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javakaw Tjaljimaraw （謝易宏）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北文山教會青年，德國杜賓根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教會是一種「自願性組織」（voluntary organization），它的維持與發展仰賴「有心有力」成員的自願性投入。
當基督徒提到「參與政治」，一般指的是教會外的政治，它的層級包括地方、國家或國際政治。然而，教會內也有政治。「教會外政治」與「教會內政治」雖有不同的邏輯、結構和行動者，兩者之間卻常常是相互連結、彼此纏繞。
教會內政治
近十年來，以青年為主體的政治、社會運動頻發，不少青年基督徒對「教會外政治」的感知、關心與行動有所加溫，連帶地也讓他們回頭反思「教會內政治」。當青年開始思索「教會內政治」，意味著他們對教會的政治責任感開始湧現。政治責任感進一步成熟、穩固，就變成一種政治責任心。對教會有政治責任心的青年，便會考慮自身如何不僅僅是停留在作為教會「活動參與者」的階段，而是要自我提升至承擔教會「治理擔綱者」的角色。
總括來說，教會是一種「自願性組織」（voluntary organization），它的維持與發展仰賴「有心有力」成員的自願性投入。「心」指的是「意願」，它的最低標準是「有興趣」（interested），合格標準是「有委身」（committed）。「力」指的是「資源」，它包括物質性的人力、物力、財力，也包括非物質性的才能、經驗、技術、人脈等。
PCT三層聯邦制
當青年通過洗禮成為基督徒歸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他們並不是加入一個剛剛成立、一切從零開始的「社團」。首先，教會是一個ekklesia，這個希臘字經常被理解、翻譯成「被呼召的共同體」。其次，被稱為PCT的這個共同體，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已經發展超過一個半世紀，信仰前輩已經為這個共同體建立起秩序井然的組織架構，一般稱之為「教制」。第三，當青年成為某個長老教會堂會的陪餐會員，他們並不僅僅歸屬於那個「地方教會」；因著PCT「三層聯邦制」的教會體制，他們在組織上同時也隸屬於某個「中會／族群區會」，以及以全國為範圍的「總會」。
也就是說，青年基督徒在自身的政治責任心甦醒之前，就已經「繼承」或「置身」於一種他們自己尚未覺察的特定政治傳統。因此，若是他們想要在教會中發揮已覺醒的政治責任心，最直接的管道便是循著既有的「三層聯邦制」，參與在教會治理之中。以下將「盤點」PCT三層次教制之中，青年可循哪些制度化的途徑與管道，投入自己的心力參與教會的治理。希望這些基本認識，能作為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的基礎。
1. 長老制
從根本上來說，要在「長老制」教會中成為治理擔綱者的角色，不外乎兩條路：一是全職事奉成為牧師，也就是「教育長老」（teaching elder）；二是帶職事奉成為長老，也就是「治理長老」（ruling elder）。牧師與長老既是小會的當然成員，而中會議會與總會議會的正議員資格也以牧師或長老為必要條件。
堂會層次的教會治理，是青年最常直接接觸的一環。長老制堂會的治理模式，可以被理解成一個同心圓：「小會治會」原則意味著由諸位長老與駐堂牧師共同組成的一個「委員會」（committee），作為該堂會治理的「核心」，承擔「決策」（decision-making）的職責；長執會加上各團契會長，構成了包含「核心」的「內圈」，負責「決策之執行」（decision-implementing）；一般陪餐會員與團契成員，則相當於環繞著「內圈」的「外圈」，他們的角色是積極或消極的活動參與者，以及教會治理的被動受體。
筆者稱這種同心圓式治理模式為「長老會堂會共和主義」（Presbyterian congregational republicanism）。長老會堂會共和主義內含一條明定的「資深原則」（seniority rule）：根據教會法規，擔任長老的條件是「曾任執事滿二任以上」，而擔任執事的條件是「陪餐滿二年以上」。也就是說，在最快的情況下：假設某人陪餐滿兩年，隨即受選連續擔任兩任執事（一任四年），那麼此人在受洗加入教會的第十年，始具有被選舉為長老的資格。換句話說，「資深原則」看的不是年齡，而是參與服事的資歷深淺，「資深」（senior）並不直接等同於「年長」（elderly）。
