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雜誌是為了提供結交朋友的平台，整合出可信服、有力量支撐社會行動的信念，也相信只有行動才能介入歷史、改變社會。
時代的參與者與見證
《曠野》的孕育可追溯到在台灣兩蔣威權壓抑的教育環境下，所吸收到甚為稀薄而珍貴的自由開放學風，以及基督教人文主義的薰陶。
在《曠野》誕生之前有三年期間(1984-1986)，一群對基督信仰在當前社會與教會所應發揮的角色有所期望的青年朋友們，每月定期聚會，無論文學、歷史、哲學、宗教皆可入題暢談，參加的人心靈必須開放，每次輪流帶領討論一個主題，參加後不得無故缺席，表明信仰是要付代價的。三年下來，問題越看清楚，心情就越沉重，心靈也越苦悶，想至少把每次討論的心得整理分享，而一個同仁小刊物就成了行動出口。
與其說《曠野》的誕生是基於理想，更是為了脫困於「苦悶」。在1987年《曠野》發刊辭上曾記載著：「當信仰在形式中僵化，當人文的理想已遠去，當工商功利思想建立起王國，而心靈的火焰漸漸熄滅，神聖的信念漸漸失落，人類的自由尊嚴即將窒息；這時候，清越的笛聲自曠野中吹起，……」。
然而，高昂的心志未必抵得過冷冽的朔風。辦刊物的目的就是尋找志同道合的朋友，發刊辭也寫道：「此際《曠野》的孕出，無非期企人文理想價值的再生，在殘燼中復燃人性的關懷，藉著文學的謳歌、信仰的探索，現象的反思、藝術的執著、宗哲的辯正、文化的批判，為奔跑在真理道上的追尋者，提供一片更廣?的心靈世界；也藉著奔跑所揚起的熱塵，邀得更多勇者的投入，好讓我們不再冷漠而偽善，不再封閉而孤單；……」。
之所以取名為「曠野」，並非自比新舊約先知，而是要在令人窒息的建制中，將心靈回到摩西的曠野地，親炙天啟，領受召命，再返塵市，相互扶持，望著雲柱、火柱的指引，同奔迦南。這是一個蘊於中、發於外，既內修、又外展的心智運動。
《曠野》誕生之際的1987年時空，正是強人式微，前有民進黨創黨，後有報禁解除、野百合學生運動，整個台灣社會處於人心思變的劇烈轉型過程，許多人都充滿對理想的憧憬，《曠野》既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時代的參與者與見證者。
實戰案例分享
《曠野》除了要「尋找擁有開放心靈的人」之外，也將自我定位為「當代基督徒信念與行動的雜誌」，辦雜誌絕不是目的，而是提供結交朋友的平台，整合出可信服、有力量支撐社會行動的信念，也相信只有行動才能介入歷史、改變社會。
公民運動應是一套套有系統的社會行動之連結，在有意識、有計劃的持續推動下，才可能積累出一定的動能，衝撞出改變歷史的新頁，而活動是用來吸納潛在支持能量，表達信念與理想的工具之一。以下列舉過往二十餘年間幾個實戰案例，以供有志者分享：
「關懷弱勢‧聲援劉俠」研討祈禱會(1989年10月)
《曠野》的第一次對外行動是1989年10月在台北懷恩舉辦「關懷弱勢‧聲援劉俠」研討祈禱會，與會者百餘人。「原本期望喚醒信徒對社會的關懷參與，遺憾的是福音派教會反應相當冷淡，甚至有人打電話來恐嚇：你們若在「聖殿」談政治，後果自行負責！」（何不曰政治，19期《曠野》，彭海瑩，1990年1月）。
在此之前一百天的1989年6月，才有為數六百多的信徒擠滿台北靈糧堂，為北京天安門坦克車前的傷亡學生大聲哭喊。然而何以遭共產黨血腥陣壓的學生，就是「骨肉同胞」，就可以要求上帝天譴，而聲援被國民黨封殺打壓的輪椅天使劉俠，就有問題？如果要說這樣做是「政治」，關心六四就「不政治」嗎？如果要說「聖殿」，靈糧堂就不是「聖殿」嗎？再說「關懷劉俠」那場聚會，不也有國語教會大牧在場帶領禱告嗎？這明明是福音派國語教會的政教錯亂，也是《曠野》所首先要跨過的惡水。
「二二八平安禮拜」(1990年12月)
「本土關懷」本是《曠野》創刊的起心動念之一，而長期暗夜飲泣的「二二八受難家屬」，豈是任何有良知的基督徒可以將臉撇過去的？從1986年二二八平反運動起動，筆者即參加了所有在台北的相關活動，努力學習、體會「二二八事件」對這塊土地與人民的創傷。
《曠野》也自1989年初起每期談論二二八，瞭解課題、建構論述，特別是在六四事件之後，益發覺得身為一個基督的跟隨者，實在必須面對這台灣近代歷史上的巨大創痛，幾經禱告、思索、研議，決意舉辦「二二八平安禮拜」，在多次溝通後，終獲李登輝總統的牧師翁修恭及蔣家牧師周聯華的信任並願意跨刀相挺，於是在1990年9月邀集六十位國台語教會領袖共同發起，在國際人權日及聖誕節前夕的12月8日，以「1990平安禮拜──尊重人權‧紀念二二八」為主題在台北懷恩堂舉辦。當時社會氛圍還是十分肅殺，也有在情治單位任職的朋友提點說我們是「提著人頭在辦事」。
