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Tamih（林介雲） (台灣神學院道學碩士班學生)
社會滿布了廝殺的戰場，他們的理想被一一地消磨掉，最後他們只敢躲在教會當中。
法律界、媒體界的狀況
我自己大學學法律，同儕之間大部分目前都從事相關工作，像律師、司法官或者公務員等。而如果我們從最新一期的《商周》所做的報導，會發現雖然現在剛畢業的大學生的起薪都在兩萬多起跳，但工作三年後薪資就會成長到三萬初頭，而法律系畢業生比大部分科系來說都算是在這個水平線上面，然而這並不代表這群人擁有較好的薪資待遇與生活。因為現在這個社會普遍講求責任制，這是一個有問題的剝削制度，甚至包括部分公務員也是這樣被要求，所以往往工時早就超出契約和法定的範圍，以至於平均下來，他們的薪資與勞務成果是不成正比的。
我的母校在法律系上的排名算是中段的，這間大學的強項其實是在傳媒相關科系，所以檯面上的媒體業界有大量的從業人員都是從這裡畢業的，而我大部分的大學朋友也都是在這個領域工作。在我的觀察下，相對來看，從事法律或公務的朋友在青年貧窮議題上，倒沒有如在傳播媒體界或設計圈的人來得嚴峻，他們的薪資待遇在一開始就被壓在很低的水平線上，而現在我們都已經畢業好幾年那些在媒體工作的朋友，工資真的沒有成長多少。
這可能與教育和社會情境有環環相扣的關係，因為台灣本來是以實業為主軸，慢慢地已經蛻變成以服務業為大宗，且我們的價值觀長期受到傳播媒體的渲染下，對這種光鮮亮麗的都會化產物反而變成我們社會普遍盲從追求的，這個現況尤其以台北市為顯著，大部分的傳媒人或設計人都相信只有在台北才可能有發展的機會與空間，所以眾人都一窩蜂地往這裡面擠且不願意離開，這就回應了王教授剛剛所提，有錢的老闆就只願意開出低薪給求職者，因為這位求職者如果不拿這樣的待遇，後頭還有非常多人正在排隊。所以我認為這可能也是一個造成普遍低薪的狀況，不單單是與教育有關，也是跟當前我們形塑怎樣的社會有關。
躲在教會同溫層的青年
稍早葉大華秘書長有提到教會該做的反思，因為我現在另外一個身分是神學生，所以我就僭越地分享一些牧師們不太能說的事。
畢竟教會是處在社會裏頭，社會的情狀絕對會牽動教會，教會的青年也肯定正受到社會的青年貧窮的衝擊。我主要提兩件事情。首先，在這個衝擊底下，教會的青年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我個人的觀察是，大部分的青年不願意就業了，對於未來的發展是相當恐懼的，所以就留在教會的同溫層裡頭，每一次都參加所謂的特會禮拜或者各種活動，每一次都有一種生命昇華的確信（其實往往是小確幸），接著參加了各種各樣的服事團隊，最後他們就「被感動」，就當了傳道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令人憂心的事情，因為這個社會不再給他們夢想，社會滿布了廝殺的戰場，而他們的理想被一一地消磨掉，最後他們只敢躲在教會當中，最後他們成為牧師，最後他們也成為某種程度上的公務員。
我覺得這是一件我們一定得思考的事情。我所認識的人裡面不乏這樣的景況，就是在社會上走不下去才轉換跑道來神學院，我常納悶是因為：「你找不到工作才來的嗎？」這是我們作為教會的成員一定要警醒的，我們一定要去思考如何幫助我們的青年去勇敢地在社會上作光作鹽。
其次，是對於剛剛有提到的教會金字塔頂端的傳道者。我自己是出身原住民教會，有一次我碰到漢人中會的傳道師，對方向我詢問我母會牧師的謝禮水平，我母會的牧師是已經牧會20幾年的牧者，但這位剛出道的漢人傳道師的基本謝禮卻比原住民老牧師高。這裡不只顯示原漢生活水平的落差，也顯示了分配不均的問題。另外，前一陣子我跟朋友聊天才發現，原來在都市的漢人教會中，有一些牧者的謝禮最高竟然可以高達十萬左右，往下接續排列大概是七萬或四萬多。我不是要拆傳道者的台，我反而是想提出一個省思，如果我們的分配再多一點細心的處理，我們可以拿出更多的資源造就更多像王永宏先生這樣的青年才俊作教會的幹事，他們可以將教會的服事擴張出去；我們也可栽培更多如葉大華女士這樣的青年，成為翻轉社會的力量，讓基督徒的見證更多地回應我們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