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志強 (香港《時代論壇》社長，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研究及教學人員)
基督教媒體所為何事？
幾十年來現代傳媒的高度發展，到近年流動網絡普及，讓教會群體遐想無限，媒體宣教、互聯網宣教之聲不絕。只是，教會和信徒參與媒體工作，到底所為何事？也許不少信徒都會不假思索地說，不就是為了傳福音嗎？媒不就是要盛載主道嗎？然而，對於媒體到底要盛載怎樣的道、如何盛載那道，卻少有認真思考，往往簡化地祭出『傳福音』三隻字，以為就解決了所有問題。與其說是信心單純，倒不如說是一份信仰上、神學上的怠惰，只在乎拿來就手，缺乏深思，導致不知多少對信仰的扭曲，對福音的誤傳（misrepresentation）。
以香港的情況為例，過去二十多年來，基督教媒體看似發展蓬勃，掛著基督教旗號的電視台和節目、福音電影、網絡媒體接連推出，大賣廣告高調宣傳的大型聚會此起彼落，大家都喜歡找來知名度高但是對信仰體會未必很深刻、信仰實踐也不無爭議的名人、政治人物、演藝人站台，分享見證，帶領祈禱。然而，這些節目究竟盛載了怎樣的信息？對社會大眾展示了一個怎樣的基督教？讓人們對信仰和教會有怎樣的認識？這卻似乎比較少人理會。
不少以媒體為事工重點的機構，同樣囿於神學上的怠惰，只喜歡講求『果效』，於是不自覺地倒向極端的功利主義 —— 凡是『有果效』的做法就是好的。怎樣才算『有果效』呢？就是能够吸睛（群眾注目）、吸金（奉獻、營業）、吸人（决志人數）。在『果效優先』的大前提下，符合『三吸』條件就表示事工得到教會群體廣泛認同和支持，事工才得以持續；而令事工長期持續，也就變成了最重要的任務。這種『果效决定論』，其實只不過是機會主義，只要符合上述『三吸』條件，就不管它跟基督信仰的核心精神是否相符。如此這般的媒體事工，非但未能盛載上主之道，反而可能妨礙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了。
媒體生態轉變對教會群體的挑戰
事實上，教會群體長期以來都漠視了媒體本身作為文化載體（cultural carrier）的性質，只聚焦於怎樣利用它作為宣教工具，忽視了媒體與宗教之間一些更深層的糾結。近年互聯網（尤其是流動網絡）興起，導致媒體生態發生巨變，長遠來說，必然帶來足以搖動宗教（包括基督宗教）固有傳統板塊移動。教會中人縱使沒法釐清箇中道理，卻可能隱隱感受到一些巨大而無以名狀而且不知如何排解的挑戰，因而焦躁莫名。
1.媒體重心轉移
根據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自2014年開始持續進行的大規模跨國研究顯示，傳統印刷媒體（紙媒）在世界不同地區以及橫跨不同年齡組別之間，接觸面雖然正在迅速收窄，但是電視（包括電視新聞）的接觸面仍然甚為可觀，跟新冒起的網絡媒體依然足以分庭抗禮。也就是說，傳統印刷媒體迅速衰落，身陷困境；主流免費電視雖然觀眾群日漸收縮但依然是很多人依賴的主要媒體；流動網絡媒體快速冒起但是其實尚未成為真正主流。網絡媒體與傳統主流大眾媒體各據一方，或許有人認為只不過發放訊息的是兩種不同渠道，各有擁躉，各投所好，其實不然。在目前的政治經濟現實裡，兩種媒體絕非純粹不同渠道那麼簡單，而是各自聯繫著非常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網絡，甚至牽動著不同的價值觀與世界觀。
