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玉雯／臨安基督長老教會會友，國立臺灣文學館專案助理
巴爾的「正名運動」，開啟了一扇新的窗。讓文本裡邊緣、被遺忘的角色，以某種主體之姿，得以被納入視野裡。
士師記中的暴力— — 特別是性別暴力， 讓它成為幾乎無法好好直視的一卷書，同時也顛覆傳統對「聖典」的刻板印象。米克‧巴爾（Mieke Bal）的 Death and Dissymmetry （暫譯《死亡與不對稱性》），提供了許多精采的詮釋視角。本文引介巴爾書中筆者認為值得省思的論點，共分成三大主軸——正名、翻譯爭議與再思父權結構。
正名運動
在林布蘭（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的畫作《參孫的婚宴》（士師記十四章）左側，參孫周圍的人們正在宴席中熱烈討論謎語。這群人背對畫面中央的女人，其他人物也無視她。唯一轉向她的是一名女性，卻也無能為力；在另一名男人的控制下，她只能閉上眼睛，低下頭，她的手試圖掙脫男人的手。至於在畫面中心的女性（即參孫之妻），兩隻手交叉置於肚腹之上，似乎在保護她的子宮，同時象徵新娘的童貞和孤獨。林布蘭的畫作刻畫出「父權制度」下，女性的無可奈何與匿名性。儘管此畫名為《參孫的婚宴》，位於中心卻是故事中來自亭拿、一名非利士人的女兒。諷刺的是，女人居於視覺中心，卻沒沒無聞。
在我研讀聖經的經驗中，沒能遇到幾個「有名有姓」的女性角色已是家常便飯。我多是默然接受此現象，而把精力放在那些有名有姓，卻多是一語帶過的女性身上。由於此種經文裡的「差別待遇」，讓我在現實處境中，會刻意留意「名字」的重要性，並盡可能不以籠統的稱謂，掩蓋名字所應帶來的主體性。巴爾認為：如果文本拒絕給予這些女性名字，身為讀者，若同樣依循此規範，就是再次用文本暴力待之——不願意正名，即認同文本裡呈現的意識形態。因此，讀者若有志成為一名具批判視角的基督徒，詮釋經文時，確實應該保有對意識形態的敏感。
在全盤接受經文與如何保持些許距離之間，巴爾針對無名的「誰的妻子、誰的女兒」重新「正名」，以凸顯她們的主體性——包括十一章耶弗他的女兒、參孫的妻子和十九章利未人的妾。透過正名，讓角色能說話，也試圖保留女性的受限狀態。例如：巴爾將耶弗他的女兒稱為「芭絲」，因為「女兒」一詞的希伯來文 Bath 音譯為「芭絲」——芭絲‧耶弗他，或簡單一點：芭絲。既提醒讀者芭絲的依附關係，卻也賦予角色一些主體性。
參孫的妻子則被命名為卡拉（Kallah），這個名字在希伯來文中有複雜的意義，既指新娘（kallah），又指毀滅——“kalah＂；這個近乎同音詞，其意為徹底毀滅或殲滅——包括遺忘。在十四章的故事脈絡下，「卡拉」一名反映了女子的命運。至於利未人的「妾」，巴爾則正名為「貝絲」（Beth）。「貝絲」一詞，來自希伯來文「房子」在其故事中的雙關語。貝絲生於伯利恆，意為「麵包之家」（Beth-lehem）；「貝絲」的發音，也與芭絲（Bath）相近，兩者同為被犧牲的女兒。名字不只試圖賦予主體性，同時也凸顯主體所身處的層疊社會框架。
巴爾的「正名運動」，開啟了一扇新的窗。在文本中無法給予的，讀者可以在詮釋過程中，透過正名來樹立框架。像是相機的觀景窗，讓文本裡邊緣、被遺忘的角色，以某種主體之姿，得以被納入視野裡。以下內文，我亦將以芭絲、貝絲和卡拉稱呼她們。
「處女」爭議
在研究芭絲、貝絲和卡拉的故事時，不得不面對希伯來文中存在的翻譯爭議，影響了我們對故事的理解。首先，十一 37～39 的翻譯明顯傳遞一個圖像：芭絲是「沒有出嫁」的「處女」（和合本修訂版譯為「童貞」，並「從來沒有親近男人」）。以至於芭絲的哀傷，暗示著她的惋惜——無法從「處女」順利「許配」給另一男人，成為人妻。卡拉在林布蘭的畫作中，保護著子宮的雙手，似乎也暗示著「童貞」與「處女」狀態。在十九 24 裡，那可以交出去被強暴的女性之一，也是「處女之身」。如此的翻譯，免不了落入近代對女性的（性）道德潔癖，或是對「處女」懷著不可思議的迷戀？同時也體現出父權價值觀的無所不在。
中譯本的「處女」或「童貞」，希伯來文是 bethulah。巴爾解釋：在古代希伯來文語境裡，對人的生命階段跟狀態有不同的詞彙。以本段所探討的女性身分，至少可分為三種狀態：na'arah、bethulah 和 'almah。在廿一 12，na'arah 被譯為「年輕的」，指的是「少女」（未達性成熟）。bethulah 則表達進入適婚狀態的成年女孩（即性成熟、有生育力）——讀者也不可忘記，幾千年前的「成年」，約莫是當代剛進國中的「少女」年紀。'almah 則是達適婚年齡，並可能已有婚約，但尚未過渡至人妻的階段（試想卡拉的例子），或是未成為人母（必須以生育力在社會中確保地位，例如創世記卅八章的她瑪）。（註 1）
