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雅祺 (台師長青畢契)
維護一個平等、民主的遊戲規則，本就是我們價值的一部分，我們必須謹慎小心不要變成我們不希望成為的樣子。
繼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香港佔領中環運動後，2014年的春天，台灣社會在佔領運動上也增添了一頁。年輕學子與公民們為了反對黑箱服貿一舉佔據立法院議場及其周邊道路長達二十餘天，許多人親自現身並以不同的方式參與運動現場，社會運動及其相關的主題又再度成為眾人熱烈議論的焦點，社會議題與我們似乎非常靠近。身為一個NGO工作者，筆者深深地相信抵抗要多元，反抗的能量才會源源不絕，畢竟壓迫的形式各自不同，個人所處的位置及其可以施力的空間也必然不同。在激情的街頭暫時消退之時，運動所帶來的新芽如何以各異的姿態佔據一整片森林，是橫跨世代和社會位置的考驗。
組織工作是必要投資
對希望長期投入某些議題的人而言，組織工作是重要的功課，更需要投資。不論關心的議題、洞見的切入點為何，想想各國的政府和企業這兩大巨獸，如何透過系統性的運作以達到目標，社運工作者在組織層面上就很難只停留在原始的家庭經濟運作型態。
本土的組織方式經常進入組織理論當中稱之為組織同型化（isomorphism）的狀態，大家都面臨非常類似的問題，組織型態也都雷同。在外在環境的壓力下，資源不足、人力缺乏且流動快，組織基礎建設差，難有長期穩定的發展，更遑論訂定策略或目標並落實。在這種狀況下，非常有限的資源要如何運用？該先發展組織宗旨下的工作，還是先募款？這本身就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更不用說長期對組織內的成員進行培力（empowerment）或能力建構（capacity building）──這些通常都被當作排序次要、甚至奢侈的項目。許多捐款人或支持者，也未必能看見組織工作的重要性，很希望自己的捐款立即能夠被用在看得見的地方，殊不知一個健康的組織在通盤規畫下需要付出組織運作、永續發展的行政成本。「捐錢就是老大」的邏輯盛行，導致外行領導內行。這就像是希望一個孩子健全成長，卻每天只供應自己認為營養價值高的補品，卻忽略白米飯品質的重要。這種狀況導致不願意迎合市場或不願受捐款決定工作方向的組織面臨募款不足的困境。然而，檯面上許多募款成功的組織則陷入市場導向的蛛網中，甚至不惜以創造不存在或根本未審慎評估其後續風險的需求來爭取募款，無法踏實做該做的事，反而都在做被消費思維慣壞的捐款者希望大家做的事。這時候教育捐款者進入一個整合行動和捐款的支持者旅程就十分重要。在這個旅程中，行動者可以練習看見捐款穩定的必要性，捐款者也可以認識組織工作，並學習正確地監督並協助組織永續發展。
策略目標與行動主義
在組織工作的發展策略上，若希望避免落入單次活動形式的瑣碎概念，變成只是在辦很多活動的組織，策略與目標就是內部必要的討論。任何運動不可能一蹴可幾是人人皆知的道理，然而每一次的行動目標卻不宜太過高遠，而應設定可達成、有贏面並能具體想像的內容，例如獲得媒體關注到何種程度、成功吸引哪一類新群眾的支持、維繫既有支持者加深他們的參與到哪一階段等，否則就容易落入無論怎麼做、有做總比沒做好、有人來總比沒人來好的自我安慰，長久下來也容易疲乏。除此之外，動員力的養成，需要長期的澆灌，國外盛行所謂行動主義（activism）的思維重點就在於養兵千日，著重每一次的啟蒙與行動拓展的可能，這些皆屬於長期工作的範疇。許多看似無立即效力的軟性宣傳，都在累積更多能量，幫助下一次的行動更為可能，否則終將只是一小群人辛苦地到處奔波，在長期面對各式各樣緊急又告急的動員號召下，漸漸失去精力。
理論與實務並進
雖然許多人呼籲對商業模式或企業思維有更深入的反思，然而不可否認無論是商業領域、宗教團體、非政府組織甚至學術單位都在各自領域的組織工作上有值得借鏡的優點。前述提及組織工作者的培力和組織內部的能力建構，就是需要藉由訓練的過程，讓工作者在已有的經驗上擴充、激盪。