這場平安禮拜在當時可謂是相當震憾，與會者近二千人，每一環節都經過精心策劃，特別是邀得周牧師用台語證道，翁牧師用國語證道，表達「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族群復和意涵。「止痛療傷，化苦難為祝福」及「為台灣求平安」的大會宗旨下，不料在禮拜之前即引起媒體及社會廣泛注意及高度重視，促使禮拜當晚府院高層及在野領袖齊聚一堂，共同關心二二八；特別是行政院長郝伯村突然現身，不但全場參加，並於會後主動與家屬一一握手致意，造成隔天軍中政治教材全面回收改版，從此不能再稱二二八受難者為「叛亂犯」或「匪諜」了。
隨後幾天各大報連版報導上百則，各界評論十分嘉許，政府也公開表達肯定之意。自此，「二二八事件」的禁忌因首次受到政府正面看待而得以開解，也在以往衝突、對立的局面之外，新開闢出一條往復和方向的路徑。
「二二八關懷運動」(1991年1月起)
「二二八平安禮拜」只是一場宗教活動，曲終人散之後這些受難家屬並不能就此輕易走出長年的傷痛及陰影，而「彼此關懷」本是基督徒的信念與誠於中形於外的自然舉止，1991年1月13日，筆者出面組成「二二八家屬團契」，成員二十餘人，定期隔周聚會。
次月自「二二八家屬團契」選出五位家屬代表，隨林宗義博士晉見李登輝總統，提出真相、道歉、賠償、建碑、設二二八紀念日等五大要求獲得首肯，並著手籌組「二二八關懷聯合會」，邀集發起會員近百人，五個月籌備期間舉凡出版書籍、雜誌、成立十個分會籌備處，舉辦禮拜、彌撒、禁食祈禱會，巡迴音樂會、施放氣球、送艾草、河祭等數十場各式活動；1991年8月「二二八關懷聯合會」成立後，亦多次舉辦畫展、「二二八紀念音樂會」、組成「真相」、「賠償」推動委員會，以民間立場的立法與歷史調查工作，與官方展開長期斡旋，並持續探訪各地二二八家屬，及推動二二八建碑與碑文撰寫等諸項極為敏感而艱難的工作。
揭露不義需要勇氣，關懷受苦的人不再受苦則需要更多的智慧、毅力與愛心，而協助犯錯者(即便是政府) 走上正確的路，也應是福音精義的擴大展現。二二八事件所留下的苦毒，在以「關懷」為本的基督信仰精神上，透過多面向的持續努力，也漸漸轉化為這塊土地上的祝福與瑰寶。
「反雛妓運動」(1992年5月起)
「關懷弱勢」本是基督徒的天職，而被人口販賣的「雛妓」更是「弱勢中的弱勢」，能夠為當時為數高達六萬的「雛妓」略盡心力，是《曠野》蒙主使用的另一項恩典。
1992年5月，筆者在勵馨基金會董事任上主責構思、推動全方位的關懷、救援雛妓計劃。除傳統道德訴求外，另以產業觀點的思惟，進行經濟社會分析，以增加成本、提高風險、減少利潤等各項方法，展開將「雛妓產業」「夕陽化」的社會工程。此外亦策劃全場來賓帶面罩，以共體不幸少女不見天日心情之「勵馨禮拜」與「勵馨晚會」、舉行「雛妓防治公聽研討會」、組成「反雛妓行動專案」聯盟、研擬「雛妓防治法」、發起「反雛妓宣言」十萬聯署廣邀各界參與、「買雛菊‧救雛妓」義賣鮮花及「反雛妓之路──華西街萬人慢跑」(化色情名勝為古蹟)等創意活動，從「管頭」、「管中」、「管末」多管齊下，數年之後，人口販賣的雛妓現象終告消失殆盡。
改變歷史的小眾
自古「言為心聲」，一份刊物之孕育過程、成果呈現與預期效應，在在顯示該社群所秉持之個別或共同理念與理想，並成為對於相同或不同的意識形態與階級利益進行結盟、戰鬥、斡旋或妥協的場域。
《曠野》作為一份基督教小眾媒體，介入公民社會運動之中，是必然，也是當然。雖是小眾，但因較無包袱，進退行止也較機敏，只要鎖定目標、凝聚焦點，即足以點燃火種，啟動公民運動，而基督教本身的歷史就是明證。
基督教起源於顛沛流離的小眾，基督新教亦復如此，在台灣更是如此，基督教從開始就不是一個靠權勢、財富、人數起家的宗教，只要基督徒能秉持來自上主的召命與力量，生死以之，再加上對社會變化有犀利的分析力、對種種徵兆有先覺的洞察力，對處理問題有全盤規劃的掌握力，對吸納社會人心有如草船借箭的創意執行力及對信仰理念有堅定不移的持續力，萬萬沒有不能在世上作光、作鹽，發揮改變歷史的影響力之理。
自始至今，《曠野》一直靠少數個人小額捐款維持，無權無勢，沒有腐化的條件，也免去無謂的爭奪；若遇特別感召，則聚力以之，頂風而行，成敗交於上主。
《曠野》創刊至今二十餘年，曾經疾如風、烈如火，如今也屆心徐如林，不動如山的知命之年，其間受盡各方關愛、受益良多，如今尚有三願待了：其一，對多年來不捨不棄的牧長兄姊，如有可供回報之處，自當戮力以赴；其二，對有志投入公民運動的年輕主內畏友，如有經驗可供分享之處，亦當傾力以授；其三，對斯土斯民之未來前途，持續祈願主祐台灣早日實現「上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