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出去的動機，是因為想要出去看看世界？還是被現實的貧窮文化逼得「不得不」出走？
由於在澳洲進行論文的田野調查，2014-2015年我以「打工度假簽證」(Working Holiday Visa)到澳洲打工「壯遊」一年，也因此有機會認識和訪談了好幾位從台灣到澳洲打工度假的年輕人，他們有的在農場採水果、剪枝、包裝；有的在肉廠做剔骨、切肉；有的則在餐廳做服務生，或是在超市做收銀員和理貨。這些工作對於他們來說，具有一個共同特色：「是他們以前在台灣不會去做的。」但為什麼他們要千里迢迢、離鄉背井跑來澳洲做這些辛苦工作呢？一個很常聽到的答案是出來看看世界、體驗不一樣的生活；然而因為缺乏足夠的存款，因此先打工，存點旅費，等到打工度假簽證快到期了，再利用先前打工存的薪水在澳洲到處旅行。這段旅程被許多台灣年輕人視為很特別的人生體驗。 到澳洲打工「壯遊」，突顯出台灣年輕人有一個到陌生英語系國家獨立生活、開拓視野的夢想；然而，打工度假或許也意味著另一個問題：台灣的年輕人在台灣體驗到了「貧窮」的滋味，因此他們選擇遠赴千里之外，去到工資比台灣高的國家，即使是做一些初級勞動力的工作。
工作雖然辛苦，但存到的錢比在台灣多
James（化名）是我在澳洲卸貨櫃時一起工作的夥伴，他今年29歲，以前在台灣是某電子公司的軟體工程師，現在在澳洲打工度假，有時一天做三份差：卸貨櫃、裝潢，和跟車清潔。我問他為何放棄台灣工程師的職位，他只淡淡地說：「台灣電子公司都嘛是責任制，每個員工進來就是準備賣肝，與其如此，我還不如來這打工，同樣的時間，但薪水卻高很多。」
因為和他的談話，我上網查了在台灣做相同工作的薪水。以卸貨櫃的打工兼職來說，平均一小時是台幣150-200元不等，但在澳洲卻可以賺到大約台幣600元左右的時薪。如果平時的花費省一點，的確是可以存到較多的錢。在澳洲，目前最低的法定薪資是一小時澳幣17.29（約合台幣400元）。即使扣除物價水準的差距，大部份來澳洲打工度假的台灣年輕人還是覺得可以存到比在台灣更多的錢。
另一位受訪者Annie（化名），是我在超市工作時的同事。大學剛畢業的她，只短暫在一間傳產公司做了半年，就放棄工作，轉而到澳洲打工度假。她同樣表達了在台灣存不到錢的想法。她剛到澳洲時，就到布里斯班的農場工作，三個月後，她累積到了二簽的資格（註1）。她說來澳洲打工主要是想存一筆錢，之後可以到處旅遊。她告訴我：「在台灣，大學畢業生薪水只有兩萬多，扣掉房租和雜支，一個月存不到五千塊。這樣我要存到什麼時候？還不如直接去到一個國家，在那裡一邊工作、一邊旅遊。」
台灣的低薪結構或許是為什麼有許多人在澳洲打工結束之後，選擇到其他國家繼續打工的原因。這些打工度假的年輕人都知道，在澳洲打工的經歷並不會為他們回到台灣後的職場和就業加分，一或兩年的打工度假甚至可能形成空檔年(gap year)，然而有許多人還是選擇以到國外打工的方式存人生的「第一桶金」，這無疑反映了台灣的低薪結構所製造出的青年貧窮現象。根據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一篇研究論文《薪資停滯？事實陳述與亞洲跨國比較》，韓國、日本以及香港都有遠高於台灣的平均月薪（大約台幣7-8萬），即使考量到消費水準以及景氣波動，台灣勞工的勞動報酬和實質薪資仍然偏低。許多年輕人在大學畢業後，只能領22K-25K的月薪；對他們來說，要存到第一桶金不知得等到何時，因此不如出國尋找機會。事實上，有不少的背包客，在第一年打工度假結束之後申請二簽或是請雇主擔保轉成457工作簽證（註2）。
新自由主義經濟下的青年貧窮和勞動剝削
從這些台灣背包客的訪談中，我們可以發現什麼？一個顯而易見的觀察重點或許是發展社會學和依賴理論所提及的國家間薪資和經濟發展差距，導致台灣年輕人到澳洲打工，企圖存較多的錢，正如同東南亞國家的移工到台灣或其他新興發展國家工作一樣；其次，「台勞」現象背後也突顯出台灣整體的經濟結構和貧窮文化，讓年輕人對於待在台灣工作失去信心，因為不但薪資不高，未來買不起房子，也存不到什麼錢。也因此，他們必須想辦法「逃」出去找更好的機會。許多受訪者也表示，他們認識不少人在澳洲打工一年或兩年後，存了好幾萬澳幣，實現了存到人生「第一桶金」的夢想。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下，資本和人員的流通更為快速，國家之間也減少了許多貿易來往的限制。在移民政策上，澳洲政府對於台灣無限額的打工度假簽證發放、二簽的政策等都證明了其希望藉由這些短期、即時的勞動力來填補初級產業的勞力需求。這些初級產業的工作，是大部分的澳洲本地人所不願意做的。澳洲學者Yan Tan和Laurence Lester在 Labour Market and Economic Impacts of International Working Holiday Temporary Migrants to Australia 一文中便指出，打工度假者持續填補了澳洲農牧業大約50%到85%的勞力空缺（頁373–374）。其他研究（如Alexander Reilly的文章 Low-cost Labour or Cultural Exchange? Reforming the Working Holiday Visa Programme）更認為，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拿著打工度假的簽證，只是為了到澳洲打工賺錢，而非旅遊以及獲得文化經驗。他們願意領取微薄薪資、超時工作，做其他澳洲人不願做的工作，導致無良僱主不斷下降勞動條件；如同台灣雇主和企業對待東南亞的移工一樣。
