自動向胡老師報告：「我今年畢業，有沒有機會回中大？」胡老師果然一諾千金，要他寄送資料，不久他就回中央任教，而尉女士也對此結果抱持欣然鼓舞的態度。
在文化大學攻讀博士時，最令他開眼界的是台灣紅學重要人物潘重規先生開設的「敦煌學」。他佩服潘先生去巴黎幫忙編整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找出來的文獻，並在整理過程寫了好幾篇論文，堪稱典範。張教授舉了個例子，當時潘先生他們編好資料後，地上一堆碎紙，用掃把掃一掃，可以捆好幾袋。潘老師說不能丟，地上拿了一紙碎片，上面寫「趙錢孫李」，他就用此殘片寫了一篇論文，確定了此文獻是北宋年間寫的，因為當年敦煌洞就在北宋年間封的，而傳說「百家姓」是北宋產物。五代十國，北宋滅掉的最後一國乃江浙錢塘家。作者是錢塘家姓錢的，他覺得「當今」趙是第一姓，錢則擺第二，所以是「趙錢孫李」。從傳說變成有文獻可考的論文──張教授認為在中文學界，應該讓有些學生走到這種地步，無論考據詞章或義理研究都應讓學生具備基本開創能力，才有意義。他常覺得像這樣一堂三小時的學分，可以讓學生優游其內，是很快樂的事情，可惜我們成長的過程似乎不是每堂課都這麼精彩。但回憶中，最令他推崇的就是牟先生的義理課、潘先生的敦煌學。
神學應該叫認識上帝的人來教
取得文學碩士後，張教授緊接著去唸道學碩士（Master of Divinity），而非先往上考文學博士，這又是何故呢？
原來，他省思著既然「我是一個基督徒，而神學不是叫一個不認識上帝的人來讀，應該是叫認識上帝的人來整理你所了解的信仰，神學是教你怎麼安排你的信仰，把你的信仰放在什麼地方。這不是I-It的關係，是I-Thou的關係，生命與生命，人與上帝的關係。所以，神學院一開始要你的洗禮證明，只是個客觀資料。我早就在這方面有所追求了，我只是要找如何論述的方法，西方整個神學傳統是這樣的。我也在那裏碰到一個跟在中文系學術系統不一樣的求學方式。在神學院裡面，真的翻轉了我很多想法。」
但尋求一套論述的方式背後，其實有個較感性的緣起。當年在台中念研究所時，他會抽空前往教會幫忙。那時接到的任務是在星期天帶查經班，讓一群五十、六十歲的人聽他這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講道，他心弦一緊，想道：「糟糕！我要怎麼查啊？這群人百分之七十都是中學老師，我帶他們查經？在我那個年代，做為基督徒也好，牟老師的學生也好，基本上都要負責任地講話！我怎麼負責任地帶一個查經班？我好像要稍微有點訓練喔！」
回中央後，他又帶中央大學團契，長老教會希望他擴展整個新竹教區，並以義工身分協助擴展，他也再度疑惑，當如何透過查經班解決他們人生的困惑呢？個人的問題都覺得很困難了，要如何解決別人的問題呢？循此動機，他拿定決心進入神學院深造。張教授誠懇地笑道：「那時我根本不想當牧師，我只想拿到那個學位，只想獲得那份知識。」這份追求知識的渴望，用以利益他人，若非熱血青年也難實踐呢！
「如果我可以學一個人，那個人就是謝緯」
身為傳道者，張教授心目中自然有他的學習榜樣，那個人就是謝緯牧師。謝緯畢業於日治時期的台南神學院，在他準備當牧師時，日本人開始控制教會。他當時考量當傳道人似乎很辛苦，於是先前往日本攻讀醫學。學成回到台灣後，他固定每週四從南投開車，開到今天稱為北門烏腳病的免費診所，到台南王金河醫師那邊。他與王金河、孫理蓮，三個連結為鐵三角，一同照顧烏腳病患者。有時，忙起來，一天曾有開了五、六個刀的紀錄，晚上再開車回到南投，幾乎已是半夜了！
後來王金河因此拿到醫療奉獻獎。張教授在中山醫學大學曾聽過王金河演講，「看到他時我真的是震撼，人家稱他為『烏腳病之父』時，他說：『不要叫我烏腳病之父，這個名稱應該給謝緯！』」
