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叡儀／馬偕紀念醫院牧師
即使沒有生育，仍可以回應上帝的創造性邀請；當她陪伴人成為基督救贖的新創造、經歷聖靈的更新，便是屬於靈性層面的「生養眾多」。
"Bad things at times do happen to good people."
在韓劇《機智醫生生活》，婦產科醫師用產科課本這句話安慰好不容易懷孕卻失去胎兒的母親；迎接新生命的產科醫師仍不免面對死亡，顯示順利生產不是件容易的事。這句話也表達：不是每件事都能找出因果，生命是奧秘！即使在醫療發達的今日，仍無法找出所有導致不孕的原因，無法保證求子者都能得子。然而，當不孕者轉向理當能回應奧秘的信仰團體，卻往往陷入更深的失落。
基督徒女性的不孕掙扎
我在婚前就與先生一同刻畫家庭圖像——全家一起服事上帝，圖像中除了我們，還有想像的孩子們，並且想了一些具信仰意義的名字等著為她／他們命名。直到婚後一段時間仍無懷孕，我們才抱著「不可能是我」的心情就醫，在接受各種檢查後，被判定「不孕」。
隨著台灣生育率在世界居末，「生育」成為國家議題而被放大檢視。不孕族群面對大量勸勉，實在有苦難言。在教會，最常聽到的是：「要生養眾多！」常有人對我說：「傳道人生養眾多就讓教會倍增！」當我誠實告知身體情況，就會聽到：「妳看撒拉過了生育年齡還能生子。」「像哈拿帶著信心求，上帝就會給妳。」偶爾有人說：「妳是不是生命有創傷沒處理，上帝才沒給妳小孩？」不孕者因為沒有活出「生養眾多」的見證，或是沒有「信心祈禱」得子而有罪咎感。難道只有得到子嗣才是最好的結果？教會除了鼓勵人建立基督化家庭，還能如何陪伴不孕者
聖經中不孕與生養眾多的敘事
撒拉（創十一 27～廿三 2）、利百加（創廿二 20～廿八 5）、拉結（創廿九～卅一）、哈拿（撒上一）奇蹟得子的敘事很吸引人，但這些經文無法安慰所有的不孕者，因為許多人終生無子女，且經文有其時空背景。女性主義釋經批判不孕敘事背後的「父權制」（patriarchy），古近東時代的「婚姻」是為了延續父系後代，當妻子無法為丈夫生育，就虧損了家庭及社群的榮譽。不孕是極大的恥辱，富有人家也無法避免不孕污名，只是經濟能力讓他們有更多的解決方法：代孕、收養、自然療法，一夫多妻也是合乎文化的解決方式。聖經裡沒有男性不孕的敘事——或許當不孕男性藉由換妻解決問題時，還會疑惑：「為何我總是遇到不孕的女人？」
所有女性都是父權制的受害者，受壓迫的女性還會壓迫更弱勢的女性，像是撒拉苦待夏甲（創十六）。一旦出生的孩子安全地延續父系後代，沒有功能的女性就會退出聖經場景，下一代受父權左右的女性會接續她，從撒拉到利百加，利百加到拉結毫無例外。族長的家譜顯示父權制與上帝的應許緊密交織（創十二 1～3；十五 1～21；十七 1 ～27），於是不孕女性的愧咎成為宗教靈性議題。
「生養眾多」真的是神聖的宗教責任嗎？上帝創造之初的心意究竟為何？其實「生養眾多」（פְּרוּ וּרְבוּ）（創一 28）不是專屬人類，從希伯來文可看見上帝給其他生物同樣的生育祝福，祂賜福魚和水裡滋生的各樣活物，以及使有翅膀的鳥「繁殖增多」（פְּרוּ וּרְבוּ）（創一 21～22）。人類與其他受造物的不同之處，不是「生養眾多」，而是人有「上帝形像」！上帝唯有在創造人之前進行神聖對話（創一 26），人基於「上帝形像」被賦予管理的責任，且人類是有性別的受造（創一 27）。性別反映上帝有男性、女性的形像，也表示人類個體間存在差異及關係；而「上帝形像」具有「關係性」，人類在關係的互動中反映上帝形像。
人治理世界必須反映創造主的形像，意謂人的管理要賦有「創造性」：人在差異中合一互動，是「人與人的和諧關係」；上帝將持續進行的創造工作與人分享，人在管理時順服上帝，是「人與上帝的和諧關係」；人仰賴上帝創造的生物維生（創一 29～30），並保障其他受造物生養眾多（創一 21～22），是「人與受造界和諧的關係」。不論人有無親生子嗣，當他在和諧的關係中生活，就是在「創造」，就是活出「上帝形像」。
當代求子者的多元樣貌
