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易澄 (精神科醫師)
我們常常看不見自己背後的價值體系如何在牽動著我們的思考、行為。
誰不期待「超自然」？
最近網路上流傳一段郭美江牧師在佈道會中對同性戀的歧視談話，一時之間，網路上能找到她的佈道會內容紛紛都被搜尋出來，並加以改編、揶揄與撻伐。誠然，郭牧師的歧視言論與「信耶穌得鑽石」的價值觀，都是需要被嚴肅檢驗的。然而其中有一段是醫治皮膚病，她用她的方式為受疾病所苦的信徒「斷開鎖鍊」，卻讓我不禁重新思索信仰與醫治的關係。筆者承認過去對於靈恩派的醫治、趕鬼，一直保持距離而拒絕理解。但是當一個人的立場、言論被無限上綱地否定，如果不拿捏批判的界線，也可能不小心落入了某種霸權，失去對話的契機。
我們該如何看待「醫治」，以及所謂的「超自然」？台灣社會或許有這樣的批評，認為郭牧師把許多問題給妖魔化為巫術權勢，自己本身也像是巫術了，甚至有人將她與「日月明功」相提並論。其實，不管是「日月明功」還是「斷開鎖鍊」的醫治特會，有時候我們的好奇心會驅使我們不禁想探究那些神秘組織的面貌，但卻忽略了另一個重點在於為什麼人們總是需要這樣的信仰。小說家丁允恭之前在蘋果日報上的一篇〈其時我們都到過平壤〉，其實說得很精準，「邪教往往像是一種心理治療，告訴不夠頑強的我們自己，仍然還有活下去的理由。」活在這個世代，誰能夠說自己不曾盼望過某種超乎現實經驗的力量，來擺脫自己的困境？捫心自問，又環顧四周，算命的、報明牌的，不是也充斥著我們的生活嗎？
只是歷史走到了現在，我們此時此刻所流行的，比起古代社會又更加複雜了，我們生病了依舊會求神問卜，但是也同時服膺了一套理性的科學，但是這套科學，其實再往前一步，可能成為帶有救贖意謂的信仰，同時也可能走火入魔。法國人類學家Bruno Latour在其著作《我們從未現代過》便申明，其實現代社會跟過去也不過只是規模尺度的不同而已。於是我們更要思考的是，我們拿什麼來批評所謂這些神秘的教會組織？我們該批判的是這些組織本身，還是更應該細緻得看待領導、參與這些組織的人，以及人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理性時代巫術難除？
有部從美國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叫作《驅魔》(The Exorcism of Emily Rose)，故事內容是一位疑似精神病發的少女，因為信賴當地教區的神父的趕鬼儀式，卻不幸身亡。電影的主軸圍繞在一位律師為被控告謀殺的神父辯護的過程。其中，有個精彩片段是在法庭上，精神科醫師與人類學家的辯論。精神科醫師主張，因為少女沒有接受正規精神治療而死亡，但人類學家卻認為是少女因為曾經服用了藥物，而導致驅魔儀式的失敗。顯然，電影的立場突顯了熱心助人的神父的一片真心，而我們也在其中看見了少女及其家人對信仰的依賴與虔誠。
驅魔的故事讓我想起人類學家Evans-Prichard對阿贊德人的研究。阿贊德整個族人都信仰一套巫術，這套巫術足以用來解釋、處理他們生活裡的一切問題，那是一套在其部族社會裡通行無阻也無所不能的信仰體系。如果這個體系是那麼的完整、單純，並且被好好地包裹著，那麼巫術作為一個社會的全貌，看起來好像也不是問題。只是我們的社會已然不再那麼的單純，我們誤以為自己已然進入理性與現代，但是又與超自然如此密不可分（就好像我們精神科的辦公室一樣，開個案討論會的時候總是朗朗上口所謂診斷標準，但茶餘飯後依舊談論著星座與塔羅。）
福爾人(Fore)的故事亦發人深省。福爾人為了傳承、凝聚人的情感，而有分食親人遺體的習俗。美國醫生Carleton Gajdusek在福爾的田野研究發現，庫魯症（Kuru）的發生和吃掉遺體有關，但這項研究也成為具有倫理爭議的經典案例。Warwick Anderson在《失落靈魂的收集者》中也陳述了，當時福爾人在信任Gajdusek醫生具備強大巫術，足以破解疾病的前提之下，將遺體送給了他作研究，最終雖然看似解決了庫魯症的問題，但是福爾人內部也對科學研究產生了質疑，例如沒有罹病的死者家屬，對於與科學家的禮物交換並沒有達到公平互惠，這個以巫術包裝的科學研究，似乎也撼動了福爾的信仰系統。
反思背後牽動我們的價值體系
回到日月明功與「斷開鎖鍊」的醫治特會。我們會發現其時當我們把這些教會或是靈修組織給神祕化、妖魔化地看待，那麼我們似乎也落入了一種困境，畢竟我們也可能都是某種價值信念的信仰者，只是對象不同，形式不一罷了。而當我們採取某種理性來介入他人的信仰時，往往也需要帶著謙卑。
我們該如何看待日月明功的信徒造成了無辜者的死亡，或是強調超自然的醫治特會牧師的一言一行呢？我想問題可能還是需要回到一個被忽略的提問，即：為什麼我們所處的世代，仍有這些團體的存在？人們為什麼要加入他們？究竟人需要的是什麼？而當這些組織「走鐘」了，我們的眼光其實應該還是需要除魅的。所謂除魅，當然不意味著要為這些組織找台階下，而是我們需要更小心翼翼地檢驗問題，並且以同理心來理解身在不同處境中的人的決定，而不是再為各種人貼上更多的標籤。
不久前一位疑似精神疾病的婦人前來看診，主訴常有感覺靈的附身。她的家屬說因為這事已經拜過廟、問過神，後來廟方說要找西方的神，於是也找過牧師，依舊無解。她來到我所屬的教會醫院，我仍然百思不解，畢竟症狀不是太典型的精神疾病。身為臨床工作者，基於有限的醫學知識，我的作法除了嘗試藥物治療，同時但也嘗試在診間為病人禱告，並奉主之名驅趕症狀。
只要是人都有軟弱之處，於是我們會有信仰，只是這個信仰不應該造成對他人的壓迫，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不能苟同郭美江牧師的歧視言論，也會對日月明功的不幸事件感到驚駭憤怒。但是有時候，我們的正義感跟革命的行動時常不易拿捏，因為我們常常看不見自己背後的價值體系如何在牽動著我們的思考、行為。郭美江牧師的言論固然有其荒謬之處，但是有時候，我們必須懸置怒氣與無限制地複製、改編與傳播其言行，或是將她的言論放在一種過於簡化的框架下來理解，如此社會才有對話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