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老旭暉／香港基督徒，長期關注巴勒斯坦議題
在「基督教錫安主義」理念底下，基督徒和現代以色列國的關係變得「神聖化」，故此教會必須對她作出支持。於是當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或鄰邦發動戰爭時，教會就因著要支持她也變得好戰。
「你支持那一邊？以色列人？還是巴勒斯坦人？」去年底在以色列／巴勒斯坦時，我在伯利恆遇到一對從英國來渡蜜月的華裔基督徒夫婦，剛巧他們迷了路，而大家都是要到耶路撒冷，於是我便帶他們到巴士站。在車程中，我問他們對以巴問題的看法，而他們則好奇我這個問題。
那時我感到很奇怪，不知該如何回答。無可否認，我對巴勒斯坦人過去百餘年的遭遇，特別是他們在被剝奪了家園後，再被以色列及西方政權和主流媒體忽略，或打造成滋事、恐怖分子一事上，非常同情他們。但我亦知道有六百萬猶太人在二次大戰期間被納粹德國屠殺，並在過去二千年來在歐洲被教會所默許、甚至支持的反猶主義打壓得很嚴重。
當時在巴士上，我們旁邊有幾位巴勒斯坦女學生，我藉其中一位的手機型號打開話題。傾談了一陣子後，這對夫婦也加入了對話。原來他們心裡有頗多的疑問，但礙於某些原因而沒有直接開口問。
我們對其他民族的認知，很多時都是透過媒體而非親身經歷。同樣地，很多時我們對聖經的理解，也是根據別人口中的教導（這本身並不一定是壞事），其中包括對以巴問題影響深遠的「基督教錫安主義」。
何謂「基督教錫安主義」？
很多的基督徒（包括作者）都可能聽過，又或者心裡亦接納以下某些或全部的想法：
- 猶太人特別受上帝恩待，祂並把聖地賜予他們。聖地是根據上帝的命定，永遠屬於他們。無論歷史或時間的流逝、猶太人的宗教和道德狀況怎樣，都不能改變這個事實。
- 任何祝福猶太人和猶太國的個人或國家，上帝都會祝福他們。相反的，上帝會詛咒或懲罰那些不這樣做的人。
- 今日的猶太人是聖經時期的以色列人的直系延續。所以，正如舊約時期的各國，會因著她們如何對待古以色列而被審判，今日亦如是。
- 幾千年前的舊約預言，自 1948 年現代以色列國成立之後陸續應驗。
- 上帝的末日計劃是直接與現代以色列國有關係的，而基督徒可以憑著協助實現那些關乎以色列的預言，而加速耶穌的再來。
- 現代以色列國的成立是一個上帝為猶太人所做的神蹟，亦是一個末世和耶穌快來的徵兆。
- 目前在中東的衝突，是由於那些不明白上帝對聖地旨意的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所引起的。
- 直到耶穌再來之前，中東不可能會有和平。所有那些由猶太人、阿拉伯人、聯合國和美國付出，為促成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和平的努力，是沒有用及注定失敗的。
- 猶太人將會在阿克薩清真寺和／或金圓寺上建造一個猶太聖殿，並在裡面繼續向上帝獻祭牲。
- 一場龐大（並按字面解釋）的戰爭——哈米吉多頓，將會於末世在以色列和鄰國之間爆發。當三分之一的猶太人在這場最終之戰被殺後，猶太人就會相信耶穌，而耶穌就會從天而降拯救他們。
以上都是坊間一些非常流行的論調，特別是當你去尋找和閱讀有關末世論的材料時，相信難免會接觸到他們。有時他們甚至是出自牧者或傳道人的口，令平信徒更容易接納。
但大部分信徒都不知道，它們大都是源於「時代論」的某些觀點，以及主要從那些觀點發展出來的「基督教錫安主義」，兩套在過去百餘年在基督教（特別是新教）圈子裡影響非常深遠的神學理論和理念。
「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主要發源於19世紀傳道人達比（John Darby）的寫作，後來由神學家司可福（C.I. Scofield）所著的《司可福聖經》結合到聖經當中，隨後被美國達拉斯神學院的創辦人卓化（Lewis Sperry Chafer）組織成為一神學體系，繼而在美國福音派（特別是基要派）中成為一非常流行的神學理論，最後再隨傳教士和神學生輸出到世界各地。今天我們聽見的「應許時代」、「律法時代」和「恩典時代」等概念都是出自「時代論」。這套理論的其中一個特點，就是它視以色列民和教會為兩個獨立不同的群體，而上帝在舊約對以色列民的應許到現今仍未（完全）成就，而他們亦將會在末世扮演一非常重要的角色。後來，部分「時代論」的支持者及持類似想法的人，根據這種觀點再發展成「基督教錫安主義」（註：這名稱主要是學者分析時用的，採納這種觀點的人一般不會用它）。
