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之後社會關懷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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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之後社會關懷的興起

· 本期主題

作者︱拔尚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聖經學院老師)

主的靈臨到我，因為他揀選了我，要我向貧窮人傳佳音。他差遣我宣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光明；受欺壓的，得自由；並宣告主拯救他子民的恩年。——〈路加福音〉4章18-19節

社會事業的黨政化

二二八事件之後的台灣社會，經歷了「清鄉」與「白色恐怖」。整個社會就處在戒嚴高壓政治的社會控制下，任何社會發展皆受到嚴密的組織與思想監控。之後的台灣社會事業，與政治、文化各方面一樣，其發展幾乎完全斷層，似乎台灣在「光復」與「政府遷台」後，才開始有一些社會文化事務出現。

所有日本時代留下的慈善救濟、服務事業機構，由國民政府接收後停頓兩年。二二八事件平息後，當年6月，才成立台灣省社會處，整併、簡化為五個救濟院，勉強展開政府辦理之社會服務工作。省社會處推動的工作項目，除了救濟之外，著重組織訓練。在「反共抗俄」的時代，社會工作更誇張的成為「革命工作」。1945-1970年，可稱為社會事業的黨政化，政府的社會事業，延續社會救濟與民眾組訓，以機構式教養為主，興辦社會保險等。後者除了公務人員保險及軍人保險外，1960年省勞工保險局成立，擴大辦理1950年起以公營企業為對象的勞工保險，這是制度化保護弱勢的社會安全體系的濫觴。1965年發佈的〈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是開始有現代「社會福利」及「社會安全」觀念的政策綱領，但是此綱領宣示性的成分較濃，並未在立法及施政上落實。

一般而言，作為社會安全體系三大支柱的社會救助、社會保險與福利服務，除了救助之外，通常是透過改革性倡導，甚是社會運動，為弱勢爭取而來。但是在民間社會力量極其脆弱，甚至無法發聲的六十年代初期，掌控社會的政府推展以「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建設」為名，可稱為「恩給式」的社會福利措施，著重在鞏固政權的軍公教為對象之優惠性福利。勞工保險一開始也是以公營企業員工為對象，後來逐漸擴充到其他大型企業，尚未及於中小企業，是以對政權鞏固重要性較高者優先。也讓中小企業有壓低成本的生存空間，使其「彈性」與「活力」能迅速在國際分工體系裡卡位，成為「台灣經濟奇蹟」的要角。

慈善與服務模式

社會關懷可區分為推動社會改革的行動模式與照顧需求者的服務模式。在黨政化的這段期間，行動模式幾乎完全銷聲匿跡。民間社會關懷以服務模式推展，並配合政府政策或與黨政當局維持良好關係。

1965年由西方基督教國家傳來的基督教兒童家庭扶助基金會及台灣世界展望會相繼成立，建立以弱勢兒童為對象的專業社會福利服務機構，這是醫療教養機構外，非政府、非營利專業組織在台灣的新發展。即使國際性的基督教組織，政府仍企圖掌控，國民黨社會工作會有代表加入其董事會。至於更廣泛的社會服務項目，包括其他宗教在內的民間力量要在七十年代之後才逐漸展開。

1970年代台灣的一連串變局，使得知識分子產生嚴重的危機感，並在海外台灣人當中引發對台灣鄉土及政治前途的高度關懷。相反地，台灣社會卻是處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氛圍中。蔣經國發起「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愛國運動，卻能強力維持社會穩定。民間的服務型社會關懷仍持續發展，例如台灣世界展望會就稱此時期為機構的「開疆闢土」期：擴大服務事工，在山地成立十個兒童服務計劃區，分別以「中華民國萬歲、世界和平」命名，資助一千位原住民兒童。此時期台灣已成功地由農業轉型工業化，帶來史無前例的社會變動，農村凋敝，人口大量向都市流動，社會問題潛藏、積累著，無論慈善濟貧或新型態的服務型社會關懷的需求都是有增無減。

尋求社會公義

相對於其他民間社會服務在需求增加而擴充發展之時，長老教會開始走不一樣的路。重點放在台灣國際地位以及政治民主化上，也就是廣義社會關懷的政治面向。社會經濟面相對穩定，勞工、農民、原住民、公害受害者等「弱勢」意識薄弱。然而，極度壓抑的二二八事件深刻記憶，與高壓、威權統治相結合的「省籍歧視」深刻感受，遠超過社會弱勢階層意識，「社會不公義」「受迫害」的觀念，集中在政治面向，並帶著強烈的「受外來殖民統治」意識，愈壓抑愈是不可抑遏。與其說長老教會的社會關懷從「服務」急遽「跳躍」到「行動」模式，從「慈善」到強調「公義」，不如說政治面向的行動才有較強的社會動能，成為追求社會公義的優先選項。

在社會改革無發展空間的時代，長老教會孤獨地發展、預備提供另一種「社會不公義」「弱勢」意識覺醒的途徑——社會福音，以宗教神學的探討、宗教信仰的活動，迴避思想與社會控制。1965年宋泉盛繼黃彰輝之後執掌台南神學院院長的職務，並提出「道成肉身」的神學概念，從此長老教會的神學確立了「社會公義」的倫理主張，並繼續發展「上帝國」的宣教神學，於1986年將「定根本土，認同所有的住民，通過愛與受苦，來成做盼望的記號」載入「信仰告白」裡。

