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書弘／本刊編委，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學生
圖｜邱國榮攝，台灣教會公報社授權
絕大多數的集體記憶都是屬於特定群體的，因此最困難的部分在於：我們必須跨越藩籬，願意將他人的歷史記憶納入，才有辦法談論和解。
前言：歷史時刻，聚集濟南
這場座談會於 2023 年 11 月 19 日在深具歷史意義的濟南基督長老教會舉行，邀請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許家馨，以及李登輝基金會執行長、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鄭睦群主講，從不同的觀點切入，探討台灣民主的歷史、現況與展望。
主題演講
許家馨：〈戰爭陰影下的台灣主體建構危機〉
許家馨以傳道書三 1～8 的「萬事有定時」作為開場白，引導聽眾解讀「時代感」——我們如何回應歷史的進程及上帝的呼召。回顧 1990 年代後半，台灣是「快樂與希望」的年代，雖然伴隨爭執與張力，卻讓人感到「有方向感」。不過，數十年過去，選舉策略和公共論述「失去幽默」的轉變，代表著社會的裂痕相當深刻。
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每次選舉都面臨台灣主體性建構的困難，以及使其產生矛盾的三個面向：第一、建立多數決（majority）的政治制度，例如總統直選、立委選制變革、修改憲法等等，但這些做法似乎高估了統合人民的可能，反倒阻擾將來共同體的形塑。第二、對選舉有過多期望，大眾應該回到公共領域的對話及討論。第三、法律制度如何處理轉型正義的相關議題，期待以立法介入的途徑解決分歧的認同，並非易事。
許家馨認為：這三個面向都奠基在某種民主政治的基礎之上，也內藏台灣不同歷史記憶所形成的分歧，相異的政治典範同時被分別繼承與延續，這就是選舉及法令制度無法創造社會對話空間的限制。因此，我們必須回到民主政治的原初精神，亦即對人的尊重、重視公眾對話，才得以萌生跨越撕裂的意志與彼此和好的動能。這些都很不容易，可是前人已為我們做了最美的見證，也就是翁修恭牧師、林宗義教授發起的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即便已逾三十年，仍為現在的台灣帶來更為重要的省思。
鄭睦群：〈上帝與凱撒的距離〉
無獨有偶，鄭睦群亦以經文作開頭，引述常被誤用的馬太福音廿二 21 耶穌談及「上帝與凱撒」的話，指出台灣社會對宗教團體的既定印象似乎過於限縮，認為宗教應與政治切割。但政治就是眾人之事，差別只在於參與的深淺，也不存在所謂「XX 一樣爛」的議題，而是一定能找到不同之處。
再者，政教關係可區分為四個面向：宗教與政府、政府與教會、宗教與政治、教會與政治。但台灣教會較熟悉的「政教分離」並非除魅化、有神學變遷進程的歐洲脈絡，而是「政府與宗教」的關係，並且和長老教會密切相關。
長老教會在 1970 年代發表的三大宣言，其實就是對政府的建言，也是對國際局勢、社會動盪的回應。當我們詢問：「基督徒該不該參政？」其背後的動機更值得商榷——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公民，本應關心、參與政治，只是要留意參與的角度為何？基督徒的參政，基本要件是對本地歷史處境的認識，以及基於自身信仰的反省來實踐政治參與。另外，雖公權力有時會向民俗或宗教「退讓」，但我們必須注意，這並不是將「宗教美德」強行納入公領域的藉口。換言之，基督徒不能將聖經中的某段話無限上綱，或強迫他人接受，因為政治是一項需要妥協的專業。
那麼，宗教該如何參與政治？鄭睦群認為最大公約數就是 1948 年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DHR）及 1966 年的「人權兩公約」（註1），它們訂定了民主與當代生活的制度規範。作為集體選擇的政治雖會倒退，但凱撒與上帝在同一時空中，重點在於我們是否實踐了上帝的公義。
講員對談與聽眾提問
台灣的民主制度如何運作？現況困境及危機為何？
許家馨強調： 政治極化（ poitical polarization）的現象全球可見。民主制度的組成極為複雜，也相當脆弱，人們常會忘記其原初精神，即近代自由主義所賦予的個人中心、去宗教化政治哲學，造成審視歷史、跨越及縫補歧見的能力逐漸退化；另一方面，有太多社會議題不是非黑即白、線性發展，若我們採取道德絕對化視角，則會產生問題。因此，在民主遭撕裂又須和解的處境中，宗教語言反而變為重要，這是世俗的自由主義無法提供的。無論個人的政治立場為何，其實都需要靈性、超越的穩定力量與語言來作為基礎，南非的屠圖主教（Desmond Tutu）是最好例證。