如果「生育」不是重點，為何「生養眾多」長久被視為猶太教、基督宗教牢不可破的觀念？要知道，「生育」在古代以色列不是單純的事，子嗣在艱困的耕作環境成為人力來源，有人力才能勞動及擴張土地。基於嬰孩高死亡率及孩童時期遇到致死疾病的可能，保守推估孩子五歲前的存活率是 50%。一個家庭若要有三個孩子成為人力來源，婦女要懷孕六次以上，而失去自己及孩子生命的風險使女人不願生育，（註 1）父權體系的掌權者則透過宗教控制女性生育。若要用經文關懷不孕者，實在需要以更新的眼光探詢上帝心意。
以「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的思維，生養多少關乎對世界的宰制，少子化就被視為台灣當前國安問題。但數據顯示，現今環境人口負荷量不同以往，公元前 1000 年的全球人口總數估測僅五千萬，目前已超過八十億。過多的人口及不合乎上帝形像的管理方式造成糧食危機、全球暖化、物種減少，使人類以外的生物無法「繁殖增多」。對應古代以色列低人口總數及低活產率，今日教會應更多給予活出上帝形像的教導，而非一味鼓吹生育。
辨認出聖經中的父權制，幫助我們對經文的詮釋及使用更加謹慎，尤其對於因為社會或家族壓力求子的女性而言，她需要得到解放性的釋經資源：即使沒有生育，仍可以回應上帝的創造性邀請；當她陪伴人成為基督救贖的新創造、經歷聖靈的更新，便是屬於靈性層面的「生養眾多」。不孕本身也是一個創造性的經驗，女性通常是在嘗試生育時，才會知道自己不孕。此全新經驗使女性面對各樣掙扎，關於身體、情緒、信仰、社群及家庭角色、母職意義、婚姻、呼召等等議題，在社會、心理、靈性層面重新建構，產出新的自我。不孕與懷孕使一個女性內在、外在都產生變化。
我們也必須承認，不是所有女性都可以藉由過濾經文中的父權制得釋放，若將求子動機都歸因於回應傳宗接代的要求，就太簡化女性的多樣性。有上帝形像的人會渴望創造，生育子女是創造性渴望的一部分，因此生育不是一個需要擺脫的束縛，要擺脫的是使女性、男性都不自由的父權制度。我們可以鼓勵不孕者探索「創造」的多元方式，但不需要否定她對生育的渴望。女性主義作家金博爾（Alexandra Kimball）認為，不孕的女性主義者有雙重疏離感：一方面，不孕群體拒絕女性主義傳達不要子嗣的「生育權」；另一方面，女性主義長期認為求子是與父權制合作，以致忽視或誤解不孕女性的生活。（註 2）其實不孕是非常女性主義的！不孕挑戰「生育對女性是理所當然的事」，不孕本身就是在對抗父權制，不孕女性可以驕傲地認同不孕的身分；而女性主義既然重視女性的多元經驗，也當容納「選擇不生育」及「選擇生育」的選項。（註 3）
成為接納不孕者的教會群體
若教會要成為接納不孕者的群體，就要考量信息及禮拜設計的包容性和會眾的多元性。舉例來說，我有一段時間很討厭母親節禮拜，因為禮拜中會邀請母親們起立接受禮物，此時沒有小孩的女性反而會成為焦點。我不是唯一在母親節感到尷尬的人，Salt Water and Honey 網站提倡母親節的「逃跑禮拜」（Runaway Services），為那些難以參與自己教會母親節禮拜的人提供安全空間，讓不孕、無子、單身者，或在伴侶關係、親子關係中掙扎的人，有安靜、反思的聚會。聚會內容有禮拜儀式、詩歌，也有參與者的故事分享，這樣的聚會承認母親節有苦樂參半的情緒，讓人們能真實地邀請上帝參與掙扎的故事中。（註 4）如果教會能細緻地考量會眾需要，同樣可以設計出賦創意又具包容性的禮拜。
教會在選擇牧養經文時，也可以跳脫傳統範圍。聖經本身就存在女性的多元樣貌，例如沒有生育的傑出女性：舊約有米利暗（出十五 20～21）、底波拉（士四～五），（註 5）新約有腓利四個說預言的女兒（徒廿一 8～9）；不是以母親身分被描述的女性：為家族及自己爭取權利、承受父親西羅非哈產業的女子——瑪拉、挪阿、曷拉、密迦、得撒（民廿七 1～11），以及對抗不合理父權要求的瓦實提（斯一）、拯救族人的以斯帖（斯）、耶穌親密的跟隨者——抹大拉的馬利亞（可十五 40～47）、虔心事奉上帝的女先知亞拿（路二 36～38）、廣行善事的多加（徒九 36）。既然聖經沒有單一的女性樣板，我們就不宜將求子「成功」的敘事套用到所有女性身上。