而令張教授佩服的還包括，謝緯是第一個自覺到台灣人應該自己來蓋醫院的牧師，他認為不能只依賴外國人來做這些事！因而有了現今彰化基督教醫院的二林分院，當時一群醫生輪流駐診，由教會奉獻土地蓋成的。
時常教授「醫療史」課的張教授，講起謝緯秉持「我早到一分鐘，病人少受一分鐘的痛苦。」這理念時，微微紅了眼眶。他也從戴仁壽、蘭大衛等西方傳教士，發掘基督教最寶貴之處正是這些宣教士，「他們讓我看到有活潑的生命源源不斷進入他們人生。」
從升等被迫延遲歷程省思儒家／基督教文化差異
張教授在中央大學中文系任教至二〇〇四年，期間曾為碩博士生開設了一門特別的課「儒家哲學與西方神學」，但聊起儒家與基督教文化的差異，他不禁想起曾發生在他身上一樁令他夢碎的生命經驗。
由於他關心學生事工，一開始學校勸他不要參加長老教會，但他認同自身就是長老教會的人，應當要做好傳道的相關事務。但在過程中，碰到許多奇怪的事情，包括代表中央大學參觀十大建設，當時整車子坐滿人，回頭一看，尤清卻坐他後面。在尚未解嚴的一九八四年，學校以「升等」來治他！
當時正在申請升等的張教授，已通過中文系、文學院的審核，然而，到了學校那關卻無法通過，理由是沒有博士學位。那時升等有兩條路線，舊的講師要升為副教授，是以論文升等的，而其論文已經通過了，學校卻以另一條路線擋下了申請。
「用博士學位叫改聘不叫升等啊！學校竟然有那麼多正教授、副教授，三分之一可以讓我不過。我年輕時候想追求當一個大學老師的夢破滅了……」
但不知是否上帝安排？戲劇性的變化悄悄上演。
該年十二月，一個廖姓先生，打電話邀請張教授前往新公園佈道，並表示：「七點到九點，你要早點到。」為了講道，也基於禮貌，他六點半準時抵達。結果正式由他講道的時間卻是九點十分，只講十分鐘，就解散了！雖然這份邀請似乎欠缺禮貌，然而神奇的事就在六點半抵達新公園後，他遇上當時青年歸主協會董事長翁修恭，他是李登輝在濟南教會的牧師，翁修恭講話是第一個節目，所以他六點五十左右到，他坐在那裡，關心地問：「張德麟，最近怎麼樣？」這一問，讓當時教師夢碎的張教授忍不住託出委屈。恰巧，翁修恭在聖誕節即將前往副總統李登輝家進行家庭禮拜，剛好有一個名額，便將張教授寫入拜訪名單中。
見面後，李登輝問：「你說學校用政治力因素卡你？」了解狀況後，直到五月中央大學校慶，四月份校長前往邀請李登輝演講時，李登輝關心了張教授升等一事，在他們「高來高去」的對話中，後來重新開會、表決，就通過了。張教授不諱言此特殊經歷，他感慨的是：「那個年代還好張德麟我碰到一個救生圈，沒有的話，永遠無法翻身。不知道有多少人沒有救生圈死得莫名其妙？」
但這份經歷帶來的禮物是促成了他唸文化中文所博士，其升等寫程明道，博士論文寫程伊川。亦即將中國哲學牟先生所講的兩條路理清楚：即象山、陽明的那條線；伊川和朱子的另一條線。
在著述《儒家人觀與基督教人觀比較研究》（1984）時，張教授提出西方人對人性的了解是由陰暗的那面切入，東方人的建構則不同。
以「什麼叫好人？」為例，他闡述：把你良心呈現出來，把你最真實的那一面表現出來，就是好人；可是西方人認為把人的內心呈現出來，那個叫壞人，他們受基督教文明的影響，所以他們講「回應」，當上帝的恩典臨到一個人，人要去回應。例如：你對人家的善意有沒有回應？那個response是做為一個人的責任。若說儒家強調人往內在思維在想的傳統，探討人與內在良知；基督教則往超越者看，討論人與上帝的關係。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
