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博賢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生，長老教會大專工作者)
政教之間可以互相支持也可以互相反對，只要遵守「不過份連結」和「非歧視性」 原則即可。
杭亭頓（S. P. Huntington）「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重整」及「第三波」兩本書問世後，掀起學術界研究宗教對政治與社會影響的議題的高潮。在台灣最被討論的就屬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因其於台灣民主化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專文、專書的論著不勝枚舉。在當代許多社會、政治議題中，長老教會焚而不毀的會旗也從未缺席，如同在此次太陽花學運中，為回應作為一個學生運動的本質，而選擇扮演了後援的角色。
放大視野來審視此次太陽花學運，許多公民團體在當中扮演重要角色，除了黑色島國青年陣線 、包括環境類的地球公民基金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綠黨，甚或是女權組織婦女新知基金會，或是教育類的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可謂是台灣公民團體運動的大爆發，也震撼了社會！然而，除長老教會外，在當中卻缺乏宗教團體的參與，雖不令筆者意外，卻再次展現台灣宗教團體與政治的微妙關係！
歷史脈絡
當今的台灣是個宗教信仰很複雜的多元社會，總人口約2300萬，其中佛道信仰比例最大，約35%的人自認為佛教徒，約33%為道教徒，基督教徒約有4% ，其中天主教徒約30萬；基督新教徒約59萬，新教中最大的是長老教會約23萬。而縱觀近代以來的台灣政教關係，台灣從以政府管制為主的傳統社會轉變為基本實現了宗教自由與平等的現代社會。
然而這樣的轉變並非一蹴可幾，筆者簡要回顧歷史說明：
中國歷代政權世俗化程度很高，帝制時代多以儒家倫理作為統治思想，對佛、道等出世宗教相對寬容，在國民政府來台後，國民黨政府依循了中國傳統的統治經驗和在大陸時期的法律制度來治理台灣的宗教，台灣地區的居民大致上都享有了憲法所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各類宗教都蓬勃發展，或至少可以不遭受到嚴重的迫害。然而，對政教關係影響最為直接的卻是入台後的戒嚴、威權體制。《戒嚴法》，中規定：「得限制或禁止人民之宗教活動有礙治安者」。由此進一步明確了政府對宗教的管治。
長期戒嚴體制下，黨政力量以控制宗教為主要策略。如國民黨以黨部的名義設立「宗教聯繫輔導小組」，對順從和忠於政府的宗教積極收編，用以維持統治。如早年的中國佛教會或台灣省佛教會，都附設有國民黨黨團，以理監事兼任黨團書記。每次舉行大會或理監事會，必先召開黨團會議，選舉時尤然。（林蓉芝，2002）對明顯違背政府政策的教會（如長老教會），透過政務系統積極壓制、取締。對獨立性較強的宗教，國民黨政府則加強管控。
基督教與佛教的回應
解嚴後，台灣宗教團體在逐步的政治開放中，漸漸獲得受憲法保障的宗教自由。然而，各宗教與「政治」在過去威權時代的陰影，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在社會議題的參與上，台灣的基督宗教分為兩派，一為堅守廣義政教分立的教派（會），此派的立論多引用新約聖經「該撒的物還該撒，屬於神的歸給神（馬太福音二十二章15-22節）」或「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彼得前書二章13節）作為「政教分立」的依據，要求教會中不談政治，例如，台中思恩堂豐富教會就在網站中載明五不政策：不標會、不借貸、不推銷、不作保、不談政治。這樣的引用有釋經學上的問題，筆者暫不予討論，而僅呈述現象。
另一部份則為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多數的教會，對於政治、社會議題採取關懷、關心、關切並行動的態度。如此次太陽花學運，第一線進入議場的，便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牧者。後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對也於學運進行中發表〈學生『反黑箱服貿』公民行動的肯定與呼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長期關注政治與社會議題當然有其背後脈絡可循，但在這次學運中，筆者亦觀察到有平常較不涉入社會議題的教會，對於此次學運，做出了一些有別以往的動作。如火把行道會牧師於個人臉書中寫下叮嚀提醒參與學生的一些文字。
