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弘祺 (清華大學講座教授；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
從現代政府的民主理念看來，好的政府應該大力設法保障知識人的獨立思想。
民主國家一般沒有標準課綱
首先，關於歷史課綱的問題：我認爲有沒有課綱對民主國家不是很大的問題。英國開始有課綱是很最近的事情。但是英國的問題與台灣不同，英國的地方政府（教育局）可以自行決定需不需要全盤照抄 [中央]政府頒佈的綱領。美國沒有由教育部頒佈的綱領。地方學校一般會咨商家長會決定要採用的教科書。南方的歷史教科書一般對内戰的寫法比較同情南方的邦聯。對邦聯的總統（Jefferson Davis）也有相當正面的記述。對名將李（Robert E. Lee）將軍更不用講,甚至於在阿靈頓國家公墓為他建造特別的墓園。因爲這樣，美國才沒有在内戰之後永遠分裂。臺灣沒有理由一定要有一個政府定的歷史課綱。
問題是因爲是臺灣政府（特別是國民黨政府）希望用歷史教學來維持它的正當性。國民黨主張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認爲它是一個絕對不可放棄的終極理想，必須動員歷史教學來培養或灌輸這樣的信仰（有很多國民黨員，或至少馬英九及王曉波當然相信「亡其國者必先亡其史」這個龔自珍的警句）；另外，這次修改歷史綱領主要就是要修掉那些與「臺灣自古不屬中國」這個説法。這樣，國民黨作爲一個緣起于中國的政黨就會缺乏它對抗中國的正當性，也缺乏它追求統一的基礎。
中國一向由政府控制歷史寫作
中國文化是對歷史的書寫最為關心的文化。這一點無庸置疑。在中國文化裏，操控歷史寫作非常重要，在今天臺灣的政治文化裏，只要誰有權，誰就想要操縱歷史寫作，想要多元，那當然難上又難。因此，今天的國民黨還是對歷史的寫作和教育非常地堅持。
但是臺灣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已經逐漸走上民主和多元的路，因此國民黨想要繼續控制歷史課綱，修訂他來適應自己的需要已經變得非常困難。如何在一個民主國傢推行歷史課綱，那麽英國或美國的例子便是很好的例子。在這些國家，政府的正當性問題已經不存在（蘇格蘭如果投票獨立，那也不成問題，因爲該地的歷史教學早已經不理聯和王國政府的歷史教本綱領）。所以在這些國家，歷史教學與政府統治的正當性已經大致脫鈎。我們在學習多元化的過程中，應該也主張政府盡量不干預歷史的課綱。如果無法完全不干預課綱（因爲有很多人希望政法告訴他們什麽是可信的歷史），那麽至少應該容許個別的老師或學校採用他們自己相信或喜歡的課綱。
台灣的歷史課綱至少應該委託專家來訂
如果有多數的人主張要有課綱，那麽政府就應該委託有公信力的專家或學術機構來設計這些課綱，以去除政治的干預。這個意見是來自知識人對學問和知識的堅持。我稱這個為「學統」（與傳統【例如吳澄、熊賜履，或近代的牟宗三、錢穆】的説法略有不同），這個是知識人對自己信仰的堅持，敢于獨立於「正統」或「政統」之外。我們讀歷史，第一要義不正是要培養這樣的尊重學統的知識人人格嗎？爲什麽我們政府對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們一個也沒有徵引來參與課綱的修訂呢？馬總統、江院長或蔣部長都是著名大學的博士、教授，怎會這樣輕視專業而傑出的專家呢？
今天，我相信大家大概都可以接受 沒有人擁有全部的真理的説法。健全的社會必須依賴知識人（或至少專業的學者）來幫助他們判斷真理。但是如果知識人當中產生了不同的意見時，那麽在傳統中國，天子的天縱英明是最後的標準。我現在講這樣的話，好像很好笑，但在傳統中國，卻真是如此。所以在過去，知識人最重要的責任就是不斷地提醒皇帝要「大中至正」，要「正大光明」，要「建極綏猷」，無非不是希望皇帝做聖人，他說的就是真理。在這種假定下，知識人當然無法建立他們獨立的學統。所幸，這樣的見解，現在已經被大多數人唾棄了。
推動多元課綱，尊敬個人選擇非常困難
但是要真正克服「政歸于一」的根本信念，放棄把政府當作是最後解釋聖人垂訓的道德教化的權威，這是非常困難的事。事實上，現在還是有很多人潛意識地相信不僅政治要歸於一，天下（？）也要歸於一。這些想法牢牢地根植在中國人乃至於臺灣人的心中。很多人不能了解我們可以用理性的方法來找尋真理（包括治國平天下的學問）。他們直覺地認爲找尋政治及社會（甚至於經濟，更不用講歷史）真理的西方學問，絕對比不上中國，或華人懂得如何替自己處理這一類的問題。我的話一點也不誇大。大家都知道華人在技術層面上，不僅學西方學得很好，現在中國的科技還直逼美國，恐怕離追過她的時候已經不遠。引得有些臺灣人也沾沾自喜。但是想想，中國人一般對美國或西方文化的社會科學曾經覺得有什麽值得學的嗎？大部分的時候，我們總在推託國情不同，來否定西方社會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等的政治和生活倫理。在臺灣，這樣的論調還是有很多人附合。
