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岳 (台灣大學政治系博士、中央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每一個失腳的時刻，每個人都可能是踏繪的洛特里哥，或是被迫棄教的吉次郎。
2015年享譽國際的大導演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到台灣拍攝新作《沉默》(Silence)，未料，劇組在中影的佈景坍塌，造成一死兩傷，在本地引起廣泛注意。史柯西斯對此表達深刻的難過，也感懷他自1988年就想拍的《沉默》，註定是長久的考驗。
義大利裔的史柯西斯自小成長於紐約的天主教區，虔誠的他曾立志成為神父。這個志向隨著神學院考試落榜而中止，史柯西斯卻也從不忘在最拿手的黑幫電影中抒發他的神學觀。他的黑道分子充滿人性糾葛，片中的主角常是中下階級的人生奮鬥，在不斷的價值衝突中，尋求人生的意義。
史柯西斯曾在功成名就之際，拍攝一部飽富爭議的基督教電影——《基督的最後誘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原作是希臘知名小說家卡山斯基（Nikos Kazantzakis）所撰，由於書中描述違反教廷神學觀點，甫問世即列為禁書。史柯西斯喜愛原作展現的人性觀，也敢於挑戰世人對於耶穌的觀感；在《基督的最後誘惑》拍攝完竣以後，立即招來正反兩極的極端反應。
他因本片被提名為奧斯卡最佳導演，但本片上映過程飽經各地教會抗議。1988年10月《基督的最後誘惑》在巴黎聖米歇爾戲院的首映會，激進天主教徒甚至縱火抗議；美國當時最大的錄影帶出租連鎖「百事達」（Blockbuster），也明白拒絕此一作品上架。
史柯西斯在1988年拍完《基督的最後誘惑》以後，就想續拍《沉默》。但《基督的最後誘惑》引來的滿城風雨，讓所有的片商卻步，時隔25年，才再度獲得獨立製片的資助開拍，《沉默》不但是史柯西斯的堅持，也是史柯西斯宗教觀點的總結。
《沉默》是知名的天主教作家遠藤周作早年的作品，題旨在描述17世紀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在長崎宣教遭遇的迫害。日本導演筱田正浩在1971年即將之拍成電影，史柯西斯必然看過前作，這部討論神在苦難中為何沉默的作品，深刻反映人性在信仰中的軟弱。《基督的最後誘惑》上映以後毀譽參半，缺乏片商支持，都是觸發史柯西斯堅持拍攝此片的原因。曾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也有一段艱辛的宣教史，雖然《沉默》以幕府初期為背景，但透過李安的建議與《少年Pi的奇幻漂流》創造的成功經驗，讓史柯西斯有在台灣拍攝《沉默》的感動，這是對於台灣最好的祝福。
日本初期福音傳佈的光明與黑暗
日本是曾被視為世界上宣揚福音最艱困的地區之一，迄今基督徒佔全體人口的比例不到1%，戰時的民族主義動員與形同國教的神道文化根深蒂固，日本成為福音傳播的硬土。然而，倘若我們回顧16世紀的日本，卻會訝異的發現日本曾是福音廣佈的國家。而這一切可溯源於1549年的耶穌會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 Xavier）到遠東的傳教，起初，印度是沙勿略遠東宣教的起點，隨後，沙勿略前往麻六甲海峽，在那兒他遇見彌次郎並將之感化為第一個成為基督徒的日本人，這個機緣使得沙勿略興起了前往日本宣教的想法。沙勿略攜同兩位耶穌會士島來斯神父（Cosme de Torres）與斐迪南修士（Juan Fernández）自鹿兒島進入，訪問了日本最早的南蠻貿易港平戶，在領主松浦隆信的支持下，萄萄牙得以傳教為條件進行貿易活動，以長崎為基地開啟了日本與耶穌的相遇。