要理解何謂「基督教錫安主義」（Christian Zionism），或許應先理解何為「錫安主義」（Zionism）。「錫安」一詞在聖經出現超過 150 次，絕大部分是在舊約當中，泛指耶路撒冷或以色列地。對基督徒而言，「錫安主義」一詞很自然就會讓我們聯想到「聖地」。然而，「錫安主義」的另一個譯法——「猶太復國主義」，也許更切合她的主要創始人——赫茨爾（Theodor Herzl）的理念。他雖然主張建立一個猶太國家去解決反猶問題，可是他個人對在那裡建國，其實並沒有太大意見，考慮過的地方包括非洲和南美等地。可是，在某些新教牧者、學者和猶太宗教人士的大力推動之下，「錫安主義」運動最後在當時被英國管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實踐。今天，「錫安主義」一詞即代表近代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建國的政治運動。
而「基督教錫安主義」的原型，其實早於「錫安主義」之前出現。當時那些受「時代論」影響並非常積極的英國牧者和政客，例如貝爾福伯爵（Arthur James Balfour），因為相信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復國，正正切合了「時代論」對末世及以色列民的看法，故此對「錫安主義」非常支持。今天，「基督教錫安主義」已成為支持「錫安主義」的基督教理念，而它的具體表現是於政治、經濟及軍事上對現代以色列國表達強烈支持。
在美國，「時代論」和「基督教錫安主義」更隨著《末日迷蹤》（Left Behind）一系列小說及電影的出版變得更為普及。「災前被提」的概念雖不是「時代論」和「基督教錫安主義」所獨有，但它們卻是當代最主要的支持者。在華人教會，特別是台灣、香港等受西方文化和傳媒影響較中國內地深遠的地方，這些信念亦在教牧和平信徒間非常流行。
「基督教錫安主義」對社會的影響
「基督教錫安主義」深深影響了西方世界，特別是英美政府及媒體，對中東各種問題的看法及處理方法，並間接或直接引致中東地區不穩、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世界的相互憎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的敵對態度等。而某程度上策劃 911 襲擊的伊斯蘭激進分子的背後原動力，亦是因著美國政府長期偏袒以色列國的態度而起。
基於視現代以色列國的成立和維護為上帝末世計劃的一部分，故此信奉「基督教錫安主義」的人，一直推動在政、經及軍事上支持以色列政府。例如，歷年受美國軍援最多的國家就是以色列，而多年來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動用的否決權，有一半是和以色列有關的。過去曾嘗試推動中東和平進程的美國總統，其政策往往被國內的基督教錫安主義者，以及在華盛頓影響力強大的猶太遊說團體（Jewish lobby）所牽制（當然，美國為顧及本身在中東的利益，亦為重要原因之一）。
而因著需要合理化對以國的支持，政客、媒體以至整個社會，往往有意無意間扭曲阿拉伯及伊斯蘭世界。2003 年美英兩國不理會聯合國及國際社會的反對出兵伊拉克，結果當日言之鑿鑿的大殺傷力武器，到今天仍無處可尋（如來真的早被銷毀了），可是當時期在美國國內是有相當大部分的人支持出兵（而新教教徒的支持程度更比其他人為高）。到最近，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和現任美國總統歐巴馬，亦因為要爭取選民支持，而分別做出討好支持以色列人士的行動：前者宣稱「巴勒斯坦人就是不想要和平」，後者則在競選綱領中重新加入「耶路撒冷會一直是以色列的首都」的聲明（以巴和談的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耶路撒冷的地位問題，特別是自 1967 年開始被以色列佔領的東耶路撒冷）。
然而，受「基督教錫安主義」傷害最深、最直接的始終是巴勒斯坦人民。由於「基督教錫安主義」主張，巴勒斯坦地根據上帝的命定永遠屬於猶太人，所以巴勒斯坦人民被視為「外來客」，或昔日舊約的迦南人、非利士人等，是須要被「趕出」、「制服」，甚至乎「滅盡」的。而以色列國一直在美國政府的支持及默許下實行這個計劃，多年來用各種方法去壓制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拒絕難民回國，沒收巴人的土地及水源，在西岸地帶不斷興建猶太屯墾區、隔離牆，以及採取各種高壓管治手法，去迫使他們離開。