鄭睦群則提及：中華民國體制其實有民主、自由理念的設計，卻被《戒嚴令》與《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所閹割；而台灣獨立建國理念的萌生，就是對未能實踐本應自由民主的政體之反抗。此處帶出一個反事實的推論：若無動員戡亂，中華民國是否會更早迎來「憲法時刻」？我們必須思考：究竟是厭惡這套「中華」制度本身或破壞這套制度的人？再者，轉型正義的進程與手法也有待商榷與調整，例如「威權象徵」的移除，必須注意某些群體所承載的歷史記憶，以及如何說服「未受中華民國欺壓」的新世代？在中華民國民主化、本土化後，能否能期待一個對「紅統中國」更加強硬的泛藍，或者對中華民國更加寬容的泛綠？
身為基督徒，如何面對撕裂的社會，並縫合傷痕？
鄭睦群以自身的研究出發，指出長老教會經歷了「從大中華到台灣國」的國家認同轉變歷程，但重要的是在 1970 年代的分水嶺，產生不同路線的發展脈絡，這其實也是一種「做見證」，並且是開啟對話的可能。
若要問： 「身為一個基督徒能做什麼？」其實要先釐清：身為一位公民能夠做什麼？每位公民都有國家賦予的政治權利，至於如何利用，則取決於你的意識形態及對國內外處境的理解，也有可能與其他宗教信徒共享同樣的美德、價值，因為政治權利並非基督徒所壟斷。
許家馨則延續「縫合」的脈絡，強調：當我們提及台灣共同體的記憶時，其實有不同的起始點，集體記憶的特殊之處就在試圖將眾人歸屬於一個僵固、不變動對象之下的「去歷史化」，而台灣就是在藍、綠兩大歷史典範中，導致歷史敘述被絕對化、極化。
台灣是否欠缺「第三條路」的明確立場與敘事？許家馨再以去除威權象徵為例，在「綠」的典範下，轉型正義的行動是否造成部分人歷史記憶的被剝奪感？所以，與其問：「我們要做什麼？」不如先問：「我們看見了什麼？」絕大多數的集體記憶都是屬於特定群體的，因此最困難的部分在於：我們必須跨越藩籬，願意將他人的歷史記憶納入，才有辦法談論和解。
兩位講者如何看待紅色滲透？
「紅色滲透當然要拒絕，這還有什麼好講的！」許家馨堅定地笑著回答，但隨即嚴肅指出，大外宣之所以會有用，是因為它找到適合生長的土壤，而缺乏「中間路線」的台灣就提供了相當好的土壤。若我們對台灣未來的想像仍然狹隘或二分，那麼如何描繪一個大家都有容身之處的台灣共同體呢？思考這件事就是抵抗紅色滲透最好的辦法！
鄭睦群則呼應許家馨的論點，強調中國對台灣的意圖已毋須多談，但我們對於自身的現況有多少了解？我們願意被外來的勢力改變嗎？戰爭從來就不是僅限於武器熱戰的範圍，乃是攻打敵國的社會運作基礎，而我們是否有這樣的覺悟——有資格拿起槍抵抗的戰場和毫無對抗能力的刑場，我們要選擇哪一種？
如何看待「台語教會」、「國語教會」對政治呈現態度冷暖差異的現象？
對於最後的提問，鄭睦群表示：兩者歷史脈絡不同，所謂的「台語教會」本土性質當然較為深厚，特別對長老教會而言，關鍵點在於 1960 年代的「倍加運動」讓教會有機會更深入本地基層的生活，再加上些許牧者的個人立場，也由此催生了 1970 年代的三大宣言。對比「國語教會」秉持「支持國策」立場，兩方的意識形態就此產生分歧，這就是「台語教會」與「華語教會」最根本的不同。
身為「國語教會」出身的第一代基督徒，許家馨則提及：教會不對國家認同或政治立場表態，可能有其牧養策略上的考量，但所謂「保持中立」的態度若是奠基於「基督徒勿管政治」，那麼就恕難認同。不過，教會是否急於現時就發聲？若待真正的中間路線得以成形，教會能否成為把眾人凝聚起來的力量？在那天到來之前，我們可以透過像《新使者》和《校園》這樣的基督教「周邊團體」，來促進教會間彼此合作的可能。
小結：初試啼聲，期待再會
礙於篇幅，僅能就兩位講者的論述進行簡短梳理，歡迎各位讀者前往濟南教會的 YouTube 頻道，聆聽完整的座談會影片，勢必能獲得更細緻的啟發。容我引用許家馨曾在演講中提及的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宣告詞作為本文結尾：「台灣社會正面臨歷史轉捩的關口，這是基督信仰最能發揮止痛療傷再造生機的時機，我們依賴所有基督徒挺身出來，承擔苦難和責任，為了要見證基督的愛、接納與饒恕的福音，我們聯合基督教界一些有心的人士，以宗教的方式來醫治台灣歷史的傷痛，還有社會失喪的心靈，期盼使整個台灣社會脫離歷史不幸的捆綁，共同攜手，全力將台灣建造成上帝所賜福的美麗島嶼。」
相當期待未來《新使者》與《校園》仍有機會共同攜手合作，開啟不離地的信仰對話契機，縫合社會的鴻溝與傷痕，為台灣的基督教界注入一股新鮮的青年世代之聲。
附註：
1. 「人權兩公約」為《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兩份文件之簡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