沙勿略在日本的傳教方式與印度不同，他認為日本的文化層次複雜，要讓日本接受福音，必先瞭解日本人的文化與哲學。沙勿略也計畫說服地方大名，同時也竭見「日本國王」天皇，以取得全國傳教權。沙勿略的願望在戰國亂世沒有成功，但在軍事與貿易的需求下，戰國大名渴求福音並帶領領地屬民受洗的情況並不少見。織田信長對於「吉利支丹」（此一時期基督教的日文名）就有高度興趣，他雅好南蠻商人與教士帶來的各式商品、服飾、思想、文化，並在安土城設有天主教堂，支持天主教的宣教；黑田孝高、高山右近、小西行長、織田秀信、大友宗麟、大村村中、有馬義直等「吉利支丹大名」對於福音的傳佈幫助極大，歷史學家估計日本的信徒在1600年有60萬人之譜，達總人口比例2.5%，將戰國末期稱為日本基督教世紀並不為過。
福音的傳佈並非總是一帆風順，織田信長之後而起的豐臣秀吉在一統天下後就改變了教勢的發展。歷史學者對於豐臣秀吉排斥基督信仰的原因並沒有一致的答案，有言者認為16世紀末葉佛教與天主教的衝突升高，也有人認為是發生萄萄牙人綁架日本人販於海外為奴隸販賣於海外。豐臣秀吉在1587年頒佈的《伴天連追放令》（伴天連為此時傳教士的日文稱呼）定天主教為邪教，驅逐傳教士，實是日本迫害基督信仰的起點。禁令初期的影響主要限於大名，黑田孝高放棄了信仰以保奉祿，而影響不少大名受洗的高山右近則堅守信仰放棄一切（今年教宗方濟各通過認定為真福者，得以在宣福禮追悼），但為了南蠻貿易的收益，民間的迫害尚不普遍，大村、有馬等肥前城主領地內的信仰仍在持續。
1596年，預定前往墨西哥的武裝商船西班牙聖菲利浦號漂流至土佐（高知），這艘滿載商人、傳教士與士兵的商船為了自保，恐嚇日本官員倘若覷覦船上財富，必受西班牙的嚴厲報復。此等言論被志得意滿的豐臣秀吉視為挑釁，不但決意頒佈禁教令，消滅基督信仰，京都奉行石田三成也下令逮捕京都大阪地區內的方濟各會傳教士，並令其削去左耳於寒冬中徒步行走千里往長崎伏法以儆效尤。受難者有伯多祿神父等6名方濟會成員，3名耶穌會士，俗方濟會成員計24人，隨行照料的2名天主教徒在行刑時也自願加入，在長崎西坂處刑者計為26名，史稱「二十六聖人」。作為歷史上的第一批殉教者，耶穌會士三木保祿一路宣講福音，會眾甘於為耶穌受苦，從容就義，行刑之日，西坂山丘上竟有4000人圍觀。二十六聖人的殉教事蹟之後在歐洲廣為流傳，1862年羅馬教宗庇護九世將這26人列聖，這條前往長崎的死亡之路上成為日本史上最知名的朝聖之路。
德川幕府領政以後，迫害之舉愈演愈烈。1605年大村純忠之子喜前放棄信仰，並驅逐了領地內的傳教士。1610，有馬晴信受幕府命令被迫擊沉葡萄牙船，日本與耶穌會關係落入谷底。1614年，德川幕府在全國頒發禁教令，篤信天主的大名有馬晴信被處死，高山右近與傳教士由長崎港流亡菲律賓，教堂盡毀，切支丹改蔑稱為「鬼利死丹」，日本的基督信仰進入黑暗時代。
值得注意的是面臨生死交關的時刻，仍有許多傳教士決志與其牧養的羊群同在，透過晝伏夜出與重新潛回日本的方式，持續為主事奉。幕府眼見無法簡單地禁絕人民愛主之心，開始要求人民告發神父，再於村里實施五人連坐，1617-1622年爆發大舉處決外國人宣教士與信徒的「元和大殉教」，1626年起更強制在教徒生活地區推行「踏繪」，強求棄教者踩踏刻有十字架或耶穌瑪利亞的聖像，以求禁絕基督信仰，後來成為全面過濾基督徒的強制措施。