參照這兩種思想系統時，張教授忍不住反覆自問：「儒家文化傳統思維下的人會不會為我講句公道話？我會很care這件事，沒有一個受儒家傳統影響的人跳出來幫我講話，反而是蔡信發、康來新這樣的人，他們沒有修牟宗三。我所受的基督教傳統，一直在反省，為什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德國那麼多的基督徒碰到希特勒，結果安然無聲──這是恥辱！我們怎麼可以這樣做呢？基督教傳統會促使你反省你今天的每一步作為，有一天我們通通要攤在絕對真理者的面前，所以當年布特曼（Rudolf Bultmann, 1884～1976）是德國最好的神學家，人家問：你怎麼沒講話？在那樣的年代怎麼可以沒講話？我會想一個現實的問題，當我受到屈辱時，受儒家文化思想下的人你們怎麼沒講話？會不會是背後的文化傳統認為這種事不能講話？明哲保身比其他一切重要嗎？這是我在比較雙方文化下比較現實的、敏感的，親身接觸到的問題。」
經典認識與神學詮釋
閱讀《聖經》，張教授特別有感的是《路加福音》。這是耶穌接近受傷者、接近婦女的記載，那個天父是永遠等著祂流浪的孩子回家的父親。這份關懷弱勢的精神，貼近於「解放神學」。他以一八八六年，長榮女中（昔新樓女中）招生簡章為例，簡章上書寫的第七件事，中文翻譯大抵說：「不可綁腳，如果已經綁了小腳的，幫她解開！」他認為「解開」那兩個字力道十足，那是十九世紀的解放文獻，不要束縛女性可以認知的心智，不可阻擋女性上學的欲望，在那年代，蔡阿信的媽媽來唸書，蔡阿信也唸女校，蔡阿信成為台灣第一位女醫師，張教授感恩的說：「台灣的男女平權不是這樣一步步上來的嗎？可是你再想一八八七年，那時就為女性講話到這種地步，真的是不容易啊！」
另外，他也推崇《先知書》，因為它體現了基督教傳統特別之處就是繼承先知精神，講別人不敢講的話，以防止社會腐化。他信手拈來以下故事：「《舊約》描寫大衛王喜愛他部將的妻，便將這個軍人調到前線讓他戰死，然後把他妻子娶過來。先知就跑到他面前說：『我們國家出了一個很富有的人，自己的東西不用，還去用別人的……』大衛王說怎麼會有這種事情，指著上帝說：我一定把他幹掉！先知說：『那個人就是你啊！』我們會把這種故事在《舊約》的傳統中突顯出來。你能不能像拿單一樣對著那些人說：那個人就是你！」
訪談過程，不難發現張教授秉持敢言、利他的精神關心需要幫助的人。精力旺盛的他已退休，目前仍積極推動三件事：一、寫長老教會一百五十週年（1865～2015）歷史中的「白話字」史，將白話字歷史上推到大航海時代十六世紀，從南洋到閩南、到台灣；二、擔任審議委員，協助翻譯台語聖詩為華語；三、預計於二〇二〇年出版「現代台語譯本」，將希臘文、希伯來文《聖經》翻成現代台語。
這些偉大工程，真的需要像張教授這樣熱情的靈魂，也相當讓人期待成果！
而對當今台語文創作，張教授認為現在主流大抵是漢字與羅馬拼音混在一起合寫。他在教學過程，則常運用詩情畫意的文字為學生闡述台語文之美，他舉例五○年代的流行歌，有個句子：「東邊風雲綿綿纏，月娘閃袂離」，表達一個男子苦心追求女孩，歌詞用月亮形容女孩，表達被那雲一直纏著的樣子，所以用「東邊風雲綿綿纏，月娘閃袂離」，相當生動；另外，褒歌中「地上透風起土粉，天頂落雨起風雲，為娘掛吊心肝悶，糜飯未呷泔（am2）袂吞」，則形容丈夫出外，妻子飯吃不下，連稀飯都無法吞，那種譬喻展現心情的鬱卒，流傳台灣一百多年。
回顧求學時期的貴人
關於文學學術養成，張教授提及中學時期曾嚮往當作家，一九六九年他進入中央中文系，是第一屆學生，大三、大四唸牟宗三、徐復觀的著述；一九七三到一九七五年當兵，一九七五年考取東海大學中文系研究所。