因此，在臺灣，因爲受中國的影響，缺乏多元性政治及社會的習慣，個人或個別的學校要抗衡中央政府自然非常困難。這是臺灣今天的困境：因爲臺灣的民主並不是建立在民主社會的「多元理想」或「地方自治」原則上面。尤其是後者；臺灣這麽小，要實施地方自治顯然很困難。不會有書店會特別為台南市或甚至於南部七縣市的中學印行舊課綱的歷史教科書。讀舊課綱的學生在參加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驗）時當然會吃虧。只要全國各大學的入學標準都是一貫的，那麽大家很難不遵行中央政府所提的歷史課程綱領。所以說，上面說的第二種提議，就是要征服容許個別的個人（教師）或學校不教標準課綱，實行起來還是有相當的困難。但是無論如何，我覺得我們要大力提倡這樣的政策。
國家或政府存在的目的：彌兒與羅爾斯
請容許我稍稍談一下思想性的問題。它就是：如何從這樣的困境中解脫出來？這就使我想起兩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來：一個是十九世紀的彌兒(John Stuart Mill)，另一個是前年甫去世的羅爾斯(John Rawls)。彌兒在他著名的《論自由》書中對多數人擠壓少數人的自由有很精辟的論述。簡單說，就是少數人的自由必須受到尊重，政府要保護他們使他們的主張和觀念享受與多數人同樣的法律保護，以做平等的競爭。這裡的平等當然是我們所說的機會的平等。彌兒在近兩百年前的這個説法影響了近代民主理論非常深遠，成爲歐美國家不斷繼續追求多元理想的努力基礎。羅爾在他的《論正義》一書中則進一步主張人類有責任替那些天生就無法與正常人有相等機會競爭的人（例如殘障者），補足他們所欠缺的機會。他的主張可以説是近數十年來影響整個世界的許多為殘障人士或喜憨兒特別創造機會的政策基礎。把他的理念擴大來看政治制度，那麽我們可以說政府除了要保障少數人的機會和自由之外，更還有責任把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平均加以調整，使得後進地區得以負擔相對上較少的稅賦或負擔。我研究中國考試制度的「解（配額）額」辦法，看出政府往往給後進地區較爲優惠的考取名額，讓這種地區的考生有比較好的機會到中央來參加會試或省試。這些政策上的考量證明了傳統中國政府也發展過類似羅爾斯的理念。
我希望讀者不要因爲這兩個哲學家是西方人就拒斥他們，說他們的理論不能借用于臺灣。兩位政治思想家的主張一致認爲保障獨立思考或容許推動與中央政府不一樣的觀念或政策，絕對是保障安定政府的必要措施。就是傳統中國的政府也都知道採行。從現代政府的民主理念看來，好的政府應該大力設法保障知識人的獨立思想，當地方政府因爲是屬於經濟的後進地區而無法參與全國公平的競爭時，就應該提供特別優惠的條件，以改進他們得到相同待遇的機會（而且在分配時，一定要努力堅守公正的程序正義）。
這樣的説法也許看似癡人說夢，但是我們必須要把它當作是理想和原則。作爲政府的首長，不能實踐截長補短的政治理想，那也就罷了，如果竟然因爲個別的機構或學校或個人不與你合作，就想法子來懲罰它們，這在進步的民主國家，其結果往往是適得其反，不堪設想。
結論：民主理想的實踐與公民爲什麽會不服從
這就是我所說的，如果教育部強行修改歷史教學課綱，以目前臺灣的政治現狀，要保持獨立的思考，那麽只能如我所建議：家長會、學校、地方政府，或甚至於學生本人都可以選擇不願接受或不相信政府頒佈的標準課綱。老師們應該有良心告訴學生他自己的想法。學生應付考試就會知道他不過是「硬付（！）」而已。如果地方政府選擇不採用新課綱，那麽它有責任還是把新課綱發給所有的教師們作爲參考。如果政府連這樣的建議都無法接受，那麽它當然是一個獨裁的政權。公民們要有拒斥這樣政權的覺醒。這是所謂「公民不服從」的真諦。
總之，我必須回到我自己在上面所標誌的基本重點：那就是思想的獨立與自由。政府通過課綱來干涉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幹什麽？這就是問題之所在。我的立場很簡單：放手吧，政府！不然就至少設法來幫忙學生和他們的老師們按照他們的知識和良心做他們的選擇。（2014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