反觀台灣佛教團體，我們可以看到與政治「近—遠」光譜的三個落點：佛光山、法鼓山、慈濟。最靠近政權的是被視為相當親國民黨的佛光山。佛光山教育院院長慈惠法師曾在「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與政治」一講中，以「和而不流」、「不即不離」、「問政不干政」 強調星雲法師「問政」的入世態度。我們也可以在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來台時，佛光山動員僧眾於其參訪時熱烈歡迎的盛況中略見端倪。當然，此與星雲法師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等黨政要職應脫離不了關係。
法鼓山比較不向政府靠攏，聖嚴法師曾開釋：「法鼓山對政治一向保持中立的立場，對任何選舉都不會用團體的名義或組織的力量為任何人助選或參選。但是我們關心國家社會，鼓勵大家踴躍投票，以表達我們對國家社會的關懷，善盡國民的義務。」（釋聖嚴，2000）這樣的態度頗有政治學者郭承天所指出之政教制衡的意味。
而最有遠離政治意味的為慈濟，證嚴法師對於正式參與慈濟團體者，如慈濟委員、慈誠隊員、慈青等，有要求，依照所定慈濟十戒：不參與政治活動、示威遊行。而證嚴法師對於這十戒，有其說法：人間紊亂乃因不守戒律，喪失心靈道理，致人倫失序。每個人都有責任要保護好自己的身體、家庭、社會，要做到這分責任，須從自己守好規矩開始。而慈濟十戒亦是個人明哲保身之道。吾人可以發現，這樣倫理規訓，保有傳統漢傳佛教獨善其身、勿問世事的出世精神。綜觀三大山頭對政治參與上各有立場，也有各自的外在觀感，卻同時表現出希望達到至少「不干政」（強力干預政策）的最大公約數。
星雲與證嚴
回到此次學運，佛教界的確在當中扮演他們各自的角色，與國民黨友善的星雲法師於2014年4月6日佛光會「與文化之旅」活動中指出：「占領、對立的立場，只有鬥，只有仇恨」。學生們迷失執著於「自己的懂」，「他們以為自己對，別人都錯嗎？服貿，學生又懂得多少呢？」，他希望占領立法院的學生們及早回歸校園讀好書，「等將來把書讀好，選上總統，就可以由你們來改革台灣」。同時也呼籲馬政府面對群眾。因此有不少媒體與社會大眾再度譏諷星雲為政治和尚。
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為慈濟的表態，於4月2日慈濟功德會數位師姐與慈警會、仁醫會等12人至警政署關心慰問執行「立法院反服貿靜坐活動0318專案」員警。此舉使台灣媒體與社會大眾直指慈濟支持警方，打壓學運。
2014年4月13日昭慧法師於臉書中發表〈真相與煙幕——證嚴法師與太陽花學運〉一文，提及她忍不住於電話中向慈濟高層直言慈濟是做了不良示範，而慈濟主管的回答卻讓他震驚：證嚴法師根本不知有慈濟人「慰勞警察」，這是少部分慈濟人自發性行動，事前完全沒告知。此行為與慈濟「不介入政治」的態度，大相逕庭。甚至提到證嚴法師獲悉慈大也有學生參加學運，一再交代慈大校方，勿責備學生，而應要給他們安慰、關心。同時證嚴法師透過所屬大愛電視台的錄影，公開呼籲學運應盡快和平落幕，否則會對雙方帶來傷害 。
在此不探討慈濟功德會內部問題，以及宗教符碼遭底層濫用的問題，釋昭慧法師所揭露之消息，非常符合慈濟宗之政治態度，即「不參與政治活動」的慈濟十戒。
佛教就不管政治？
對於佛教在政治關懷上的論述，因筆者並非佛教亦或是華人宗教專家，因此短時間內無法提供更多資料，然，就其宗教創始者之行誼，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線索，就佛教史中所記，釋迦牟尼為反對印度世襲階級制度者，而提出對社會改革和關懷弱勢民眾的偉大思想，這樣的思想體系便是現代所知的佛教，因此，釋迦牟尼被稱為社會階級改革的理論與實踐者。
同時，回顧歷史，2007年緬甸反軍政府示威約有數千名佛教僧侶開始參加示威遊行。也因上座部佛教僧侶袈裟之顏色而稱做「番紅花革命」。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佛教應不只可以自身修持，更有其入世救苦的傳統。而台灣佛教教團多奉行太虛法師所提倡之人間佛教思想，更走入在家眾，也更貼近人們的需求。應此更應有與人民同苦的解放精神。
在實務上台灣亦有部分教團與法師，站在佛教教義的立場上，積極參與監督政府，提出倡議，表達該宗教之信仰反省對公共事務的意見。然而，仔細觀察，可發現仍然保持著「關心、關懷而不參與」的基本態度。例如昭慧法師長期關注賭場設置、動物權、非核家園議題。
政教的距離——可以不再缺席
回歸宗教層面，政治與宗教的關係疏密探討甚多，無論是早先的「政教合一」到近代思維中的「政教分立（離）」，以及近年來的「政教制衡」。筆者較同意「政教衡制」，換言之，政教之間可以互相支持也可以互相反對，只要遵守「不過份連結」（non-excessive entanglement）和「非歧視性」（non-discrimination）原則即可，這樣的作法的確比較切合實際且符合民主政治的精神。的確，宗教團體不宜掌握全部政治，免其成為打壓異己的「神聖」藉口，也違反宗教自由的普世精神。卻亦可依其教義、教理，對政府進行支持、遊說，甚或是表達反對的意見。
但如同前文所述，台灣宗教界仍在後戒嚴時期，受制於過去威權時代的陰影，而與政治保持距離，或附庸於政權，成為社會改革和阻礙台灣前途的保守勢力。然而，宗教作為人類文化與文明的底蘊，宗教創教者多在捍衛受壓迫的大眾，在政治中，宗教人絕對可以不再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