秉著感念的心，張教授主動分享當時提攜他甚多的幾位恩師，誠如：曾是政工幹校政治系系主任任卓宣先生的太太尉素秋女士，她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被洪惟助教授評為全台灣只有「一個半詞人」的「一個」（另外半個是前東海中文所所長蕭繼宗）。她在張教授即將畢業前，就為他算好當兩年兵讀研究所之後的出路；只是當時他最想回中央，因為胡自逢老師曾說：「誰第一個考上碩士班，我努力想辦法讓他回來。」所以他自動向胡老師報告：「我今年畢業，有沒有機會回中大？」胡老師果然一諾千金，要他寄送資料，不久他就回中央任教，而尉女士也對此結果抱持欣然鼓舞的態度。
在文化大學攻讀博士時，最令他開眼界的是台灣紅學重要人物潘重規先生開設的「敦煌學」。他佩服潘先生去巴黎幫忙編整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找出來的文獻，並在整理過程寫了好幾篇論文，堪稱典範。張教授舉了個例子，當時潘先生他們編好資料後，地上一堆碎紙，用掃把掃一掃，可以捆好幾袋。潘老師說不能丟，地上拿了一紙碎片，上面寫「趙錢孫李」，他就用此殘片寫了一篇論文，確定了此文獻是北宋年間寫的，因為當年敦煌洞就在北宋年間封的，而傳說「百家姓」是北宋產物。五代十國，北宋滅掉的最後一國乃江浙錢塘家。作者是錢塘家姓錢的，他覺得「當今」趙是第一姓，錢則擺第二，所以是「趙錢孫李」。從傳說變成有文獻可考的論文──張教授認為在中文學界，應該讓有些學生走到這種地步，無論考據詞章或義理研究都應讓學生具備基本開創能力，才有意義。他常覺得像這樣一堂三小時的學分，可以讓學生優游其內，是很快樂的事情，可惜我們成長的過程似乎不是每堂課都這麼精彩。但回憶中，最令他推崇的就是牟先生的義理課、潘先生的敦煌學。
神學應該叫認識上帝的人來教
取得文學碩士後，張教授緊接著去唸道學碩士（Master of Divinity），而非先往上考文學博士，這又是何故呢？
原來，他省思著既然「我是一個基督徒，而神學不是叫一個不認識上帝的人來讀，應該是叫認識上帝的人來整理你所了解的信仰，神學是教你怎麼安排你的信仰，把你的信仰放在什麼地方。這不是I-It的關係，是I-Thou的關係，生命與生命，人與上帝的關係。所以，神學院一開始要你的洗禮證明，只是個客觀資料。我早就在這方面有所追求了，我只是要找如何論述的方法，西方整個神學傳統是這樣的。我也在那裏碰到一個跟在中文系學術系統不一樣的求學方式。在神學院裡面，真的翻轉了我很多想法。」
但尋求一套論述的方式背後，其實有個較感性的緣起。當年在台中念研究所時，他會抽空前往教會幫忙。那時接到的任務是在星期天帶查經班，讓一群五十、六十歲的人聽他這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講道，他心弦一緊，想道：「糟糕！我要怎麼查啊？這群人百分之七十都是中學老師，我帶他們查經？在我那個年代，做為基督徒也好，牟老師的學生也好，基本上都要負責任地講話！我怎麼負責任地帶一個查經班？我好像要稍微有點訓練喔！」
回中央後，他又帶中央大學團契，長老教會希望他擴展整個新竹教區，並以義工身分協助擴展，他也再度疑惑，當如何透過查經班解決他們人生的困惑呢？個人的問題都覺得很困難了，要如何解決別人的問題呢？循此動機，他拿定決心進入神學院深造。張教授誠懇地笑道：「那時我根本不想當牧師，我只想拿到那個學位，只想獲得那份知識。」這份追求知識的渴望，用以利益他人，若非熱血青年也難實踐呢！
「如果我可以學一個人，那個人就是謝緯」
身為傳道者，張教授心目中自然有他的學習榜樣，那個人就是謝緯牧師。謝緯畢業於日治時期的台南神學院，在他準備當牧師時，日本人開始控制教會。他當時考量當傳道人似乎很辛苦，於是先前往日本攻讀醫學。學成回到台灣後，他固定每週四從南投開車，開到今天稱為北門烏腳病的免費診所，到台南王金河醫師那邊。他與王金河、孫理蓮，三個連結為鐵三角，一同照顧烏腳病患者。有時，忙起來，一天曾有開了五、六個刀的紀錄，晚上再開車回到南投，幾乎已是半夜了！