一般來說，主流大眾媒體，因為跟原有的政治經濟建制有著千絲萬縷的連繫，跟社會上既得利益集團關係比較密切，傾向維護既有體制（status quo）的穩定，因而政治立場偏向保守，對所謂激進思潮抱懷疑和抗拒態度，對於尋求徹底改變的倡議都會本能地有所保留。而新興的網絡媒體一般跟社會原有的既得利益階層關係疏遠，跟社會運動前線的基層群體關係較為密切，對既成體制多抱懷疑或批判態度。這當然是比較簡化籠統的說法。嚴格來說，大眾媒體不一定親建制，網絡媒體也不必然反建制。香港近年確實湧現一些明顯地親近（中國）建制、以大財團格局營運的網媒，可說是媒體生態的異數。但總的來說，傳統大眾媒體確實傾向『維穩』，網絡媒體則往往略帶顛覆性格。
傳訊科技革命帶來媒體生態的急劇改變，人們認知世界的途徑也因而改變，從依賴主流大眾媒體，轉移至（或者增加了）跟主流媒體立足點非常不一樣的網絡媒體，由此而轉換了（或者增多了）理解外在世界事物的角度。這是一種『知識論的轉移』（epistemological shift）—— 人獲取知識、認識外在世界的途徑和方式轉變了，對世界的看法與理解也必然變得不再一樣。
2.中心旁落
當人們觀望世界的窗口轉變了，本來的主流媒體失去了壟斷地位，使用人數（收視）下降，不再是社會上人人信任和依賴的消息來源，甚至不再是主要的娛樂消閒渠道，不再是整個社會的訊息中樞（information hub），失去了社會大眾媒體生活的最重要位置，形成『中心旁落』（decentering，或稱『去中心化』）的現象。那並非指有別的中心取代了原有的中心，而是沒有了中心，再沒有任何單一媒體或者組織體制（institution）在人們的媒體生活裡扮演主導角色。由此，人的視野、對世界事物的理解，不再受限於某一類政經連繫的觀點，不再囿於個別特定的視角，人也不可能再滿足於單一觀點，不再接受同質的言說，社會上所有組織體制因而面臨衝擊，個別組織的內部組成以及組織之間的關係也面臨一定程度的『洗牌』重整（reshuffling / realignment）。這是媒體革命所帶來的社會組織形態轉變（societal-organisational change）。
3.權力與權威轉移
當中心旁落，資訊來源不再定於一尊，人們對世界事物的判斷也不再受少數言論領袖的權威所主導，社會整體以及各個組織機制都經歷結構重整和權力重組，導致大規模的組織形態轉變，那就同時意味著不同組織體制的固有權威受到衝擊，權力受到挑戰。在此情境下，權威與權力逐漸從原有的言論領袖、組織領袖甚或組織本身，轉移到其他新興組織和領袖身上；而這些新興組織，一般來說規模相對細小，形態比較分散和流動，隨著外在環境或者機遇而迅速轉變，數量也多，因而也往往能夠在短時間內洗牌、重組。因此，權力與權威的轉移，其實也是權力與權威的分散 —— 舊有的權威與權力象徵並非由某一個新的權威取代，而是由眾多新的『小權威』所取代；舊有的仍在，也仍有追隨者，只不過影響力和能量大不如前罷了。
4.教會的存在形態轉變
中心旁落，權威與權力轉移分散，是社會整體和所有組織體制所共同面對的狀況。教會作為一個重視傳統與承傳、強調順服權威和行使權力的組織，大概比一般社會組織感受到更巨大壓力。當信仰的權威不再集中在神職人員（牧師、傳道、長執等等）身上，他們本來擁有的權力，以及行使權力的能力與能量，必然大大削弱。宏觀地看，這是一個世代更替的徵狀 —— 固有的權力結構逐步崩解，新興的權威和權力象徵逐漸浮現。然而，舊有的組織其實不會完全被動接受崩解的現實，卻會嘗試吸納、收編新興的象徵，或者採納後者的某些元素。這個過程，很大機會令原有的組織產生質變（qualitative change）；結果，原有的組織儘管沒有崩解溶化，它的特性、結構等都會變得跟原本很不一樣，從局外觀察，也許甚至會看不出是同一件東西；至於它的核心價值和信念，也可能會經歷相當大程度的重整、重塑和重新闡述。教會身為信仰群體，面對的正是這樣地動山移的徹底轉變，涉及最基本的生存形式、存在形態的改變 —— 即是說，信仰群體仍會存在，但是這些群體以甚麼方式和模式存在，如何表述他們的信仰，很可能跟我們過去一直所理解的『教會』大異其趣。這份難以想像的將來，恐怕會令不少現在的教會領袖深感不安，也因而出現反彈、抗拒，甚至拒絕面對那將要的來臨的轉變，或者試圖壓制轉變的端倪，這些都不難理解。