「少女」與「適婚女性」的幽微區別在於：「少女」仍然在她父親的權力之下，即仍舊是「女兒」。因此，不應該再從父權的「處女」性道德觀來檢視，而應從（性）權力部署與分配角度：na'arah 到 bethulah，再到 'almah 的轉變，其實點出女性從父親的財產移轉為丈夫的財產。此種「通過儀式」（rites of passage），對女性來說，是一個不安全和危險的階段，若未能通過，將成為被輕視的對象。其次，由名詞所標示的通過儀式可以發現：社會規範的「權力」，並不在女性身上，更加重了其危險性。在此江湖中，芭絲能做的，唯有以哀悼來抗議並記憶：女性在此種社會規範下「不能成為主體」。
從父結構與從夫結構
巴爾從（性）權力佈署的角度來分析希伯來文的用詞，便指出了士師記充滿暴力敘事的原因之一，即社會規範與制度在轉移過程中的血腥衝突。而當代慣用的「父權結構」概念不足之處，則在於士師記某個面向呈現的，是「從父結構」與「從夫結構」兩種制度的衝突。
士師記的故事背景，是以色列人在征服異族土地（尋求居住地）時，必須形塑一個與他族「有分別」的獨特民族（耶和華的後裔）。因此，巴爾提出經卷中的兩種婚姻結構（婚姻形式通常也是社會制度和文化的縮影）：從父（patrilocal）制與從夫（virilocal）制。在古早的遊牧時代裡，一個常見的婚姻形式是「比拿婚姻」（beena marriage），即負責放牧的年輕人居無定所（須「逐水草而居」），而女性（妻子）的年長父親往往擁有真正的房子，以及財富和安全。所以，丈夫住在兩個不同的地方——既在自己的家族和遊牧的帳篷裡，偶爾在妻子的家裡。妻子婚後，基本上仍與父親同住。因此，從父制強調父親在「家」／「房子」（社會的象徵）的地位和權力遠高於丈夫，亦有分配財產之權；從夫制，即當代較為熟悉的規範——婚後，丈夫將妻子帶到自己的氏族，妻子成為丈夫可支配的財產。
從父制與從夫制的衝突，在卡拉的故事中展露無遺。在十四、十五章，參孫的家族按照當時風俗習慣，前往卡拉家舉辦七天的婚宴。卡拉與參孫雖然舉辦了婚宴，但在要「進房」之前，謎語被破解，卡拉於是再被父親分配給參孫的伴郎。在從父制的角度，儘管卡拉看似已與參孫有婚約，卡拉的父親卻仍握有絕對的支配權。因而導致參孫要回頭找「妻子」時，赫然發現卡拉的「產權」已轉移，一怒之下，間接使得卡拉、父親與「家」，一同獻葬。卡拉的故事呈現兩種制度之間的轉變：父親（從父制）和丈夫（從夫制）兩個規範與制度之間權力地位的變化與鬥爭。參孫象徵的，即是從夫制意圖取代從父制的衝突。
再思翻譯
若以從父制與從夫制的角度，便能稍微解釋貝絲的故事——她的名字「房子」有強烈的象徵性；任何脫離社會「常規」的，都會被象徵、比喻為「行淫」或「妓女」。在閱讀士師記時，遇到此類的詞，讀者便可留意敘事者所立的位置。若士師記潛台詞是要樹立從夫制，建立從夫制為「常規」，那麼，任何歸順於從父制者——特別是女性，即是「不守規矩」的女人，即妓女；反之亦然。
在十九 2 提到：「這女人『發了一頓脾氣』」，原文其實是「行淫或不忠」。讀者必須追問：是在哪個制度下被「判定」為不忠？依照十九 1，貝絲在婚後離開伯利恆的父家，與丈夫同住。顯然，她所展現的是對「從父制」的不忠。在十九章的故事中，相較於前幾章，從夫制裡丈夫（利未人）的權力不斷增長，所以貝絲才脫離了父親的支配，與丈夫同住。這也才能說明，十九 3 為何貝絲仍邀請丈夫進父家，父親也熱烈的招待利未人。
由此觀之，「妾」（希伯來文 pilegesh）並不是指「細姨」；按照其「不忠誠」的行為，巴爾主張：更妥當的翻譯應為「從父制的妻子」，即住在父家的妻子，仍然是「父親的女兒」的妻子。也因為貝絲對從父制的「不忠」，以致在十九 24～25 的駭人經文裡，被推出去受強暴的是貝絲，而不是「女兒處女」。「無賴」要爭戰的，是利未人象徵的制度；利未人在兩種制度（家）的鬥爭過程中，敗下陣來，並以貝絲為獻，回答他無法化解的衝突。
結語
每個人的靈修途徑各有殊異，但關鍵在於：是否感受到生命力的綻放。對於筆者而言，讀經、釋經是靈修之路的重要糧食。在每一次可以如此拆解、建構、理解經文的過程中，經文的生命力於焉展現。願讀者們也都能在其中找到豐沛的生命力。
附註：
1. 'almah 即以賽亞書七 14 的「有閨女要懷孕生子」中的「閨女」。針對 'almah的翻譯，學界也已承認並非「童女」、「在室女」或「閨女」等名稱所指涉的「處女」，而是指年輕女性；且指的不是「即將懷孕」，是「已有身孕且即將誕下一子」的年輕女子。在現代台語譯本 2021 版亦有修正為「少年女子」，但仍保留「尚未懷孕」的語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