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祈得 (台灣神學院神學碩士班準畢業生)
本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PCT）召開的「今日台灣教會的宣教任務」國際宣教研討會，就其開展成因而言，是為了協助PCT探討、研究台灣的新局勢，以及嶄新的社會處境，透過普世教會友人的經驗，與本土社會實況的解析，共同提出對本土教會的建言。筆者有幸受邀與會，在場聆聽卻不知不覺如坐針氈。
台灣政治局勢已經改變
在本次的宣教研討會中，大部分講堂皆以主題式開始，由二至三名講員，陳述其分析的觀點。在台灣的政治、社會、局勢分析時，很明顯地仍然建構在國民黨－民進黨的二元對立思維。這樣的政治分析方法，不只早就在台灣的政治分析當中過時，更嚴重脫離社會處境。細膩的來說，在台灣生活的人們，都可以感受到2016總統／直轄市長／立法委員選舉的政治氛圍，已經明顯出現關鍵第三黨左右政局的現象。包含了獲得五位立法委員席次的時代力量，轉為向民進黨靠攏的親民黨，帶來不一樣思維模式的綠黨、社民黨，以及傳統統獨政黨台聯和新黨的嚴重削弱，都很明顯地展現了台灣政治局勢的改變。
而事實上，台灣政治局勢的改變之關鍵，大部分的分析都會指向太陽花事件對於青年關心政治的影響。這樣的社會分析，是所有關心台灣社會政局變化的朋友都會注意到的。但是這次宣教研討會的社會分析，卻幾乎沒有注意到這明顯的社會變化，特別是年輕一代不一樣的思維模式與文化，是實質影響台灣社會變化的關鍵。沒有對年輕世代意識型態和文化模式的認識，便不可能預測或產生新一代的宣教想像，而這也使得宣教任務淪落於空談與幻想。對長老教會的社會分析方法產生許多的疑慮，也自然影響了接下來神學討論的方向。
台灣的後殖民處境
在神學論述的方向中，我們很明顯地並沒有抓到兩條脈絡：第一條是與普世神學研究的接軌，第二條則是與本土處境的背離。近年來，普世的神學研究大量產生，特別是面對女性主義神學、同志神學、後殖民神學、生態神學、殘障神學等等的討論，宣教研討會的討論中，幾乎都沒有更新。舉例來說：在探討性別議題的時候，還回到女性纏足的年代做歷史脈絡的論述，這樣的討論對現代台灣的處境來說，真的是極度不符合現代處境；女性的同工同酬、職業婦女須多負擔家庭勞務的責任、跨國女性移工造成的原鄉家庭困境，及來台後的性騷擾與剝削等，幾乎都沒有任何實質的討論。
而在探討台灣的轉型正義問題時，更不可忽略台灣的後殖民處境。殖民環境塑造了現有的政治體制，其教育體系更直接的影響了每一代台灣人的思維模式。台灣的後殖民議題，關乎到殖民統治、國民黨的再殖民系統，以及2000年之後，以民進黨為首的本土菁英建立起的政治勢力。阿爾及利亞的醫生法農，在1960年代的《大地上的受苦者》一書中，即提醒過我們這些本土菁英的危險性。因為這些本土菁英受教於殖民體系，幾乎等同於殖民者所認同最優良的被殖民者，因此他們的意識型態、想法、行事風格與思維模式，是深受殖民者所影響的；因此，在他們獲取政權後，幾乎可以肯定會進行與殖民統治類似的統治模式，剝削、殖民他們的同胞，而2000年後執政的民進黨所展現出來的，正是這種典型的菁英現象；也因此造就了台灣轉型正義很難實際展開的困境。
在上面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對社會處境的分析，實質上影響了我們的神學論述。筆者作為「年輕人」的代表，在會議中曾試圖提出許多的建言，但基於社會分析立場的不同，實在是很難達成有效的溝通或討論。而這也影響了我們的神學論述。對於本土神學來說，過去不斷強調的命運共同體、認同神學等等，實際上都應該面臨到更新的討論，以及神學觀是否與處境吻合的問題。以下分別提出些許的建議與討論。
重新思考「命運共同體」
就命運共同體而言，強調台灣面對中國與我們為敵的處境，在一島共同體的生存脈絡下，台灣的島民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之信仰觀。但這樣的命運共同體之論述，卻忽略到台灣本身處境下內在的矛盾。如果台灣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的思維，是建造在面對共同敵人的困境下，其實並不符合基督信仰的教導。基督教信仰的合一，並不建立於命運共同體的思維模式之下，而是建立於彼此相愛的團契關係之上；事實上，這才是具有前瞻性的思維模式。台灣的年輕人早已意識到，將中國當成共同敵人來對抗，並不能改變台灣的困境，也不能成為整合、討論統獨議題的關鍵。這其中實質的關鍵，在於台灣人的主體是否能夠「自存」。
台灣人主體的建立，牽涉到我們是否能面對過去台灣各群體內在的矛盾，也就是本土神學中所探討「認同」的問題。實際上對年輕人來說，認同自己是「台灣人」這件事已經不是問題了。根據新台灣國策智庫於2016年公佈，20至29歲年齡層的台灣人認同比例，高達91.8％；因此，台灣人認同的問題應該轉向至另一個面向，意即文化之改造與建立。台灣人對身分的認同，必須與人群認同、環境認同相連結。由於台灣都會區嚴重的跨族群狀態，族群分界逐漸模糊，「混血」實質上成為台灣的現狀。如何協助「混血」者參與族群事務，協助他們建立認同，獲得族群接納，建立與他人關係的認同，形成一個重要的課題。
而近年來由於地理環境的因素，台灣的自我認知開始轉向，「海洋台灣」以及將自身定位為東南亞的說法也逐漸產生。這必須替代傳統建立在土地上的神學模式，轉向至更寬廣的自然環境與生態之思維，使台灣人得以認同所處之島嶼及其生態圈。透過身分、人群、環境之認同，我們得以思考、建立新的文化典型與思維模式，進而產生新的行為模式，這才能將轉型正義之思維，愛人、愛神、愛上帝所造的世界之思維模式，帶入整個台灣社群之中。
紮實的社會分析是基礎
經由以上的分析、討論，簡單來看，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分析的方式與模型，實質上是如何影響了本次宣教研討會的討論，而討論後的神學結論，卻會實質影響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宣教策略。若沒有仔細檢視社會分析方法，以及舊有的神學觀念，我們很容易受到既有的經驗與論述所控制，進而無法看見社會真實的需要。台灣教會的宣教，需要的是紮實的社會分析，唯有透過紮實的社會分析，才能像舊約的先知一般，呼喊出先知性的聲音，呼喊出對社會不公義的批判。而唯有透過分析後重新的了解、信仰的充分反省與深度的投入，才能生產出有生命力，帶有熱忱與智慧的宣教深度。祈願我們能一同深入觀看社會真實的處境，並反省我們的神學思維，使之不斷地被更新，進而為這片土地帶來影響與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