我們很難證明台灣年輕人到澳洲打工究竟是為了賺錢或是獲得文化體驗，比較可能的答案是兩者都有。然而，這個看似美好的機會（賺錢和旅遊），事實上可能存在著某些潛在的風險。舉例來說，台灣背包客並未和其他澳洲本地勞工享有同樣的勞動條件和待遇，被無良僱主剝削、或待不下去回來台灣的案例時有所聞。從澳洲全國電視台ABC所屬頻道Four Corners所拍攝的紀錄片《奴役生活》（Slaving Away）中可看出，因為在一個陌生的國家，對於當地勞動法令不熟悉，許多台灣背包客在層層仲介和外包體制中被剝削：他們超時工作、卻領取遠低於澳洲在農場或肉廠工作的最低法定薪資、沒有保險和退休金、還可能發生職業傷害或是遇到性騷擾 。
對於雇主來說，短期的打工度假背包客不過是即時的勞動力，他們來來去去，要隨時找到人力來填補空缺很簡單，也因此不太重視他們的勞動權益，反正只要不被檢舉就好。事實上，「黑工」現象在澳洲相當普遍，許多工作的薪資是以現金方式給付、沒有退休金和保險，也遠低於最低法定薪資。
著名的社會學者馬克思認為，剝削往往發生於勞動過程中雇主透過榨取多於薪資的勞動所得，以不等價的方式從勞動階級身上獲取剩餘價值。以澳洲打工的案例來說，雇主無視勞動法令規定給予背包客低薪，雖然背包客或許將黑工歸因於「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但其突顯的是勞動者並無太多選擇的空間。更重要的是，許多背包客事實上知道黑工背後所代表的勞動條件和薪資，但他們仍然選擇到澳洲打黑工，甚至認為許多黑工不需英文能力，非常自由、彈性且不用繳稅，是他們最好的選擇。
政府角色的再思考
剝削問題若回到最根本，我們必須探究的是，為什麼台灣的年輕一代，會紛紛想要打國外打工、會有著這樣一種想法：「待在台灣註定窮一輩子」。政府鼓勵年輕人應該多出去增廣見聞，但我們很少想過，他們出去的動機，是因為想要出去看看世界？還是被現實的貧窮文化逼得「不得不」出走？另一方面，政府也未積極保護他們，而只是當問題發生後才被動地尋求解決之道。政府角色和背包客在澳洲打工這件事情上的脫鉤，造成美好的「壯遊」夢想可能變成在澳洲被剝削的台勞。
從越來越多台灣青年到各國打工度假的現象，再對照東南亞移工在台灣的案例，不禁令人擔憂，台灣的競爭力不再，台灣青年正如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年輕人，得到其他更富裕的國家當「台勞」。青年貧窮的文化正逐步蔓延，台灣的年輕人剛出社會，即體驗到了無法存到錢、難以買房、沒有希望的未來。這造成的結果是：台灣可能已出現了所謂「失落的一代」。對於這一代的年輕人來說，既不像他們父母那一代正逢台灣經濟奇蹟，有較多的工作和發展機會；相反的，他們得面臨更嚴峻的考驗、更激烈的競爭，以及更早就得體驗貧窮的現實。
鼓勵台灣的青年到世界闖蕩，體驗不同文化是一件好事，但我們不願見到台灣的年輕人大量出走，那將導致已邁入老齡社會的台灣，在社會福利的支出承擔上更為雪上加霜。藉由澳洲打工度假的現象，台灣政府除了應確保台灣青年在國外打工時的勞動權益，更應該正視青年貧窮的議題，不管在經濟和薪資結構、教育訓練、社會福利，以及就業管理上，能夠參照其他國家的經驗，改善整體環境、增加台灣青年對於根留台灣的信心，並且讓青年貧窮的文化從根本上消失。
註1：為了因應初級產業的勞動力需求，澳洲政府規定，自2005年開始，在某些偏遠地區或從事特定行業（多為初級產業如農林畜牧、礦業、或工地建築業以及肉廠）超過88天，即有資格申請延長打工度假簽證一年。
註2：在雇主的擔保下，被擔保者可合法在澳洲工作長達四年，甚至可以在工作滿兩年後，申請成為澳洲永久居民的資格。需要雇主擔保的條件造成了當剝削事實發生時，許多勞動者可能選擇忍氣吞聲。請參閱：Velayutham, Selvaraj. 2013. “Precarious Experiences of Indians in Australia on 457 Temporary Work Visas.” 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24(3): 340-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