在PCT至今超過一個半世紀的歷史中，曾經出現青年俊秀輩出、成為教會治理擔綱者的時代。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包括：陳清忠（1895～1960），28歲時就任為淡水教會長老（1923）；黃彰輝（1914～1988），34歲時成為台南神學院首任台灣人院長（1948）；高俊明（1929～2019）接任玉山神學院第三任院長（1957），也僅僅28歲。陳、黃、高三位信仰先輩對教會之發展與治理貢獻卓著，在PCT歷史中美名流傳至今，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google，在此不贅述。
這批教會治理的年輕擔綱者湧現，似乎可以歸因於某些特殊歷史條件。首先，他們都是接受日本現代教育的新型菁英，教會需要他們貢獻才能來服事；而他們作為台灣史上第一代受現代教育的菁英，自我期許甚高，對教會與社會都具有相應的政治責任心。其次，戰後的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消滅了不少在日治時期各方面皆已歷練成熟的教會領導者，導致日治後期成長的年輕菁英（例如黃與高兩位）某種程度是「被時局所迫」，必須在戰後初期「提早上陣」。
在戰後的工業化與都市化影響之下，原鄉教會與「不山不市」教會中的年輕人因為求學與就業而流向都市；然而，都市教會中受大學教育以上的「年輕菁英」甚多，卻多成為教會的「游離分子」。他們若能穩定地參與教會聚會和活動，就已經能得到教會其他成員的讚揚，但是要成為教會「治理擔綱者」（也就是長老）的例子則相當罕見。一言以蔽之，今日原鄉教會與「不山不市」教會缺少青年，而都市教會則缺少對教會有政治責任心的青年。
在PCT的三層式聯邦體制中，堂會、中會、總會三層次的治理存在連動關係。中會層次與總會層次的議會與委員會，除了少數例外（例如：中會青年部的部長與部員，以及總會青年委員會的主委與委員），絕大多數都以牧師或長老資格作為與會者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青年若未在所屬堂會擔任長老，則幾乎沒有機會參與中會及總會層次的教會治理。某些中會與總會合作推動的青年事工或普世事工，的確提供青年「培育」或「受造就」的機會；不過即使是積極參與其中的青年，他們的角色仍是活動參與者與教會治理的被動受體。
2. 行政法第83條
唯一的例外是總會通常議會，會中針對青年與婦女制定了「肯認行動」（affirmative action）式保障條款。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行政法第83條規定：「各中會及族群區會推派青年、婦女各一名，擔任總會通常議會之『參議員』；參議員可以全程與會與發言，但無表決權。」換句話說，若PCT所屬的27個中會／族群區會皆按照規定派出青年、婦女各一名擔任參議員，那麼除了原有的參議員以外，每年的總會通常議會最多還會額外增加54名參議員。理論上來說，「青年」是一種年齡限定條款（限40歲以下），但性別不限；而「婦女」是一種性別限定條款（限女性），但年齡不限。因此，若各中會／族群區會派出的婦女參議員都低於40歲，那麼其實每年總會通常議會中，青年參議員人數最多可達54人。然而，在現實中，通過「青年參議員」這個管道參與總會層級教會治理，並沒有得到青年本身與各中會／族群區會的重視。就筆者所知，行政法第83條關於青年與婦女參議員的規定並沒有得到落實，大部分青年沒嘗試過這個管道，大部分中會／族群區會也沒有派出青年與婦女參議員的先例。
3. 觀察員
除了參議員以外，青年其實還有一個「觀察員」的管道能參與總會通常議會。觀察員在通常議會中無表決權也無發言權，但擔任觀察員的條件比參議員更寬鬆，有意願的青年只需事先向總會相關委員會（例如：青年或普世委員會）申請，並沒有其他資格限制。雖然擔任觀察員遠不能說是教會治理的擔綱者，但是卻可以是有志青年在取得正議員資格之前，獲取教會治理知識的重要管道之一。
結論
筆者曾經三度申請擔任總會通常議會之觀察員，通過在議場內外的觀察，理解總會層級的教會治理實況。今年筆者再進一步依據行政法第83條，「實驗性地」申請擔任總會通常議會的青年參議員，希望能在人煙稀少的道路上立下一個先例。對教會具有政治責任心的PCT青年基督徒，經常自詡或自勉為「改革中教會」（reforming church）。我期盼與各位一起，將這種可貴的政治責任心，以建構性而非解構性的方式發揮出來，成為教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建設性改革者」（constructive reform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