後來王金河因此拿到醫療奉獻獎。張教授在中山醫學大學曾聽過王金河演講，「看到他時我真的是震撼，人家稱他為『烏腳病之父』時，他說：『不要叫我烏腳病之父，這個名稱應該給謝緯！』」
而令張教授佩服的還包括，謝緯是第一個自覺到台灣人應該自己來蓋醫院的牧師，他認為不能只依賴外國人來做這些事！因而有了現今彰化基督教醫院的二林分院，當時一群醫生輪流駐診，由教會奉獻土地蓋成的。
時常教授「醫療史」課的張教授，講起謝緯秉持「我早到一分鐘，病人少受一分鐘的痛苦。」這理念時，微微紅了眼眶。他也從戴仁壽、蘭大衛等西方傳教士，發掘基督教最寶貴之處正是這些宣教士，「他們讓我看到有活潑的生命源源不斷進入他們人生。」
從升等被迫延遲歷程省思儒家／基督教文化差異
張教授在中央大學中文系任教至二〇〇四年，期間曾為碩博士生開設了一門特別的課「儒家哲學與西方神學」，但聊起儒家與基督教文化的差異，他不禁想起曾發生在他身上一樁令他夢碎的生命經驗。
由於他關心學生事工，一開始學校勸他不要參加長老教會，但他認同自身就是長老教會的人，應當要做好傳道的相關事務。但在過程中，碰到許多奇怪的事情，包括代表中央大學參觀十大建設，當時整車子坐滿人，回頭一看，尤清卻坐他後面。在尚未解嚴的一九八四年，學校以「升等」來治他！
當時正在申請升等的張教授，已通過中文系、文學院的審核，然而，到了學校那關卻無法通過，理由是沒有博士學位。那時升等有兩條路線，舊的講師要升為副教授，是以論文升等的，而其論文已經通過了，學校卻以另一條路線擋下了申請。
「用博士學位叫改聘不叫升等啊！學校竟然有那麼多正教授、副教授，三分之一可以讓我不過。我年輕時候想追求當一個大學老師的夢破滅了……」
但不知是否上帝安排？戲劇性的變化悄悄上演。
該年十二月，一個廖姓先生，打電話邀請張教授前往新公園佈道，並表示：「七點到九點，你要早點到。」為了講道，也基於禮貌，他六點半準時抵達。結果正式由他講道的時間卻是九點十分，只講十分鐘，就解散了！雖然這份邀請似乎欠缺禮貌，然而神奇的事就在六點半抵達新公園後，他遇上當時青年歸主協會董事長翁修恭，他是李登輝在濟南教會的牧師，翁修恭講話是第一個節目，所以他六點五十左右到，他坐在那裡，關心地問：「張德麟，最近怎麼樣？」這一問，讓當時教師夢碎的張教授忍不住託出委屈。恰巧，翁修恭在聖誕節即將前往副總統李登輝家進行家庭禮拜，剛好有一個名額，便將張教授寫入拜訪名單中。
見面後，李登輝問：「你說學校用政治力因素卡你？」了解狀況後，直到五月中央大學校慶，四月份校長前往邀請李登輝演講時，李登輝關心了張教授升等一事，在他們「高來高去」的對話中，後來重新開會、表決，就通過了。張教授不諱言此特殊經歷，他感慨的是：「那個年代還好張德麟我碰到一個救生圈，沒有的話，永遠無法翻身。不知道有多少人沒有救生圈死得莫名其妙？」
但這份經歷帶來的禮物是促成了他唸文化中文所博士，其升等寫程明道，博士論文寫程伊川。亦即將中國哲學牟先生所講的兩條路理清楚：即象山、陽明的那條線；伊川和朱子的另一條線。
在著述《儒家人觀與基督教人觀比較研究》（1984）時，張教授提出西方人對人性的了解是由陰暗的那面切入，東方人的建構則不同。
以「什麼叫好人？」為例，他闡述：把你良心呈現出來，把你最真實的那一面表現出來，就是好人；可是西方人認為把人的內心呈現出來，那個叫壞人，他們受基督教文明的影響，所以他們講「回應」，當上帝的恩典臨到一個人，人要去回應。例如：你對人家的善意有沒有回應？那個response是做為一個人的責任。若說儒家強調人往內在思維在想的傳統，探討人與內在良知；基督教則往超越者看，討論人與上帝的關係。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