媒體革命的深層震盪
傳播革命和媒體生態巨變，究竟可以帶來怎樣的震盪呢？歷史上，上一次影響幅度最大的媒體革命，是五百年前古騰堡活字版印刷的發明，它令書籍在短時間內得以大量生產、供應、流通，成本下降，使書籍進入平常百姓家，成為愈來愈多人可以負擔的知識和資訊來源。閱讀材料既然可以負擔得來，閱讀的意欲亦隨之增強；愈來愈多本來沒有經濟能力、沒有興趣、也不覺得有需要讀書識字的人，開始嘗試讀書，識字率（literacy rate）隨之上升，讀書不再是少數精英的專利 —— 也就是說，獲取和傳遞知識，逐漸脫離少數人的控制而趨向大眾化。
古騰堡活字版印刷術的第一件出品是聖經。從此，聖經不再是每間教堂、每個教區才有一本，也不是只有主教、神父、修士才懂得讀、才有能力有資格講解。聖經首次進入了普通家庭，本來目不識丁的平常百姓，透過讀聖經而學懂認字，進而能夠自行閱讀和領受上主聖言，不再需要通過神職人員的講論才得以聆聽主道。這個媒體革命，為馬丁路德等的改教運動提供了客觀社會條件，宗教改革的主張才有實現的基礎。
活字版印刷的聖經出現之後，仍有人會執著於手抄本的『神聖質感』和神父的誦讀，另一些人卻擁抱大量印刷流通的聖經，嘗試學習自行閱讀，領受聖言，以致教會的中心地位旁落。當教會不再是信仰和生活上一切事宜的中心時，對信仰的權威以及解釋信仰的權力便出現轉移，逐漸脫離教廷和宗教領袖之手，分散到民間。當教會坐擁相當政治能量和社會影響力的時候，宗教權威和權力也就並非只是純粹『屬靈權柄』那麼簡單，而是涉及更廣闊層面的權力重組（power realignment）了。對於教會而言，中心地位不再，權威和權力都不再，就意味著她的存在形態面臨巨變。幾百年前席捲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本質上就是這麼一回事；但它帶給教會和社會的震盪，卻往往是不少新教基督徒所忽視的。
鑑古知今，全世界這幾年所經歷的媒體革命和媒體生態巨變，同樣給各個社會組織機制帶來深層震盪；基督教會身處其中，自難倖免，情況就跟當年的歐洲宗教改革有點相似。事實上，我們此刻所經歷的，只是一場規模和深度都難以估算的媒體革命的開端，對世界未來的深遠影響，遠遠未可見底。以目前所能略為想像得到的這場媒體革命的幅度來推斷，我們此刻所見的，很可能只是一場人類文明革命（revolution in human civilisation）的起點；它最終的規模、影響的幅度和震盪的深刻，甚至會超過當年歐洲宗教改革。
儘管當今教會對東亞社會（包括台、港等地）的影響力和政治位置，跟當年羅馬教廷在西歐的位置無法比擬，但由於教會是個傾向講究權柄、權威的地方，有可能比其他社會機制更首當其衝，受到的震盪更加深層。當信徒群體聚焦於怎樣利用媒體作工具時，可別忘記，我們也是被不斷轉變的媒體所包圍的，我們本身就存活在媒體世界中間。
註：
本文部份內容來自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負責的研究項目：『面向網絡與社交媒體時代的宣教與牧養挑戰』，該項目部份經費由世界傳道會/拿打素基金贊助，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