信仰團體可以成為陪伴不孕者的重要角色，不論是經驗分享、陪伴就醫、陪伴抉擇、一同祈禱和代禱，都是可能的關懷方式。但一定要注意：每個不孕者都是獨立的個體，有獨特的經驗與需求；當不孕者願意被陪伴，關顧者不宜過度將自身經驗套用在對方身上。陪伴一個人的哀傷、迷惘、失落，是進入她內在的至聖所，總要帶著恭敬及謙卑的心聆聽，與她同在；若不孕者需要個人空間，關顧者就不宜強行介入。「靜默」在陪伴或禮儀設計都是重要的，靜默是承認上帝主權與人的限制；當靜默被設計在禮拜中，人更能直接面對上帝。
生育的不孕子宮
在我的求子歷程中，上帝透過研經、自我覺察與祈禱，以及與人對話的過程，拆毀那些束縛我的框架，我不再看自己是生病或有殘缺，我透過不孕看見不同的世界，從不孕長出創造力。
我發現：自己還是渴望有孩子。上帝肯定這份創造性的渴望，不過祂邀請我把本屬於祂的子嗣奉獻給祂，由祂安排。當我發現求子的渴望是來自上帝，我感到很輕鬆，因為我可以認同女性主義，又不以求子為恥。當我將想像的孩子奉獻給耶穌，主將祂自己給了我。我在祈禱中擁抱嬰孩耶穌，我擁有祂，也被祂擁有；祂滿足了我最深處的渴望。我接納上帝可能透過子宮將孩子託付給一位母親，也可能透過其他方式，例如：收養孩子。
我現在是醫院的院牧，如果沒有經歷不孕，我不確定自己是否有陪伴受苦者的容量。不只一次，有醫師、病人對我說：「妳已經是一位母親。」不孕創造我成為靈性母親、社會性母親。許多人因為害怕無法解釋的事物，所以會急於給予苦難詮釋，但這麼做是切割自己與受苦者同在，也切割自己與同受苦的上帝同在。苦難可能讓人的生命有啟發性的改變；但苦難就是苦難，不必美化苦難，而上帝也一起受苦。在醫院，我遇見求子、安胎、流產、死胎引產的母親，還有因難產而失去母親的家庭。不是她們犯了罪才遇到壞事，也不是因為她們必須從苦難學習什麼。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會遇到這些挑戰，我能做的是以基督與我同在的方式與她們同在。
我在不孕中最重要的產出是「與上帝的關係」——與其說是我產出這份關係，不如說是如母親的上帝生出了我，在這個掙扎、難產的過程，上帝始終同在。我祈禱：每一位不孕者在這不容易的歷程中，孕育出與上帝獨特的關係，並孕育出屬於自己的生命樣貌。
附註：
1. Carol L. Meyers, Rediscovering Eve: Ancient Israelite Women in Contex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98–100.
2. Alexandra Kimball, The Seed: Infertility is a Feminist Issue (Toronto: Coach House Books, 2019), 11.
3. 1990 年代，黑人女性主義運動者表達對「生育權運動」（reproductive–rights movement）的不滿足，並提倡「生育正義」（reproductive justice）——每個女人都有權決定「是否要有孩子」及「何時要有孩子」。此觀點超越主流生育權運動「負面論述選擇」的主張（選擇不要有孩子），確認女人渴望有孩子的權力。參 Kimball, The Seed, 66–67.
5. 有些解經家認為底波拉不必然是「拉比多的妻子」（士四 4）；Danna Nolan Fewell 及 David M. Gunn 將「拉比多之妻」（אֵשֶׁת לַפִּידֹות）翻譯為「火的女人」（woman of fire）、「受靈感的女人」（spirited woman），參 Danna Nolan Fewell and David M. Gunn, “Controlling Perspectives: Women, Men, and the Authority of Violence in Judges 4–5,”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58, no. 3 (1990): 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