回歸鄉土現實，看見弱勢

七十年代危機感所表現出來的現象之一，就是文化尋根與回歸鄉土的熱潮。而這股熱潮表現在文學上，產生了所謂的「鄉土文學」，並在1977年爆發了「鄉土文學論戰」。「鄉土文學」使得葉石濤這樣的「遺老」找到上承二、三十年代的台灣新文學傳統的管道，強調文學要建立在土地的基礎上，反應現實社會生活的狀況，要求用文學來正視現實的焦慮。五十年代被清乾淨的二、三十年代以來台灣的左派傳統，藉著「鄉土文學」，悄悄地開始復甦起來。左翼路線的《夏潮》始於1976年，由一群來自台灣不同社會階層但都以關懷鄉土、文化提升以及實現「政治、經濟和社會民主」為職志的人士所組成。

「鄉土文學」的新風格，最重要的是「回歸現實」的觀念，使知識分子的危機感與矛盾找到一條出路。當時，熱血青年有許多實踐方式：民族主義式的「百萬小時奉獻」、《大學雜誌》菁英獻策性的提出〈國事諍言〉，也有人組織服務隊下鄉服務。大學校園、知識圈關懷現實社會的需求與熱情，讓黨政當局害怕朝組織化運動方向走而失控，透過「救國團」及校園青年學生工作，一方面把「青年戰鬥營」的屬性育樂化；另一方面組織農村、漁村、山地服務隊，雙管齊下來馴化青年學生，也提供了服務型社會關懷的管道。與其說，青年學生「下鄉」體驗、關懷現實社會人民的需要，不如說透過「服務」，把都市的、中產階級的、台北華語文化式的價值觀與意識型態帶到鄉村。

「鄉土文學」路線延續至報導文學的興起。1985年《人間》雜誌的創辦，在當時解嚴前的氛圍中，提供了眺望另類視野的窗口，彰顯十九世紀濫觴的報導攝影人道主義鮮明色彩。為之後走入田野、擁抱中下階層弱勢族群的報導文學奠下根基，對當時台灣社會弱勢關懷有很大的啟蒙作用。

社會運動興起

「鄉土文學」路線蓄積能量，很快地從現實社會關懷中碰觸到：解決「社會」問題必須從「政治」著手的「現實」。加入結合戰後的各路政治反對傳統的「黨外」運動，政治改革運動終於引起當局強力鎮壓，爆發1979年「美麗島事件」，反而讓「黨外」異議雜誌風起雲湧，不畏查禁、前仆後繼地大量出現。所探討的問題，及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層面，一時間，百花齊放，思想的網羅被衝破。

國民黨政府此時轉以經濟來維持政權的合法性。因此，來自經濟分配不公平的社會矛盾所引發的社會變革，台灣原本並無強大的社會面內在動力。受到黨外改革運動思潮啟蒙的大學生、知識分子開始走入人群，關懷弱勢人權與正義，八十年代的新興社會運動於焉展開。系統化的社會運動組織訓練，是從加拿大引進的URM-CUT訓練。1982-1990年，受過該訓練的台灣學員超過七百人，有草根工作者、牧師、農民、勞工、漁民、學生、婦女、環保人士、政治工作者；有原住民、客家、福佬、新住民；有基督徒、非基督徒。這些人都為著愛與公義的實踐，默默地作了許多感人的事工。他們的參與，加速了台灣民主化及社會福利制度化的過程。

日治時代曾興起強烈改革意涵的勞工及農民社會運動，隔了五、六十年才重新出發。1984年的5月1日，一群黨外運動的積極分子，聚集在義光教會，成立了台灣戰後第一個工運社團「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該年，起因於美國工會與貿易方面的政治壓力，「勞動基準法」在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推動下，通過實施。這兩件事情，對台灣的勞工運動，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1987年解嚴，潛藏積壓的社會力爆發，運動加速蜂起，催生了台灣自戰後以來社會福利最蓬勃的發展。國民黨為了舒緩其正當性危機，在此時期逐漸調整其社福政策走向。解嚴前後，蜂擁而起各種社會運動，1989年的調查便記錄了包括消費者、勞工、婦女、原住民、反污染運動等十四種之多，民怨的總爆發反映出長久威權統治下台灣社會盤根錯節的種種系統性問題。稍後的統計，1980-1992年，台灣出現二十六種左右的社會運動。1994年政府頒佈的〈社會福利政策綱領〉，即明顯吸納了福利國與老人年金等社運及反對黨的社福政策主張。

結論

可以肯定的是，台灣的社會運動為後戒嚴時期台灣社會型構不可或缺的要件。以社會運動一方面直接受到社會變遷後果所促動，另一方面又意圖以集體動員控制社會走向的特質，是社會變遷的核心而絕非附屬政治經濟發展的從屬現象。

當社會關懷行動愈來愈仰賴實質資源，包括傳媒資源，而以資源獲取作為行動者主要考量時，「誰來為弱勢者發聲、實踐社會公義？」的問題仍歷久彌新。那充滿關懷熱情、逐漸消失中的年代，仍等待著在我們更新的記憶中，重新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