工具和方法，經常是日新月異的戰役中不可忽視的武器，工具不只是平台和介面，更牽涉到更深層的方法論和認識論，例如利害關係人分析(stakeholder analysis)幫助我們更能釐清議題牽涉的層面與聯盟的可能；閱聽人研究(audience analysis)協助組織思考如何更有效率的鎖定觀眾群。研究與論述，則是組織工作者逃避不得的基本功，凡事確認事實、清晰並且有邏輯的論理，不得總是訴諸激情，才有可能走得長遠。
說個動聽的故事
太陽花學運時，我們看到新世代以媒體直播突破傳統媒體壟斷的困局，可見傳播與新媒體在運動裡的地位蒸蒸日上。各領域行之有年的方法搭配目前結合社群媒體的新工具，才能在競爭的傳播領域殺出一條活路。社會運動不再只有決戰街頭、悲情訴求的印象，更多多元的工具被使用在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全面迎戰結構性的壓迫，從快閃、照片行動、到手機app軟體結合遊戲化(gamification)的設計，這些眼花撩亂的技術和點子遍地開花的同時，組織工作者若能花時間認真看待理論與方法，便更能釐清並設定傳播的目標與中長期策略。試想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每個人一天從早上起床開始透過手機平板、電腦、電視、以及走在街上看到的新聞廣告有多少，有多少傳媒奮力包裝行銷搶版面把資訊堆到我們眼前。組織內的傳播人員要和資本主義重金禮聘的行銷團隊競爭，並且在嚴重的壟斷問題下生存，除了好的故事和點子，也要有明智的策略和管道。
我們必須一起工作
不管我們喜不喜歡，社會世界的決策，都充滿了折衝與妥協。2013年初，國際人權專家來台進行兩公約國家報告的審查，其中一位專家講到一件極為簡單卻也無比重要的事：「人權工作是關於我們如何一起工作，這句話不只是對政府說，也是對非政府組織的朋友說。」我們對生命各種樣態的關切與熱情，與對公理正義的想望，應該一直同時存在。我們使用各種軟硬兼施的方式遊說並鼓舞他人跟我們一起工作，而不是扼殺、強加、脅迫他人接受我們的意識形態，或是排除這些意見。維護一個平等、民主的遊戲規則，本就是我們價值的一部分，我們必須謹慎小心不要變成我們不希望成為的樣子。
同時，我們夥伴之中也充滿異質的聲音。我們裡面有不惜違反現存法律以凸顯制度荒謬的反叛者，擔任佔領運動或許多革命的先鋒；也有日日耕耘著一畝田地，投入倡議工作或法案遊說的長期工作；或是關心公共事務的一般民眾，總是願意選擇更友善的消費方式，以公民身分溫和安靜的在各領域支持一個更好的明天。我們可能同時或在不同時期選擇不同的角色，這些角色的短期目標與價值也可能互相衝突，然而這些角色卻缺一不可。運動可以有路線之爭，我們也不需要同意彼此，然而終究每個人都需要回到自己選擇的位置上，清楚並明白自己的決定。
先是一個基督徒
人權、公義等理念的推廣，本身就是一種福音工作。當我們對別人說，我的信仰是與受壓迫的人站在一起的信仰時，基督徒的見證就是讓這樣公義與和平的福音傳達到每個人的心裡，而不是揣度檢視著對方的立場，唯有看見更大的遠景(vision)，才不會自困於戰場之中。
的確，憤怒和沮喪幾乎是組織工作者都經歷過的情緒。熱情像是火車頭，帶領我們一再重新認識自己所在乎的價值和信念。然而身為一個信仰者，憤怒和沮喪不會瀰漫我們的生命。教宗方濟各於今年5月22日的彌撒講道中提到：「健康的基督徒是喜樂的，一個不喜樂的基督徒並非基督徒，喜樂是基督徒的戳記。」身為一個關心或參與社會運動的基督徒，我們先是一個基督徒，接著才因此有著其他關注社會公義的目標。自我照顧的方法很多、耶穌與每個人親近的方式也不同，然而因為信仰，在我與社會世界、我與耶穌之間，基督徒能夠找到一條健康的路徑。我們與社會運動的探戈將一再豐厚生命經驗，帶領我們重溯或追尋信仰所帶來的──自由的生命，也幫助我們明瞭和解的功課。當基督徒單單只是社運人士，教會就可能變成一個NGO而非信仰團體。基督徒是福音的見證者，我們的信仰生活環繞著耶穌生活的各種情境，因此我們一再造訪當時耶穌與他人的互動場景，我們就在那裡見證耶穌。那樣的耶穌是讓我成為我、讓我站在人群之中為公理正義的目標持續努力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