在西方媒體的報導下，以色列國所面對的危險往往被誇大，經常處於「存亡之秋」，無視以色列擁有可算是中東地區最強大的軍隊，是中東地區唯一擁有核武的國家，背後更有全球軍力最強的美國的強烈支持。以 2008 年 9 月加薩戰爭為例，雙方的死亡數字約為以色列 1 人對巴勒斯坦 100 人，以色列方面 13 名被殺的人當中，有 10 名是有份參與戰鬥的人士（其中 4 人死於己方的誤射事件），而巴勒斯坦方面 1300 多名被殺的人當中，超過 300 名是兒童（面對如此一面倒的數字，以色列政府和西方媒體一般的處理方法，是盡量把被殺的巴人定性為武裝或恐怖分子，並指控這些武裝分子以平民百姓作為擋箭牌）。而在 2011 年年尾，以色列和哈馬斯交換囚犯時，其比例更達到 1 比 1000。
「基督教錫安主義」對教會的影響
對教會本身，「基督教錫安主義」的影響亦非常深遠，而且具破壞性。先說它在教會和社會關係中的影響，在該理念底下，基督徒和現代以色列國的關係變得「神聖化」，故此教會必須對她作出支持。於是當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或鄰邦發動戰爭時，教會就因著要支持她也變得好戰。「神愛世人」的道理並不能擴展至巴勒斯坦人（並阿拉伯人及穆斯林）身上，因為一旦把他們人性化的話，整個理念就會被動搖。於是很多基督徒無視被欺壓的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又或對他們顯得冷酷無情，甚至乎把他們視為敵人。他們當中有些更比很多住在當地的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更為激進，因著相信這是耶穌再來前必須發生的事，而拒絕接受任何「世俗」的和平解決方案。
然而，亦非所有的教會和基督徒皆支持「基督教錫安主義」。例如早前美國聯合衛理公會就在大會中通過呼籲，停止任何支持或維持猶太屯墾區的經濟援助，並抵制在那裡生產的貨品，而部分分會更通過以撤資表達不滿。雖然暫時來說，他們仍屬較少數，影響力有限。
而「基督教錫安主義」對教會的另一影響，是它貶低了主耶穌基督在作為全人類唯一中保的重要性（提前二：5）。它過分注重舊約，以致忽略及偏離了新約的教導。特別是基督教本身是建基於上帝在舊約的種種應許，已透過亞伯拉罕的那一位子孫——耶穌基督成就（加三：16），並以同信耶穌的猶太人及外邦人組成的教會（弗二：14-22）為上帝選民的基礎（但不代表以色列／猶太民族整體在上帝計劃裡已無意義，惟本文篇幅所限，未能顧及此層面，有興趣的讀者請研讀羅馬書九至十一章）。若堅持上帝為猶太人有另一計劃，即是和這些新約的理念相違背。而其中一些較極端的，更主張重建猶太聖殿、恢復利未祭司制度，並重新開始獻祭牲，完全漠視耶穌已為我們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來十：11-12）。若確是這樣的話，基督就真的是徒然死了！
由於部分支持「基督教錫安主義」的人士，非常勇於發表自己的意見（你在搜尋器輸入「基督教」配以「以色列」、「 猶太人」或「 錫安主義」等詞彙就知道），容易讓人以為這是新教的「官方」立場。而當中那些較溫和，並積極向猶太人佈道的理應獲鼓勵，可惜他們始終跳不出整個理念的框架，常把（他們心目中）猶太人的「敵人」妖魔化的模式，並動輒把異見者定性為「反猶分子」或「不相信聖經和不跟從耶穌的人」（好像巴蘭先知一樣）。又或以這是「上帝容許發生的事情」作為藉口，對自己直接或間接促成的以巴問題不負任何責任。（根據這個邏輯，為甚麼拿單先知當時要去責備大衛？）
因著上帝對世人的愛（約三：16），並祂要求我們效法的命令（太五：48），以及我們所欠猶太人的屬靈債務（羅十五：27），我們固然要愛猶太人。但正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樣，若只以縱容和溺愛的方式相處的話，這樣的「愛」是否有益？而基督徒又為甚麼需要透過攻擊另一種族、人民或宗教，去肯定對猶太人的愛？我們的愛是否不可以擴展至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身上？即或有人要把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或穆斯林視為敵人，也請不要忘記耶穌曾吩咐過我們要愛仇敵（太五：44）。
若基督徒真的要表態，又或者支持些甚麼的話，我們不是應支持公義和愛上帝嗎（路十一：42）？
註：
在文中前段提出的那些關乎「基督教錫安主義」的一系列問題，是節錄自阿瓦德牧師（Rev. Alex Awad）所著的《Palestinian Memories》一書。若讀者對此題目有興趣認識更多，可在香港《時代論壇》上閱讀該書的節錄。另外，當地的天主教會、信義會、聖公會等不同教會亦在 2009 年共同發表了Kairos Palestine一文，表達對和平的訴求及現狀的剖述。
原文來自：《新使者》雜誌第133期（2012/12）此時此地讀路加（頁4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