幕府的全面壓制並沒有辦法完全禁絕信仰天主的政治勢力，1637年天草四郎高舉天主之名率領島原（長崎）與天草（熊本）的基督徒起義，史稱「島原之亂」，讓幕府對於天主教更為忌憚，進行更徹底的鎮壓，並導致1639年禁止葡萄牙船入港而生的鎖國政策。之後，日本基督信仰轉入地下，隱藏在佛寺信仰之中。1644年小西曼西奧神父在大阪殉教，日本教區再無主教。1657年在大村卻仍發現大量隱藏的地下基督徒而決定進行更全面的壓迫與清洗。此後，九州的平戶、生月、外海、浦上、天草等地的基督徒隱藏起來，在地下以領導者為中心守護基督教信仰。
200年後，幕府統制能力走衰，海外的宣教士與教徒再度現身五島，建立地下基督教村落。開國以後，天主教巴黎宣教會重建之時，200年來隱藏在地下的日本基督徒才得現身，與外國宣教士再會。當1865年長崎外國人居留地的大浦天主堂落成，在小西曼西奧神父殉教220年以後，主教才能再度重回日本。然而明治政府並未完全改變排斥基督教的態度，維新之後，再度實施禁教政策，迫害基督信仰，引發列強的強烈抗議，負有重責訪問西洋的岩倉使節團深知此事的國際影響， 敦促日本於1873年撤去禁制基督教之法令。可惜基督教的外來形象深植人心，遭逢明治政府以神道進行民族主義動員之時，基督教在日本的宣教大受限制。
承認弱者的勇氣：遠藤周作的《沉默》與提問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的基督信仰宣教雖然不再受到限制，然而作為日本人，卻常常必須面對深厚的日本文化與外來信仰之間的辯證。即使是篤信天主教的遠藤周作，在他的作品中也一再討論天主存在的問題。遠藤周作過世時，棺木帶上的兩部作品即是《沉默》與《深河》，《沉默》是遠藤周作早年的作品，是一部獲得谷崎潤一郎獎的傑作，書中探討的問題，足以一窺作家心中的神學觀點。
《沉默》探討幕府時期被迫棄教的耶穌會傳教士，如何面臨自身的軟弱以及信仰上的責難之問題。這部作品描述德川幕府時代期的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洛特里哥，為了調查恩師費雷拉遭受「穴吊」之刑而宣誓棄教之可，決意偷渡日本。費雷拉與洛特里哥均真有其人，費雷拉在日本長達20餘年，擔任「省區會長」之重職，他衷心事主，在禁教期間，費雷拉仍潛伏京都大阪傳播福音，回報耶穌會的報告展現其堅強信念，無人相信費雷拉會棄教。
未料，洛特里哥在傳教與尋訪過程中，也走上費雷拉的道路，先是受到棄教者吉次郎的幫助，又遭到背叛而被捕。在審訊過程中，洛特里哥一再被要求棄教，一旦不從，就有信徒遭到各種酷刑所殺，使他陷入在現實與人性的掙扎之中，使得洛特里哥也不禁質疑為何主放任信徒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保持沉默。審訊官員井上筑後守是棄教者，他深刻瞭解傳教士與信徒親密的關係，反而採用更殘酷的手段逼迫神父棄教。在天堂與地獄的掙扎下，最後由更名為日本名並娶日本妻的費雷拉親自向洛特里哥說服。起初洛特里哥斥責費雷拉的棄教之舉，然而，費雷拉反而要洛特里哥反思是否自認其生命較信徒更為可貴，是否願意接受棄教的屈辱而與日本的羊群共同受苦。洛特里哥最後體恤到生命的軟弱，放棄了信仰，住進「切支丹屋敷」，以岡田三又衛門的日本姓名渡過餘生。
遠藤周作曾自況《沉默》描述棄教陰影的「弱者」，正是他自己的寫照，書中棄教神父的描述，曾使遠藤周作在教會遭受來自神父的指責；在日本這樣的信仰硬土上，可能更需要「弱者的勇氣」，與遭受社會文化壓迫的肢體同悲同哭，因為每一個失腳的時刻，每個人都可能是踏繪的洛特里哥，或是被迫棄教的吉次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