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花亦芬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暨研究所專任教授)
在走過轉型正義的政治與司法程序後，留存在社會各層面的心理創傷如何邁向復健，更需要大家持續不斷關注。
但我正是為此而來，要經歷這苦難的時刻。（約翰福音12： 27）
東德時期：歷史記憶成為政治工具
在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 1749-1832）一生發光發熱的城市威瑪 （Weimar）附近，有一個著名的布痕瓦德（Buchen-wald）集中營。這個集中營如同撒克森豪森集中營那般，二戰期間是納粹集中營，在二戰之後則被蘇俄改做特別監獄（Speziallager Nr. 2） 以及勞改營（Gulag）。1952年起，東德政府開始籌備將此地改成國立紀念園區（Nationale Mahn- und Gedenkstätte Buchenwald），這是繼普勒層湖（Plötzensee）納粹受難者紀念碑之後，東德政府對納粹屠殺歷史成立的第二個紀念性地標。然而，東德政府對納粹過往採取的歷史記憶政策，不是民主社會基於「轉型正義」核心精神追求的人性尊嚴與多元價值，而是將納粹大屠殺的歷史記憶轉化為東德共產黨對抗法西斯政權成功的記憶，象徵東德人民打敗法西斯主義的指標。因此在紀念園區豎立的「國立紀念碑」 （Nationaldenkmal,圖1），是為了歌頌共產黨的反抗英雄，並正統化東德共產黨（SED）統治東德的歷史地位。
歷史記憶在此成為政治工具。紀念園區與紀念碑的設置，不是為了提醒後世，過去踐踏人性尊嚴、摧毀自由價值的錯誤不可再犯；而只是為了紀念一個閉鎖且不容僭越的政治認同：「東德建國立基於共產黨對抗法西斯成功」。從這個角度來看，東德所設置的納粹受難者紀念園區，比較像傳統上許多尚未民主深化的國家追求的歷史記憶那般，著重於去記憶自己戰勝他國的光榮紀念、紀念自己的陣亡將士、或記憶別國曾經如何以霸權／不人道的方式虧負自己的國家與民眾。這樣的歷史記憶，比較傾向於在國族主義思考的框架下，藉由特定歷史事件來凝聚情感性的「家國」意識。「歷史記憶」也因此被視為是建立「認同」的基礎。
然而，這種連結「政治性」與特定「認同」的紀念園區，本質上很容易失去作為「墓園」與「安息所」的永恆關懷。因為歷史的紛擾在此無法止息，只是暫時性地被另一種意識形態、以及一時之間得勢的政治正確所覆蓋。這也就是何以東德對納粹大屠殺的記憶難以延伸到對「普世價值」的探討，反而轉換身形進入另一種國族主義的軀殼。社會學家Jan Philipp Reemtsma將這種性質的紀念園區稱之為「聖地型紀念園區」（Sakraler Ort）。來到這種地方，參觀者、悼念者不被允許可以發揮個人批判思考力，而是被「聖地」已經自我預設好的意義所統攝。「聖地」不需要向參觀者、悼念者說明自己何以被設立的原因，因為透過先自我神聖化，是前來的參觀者、悼念者必須用謙卑的態度瞭解聖地之所以為聖地的意涵。在「聖地型紀念園區」的現場，沒有容許可以提起疑義的空間，讓參訪者對「受害經過」與「對死者產生悼念」之間的關係，重新再做一次確認。因為詮釋相關歷史事件的觀點已經被預設好了，無法從多元面向允許新的思考、新的探問。除非能夠重新調整這種紀念園區面對歷史的方式，否則很難將其視為可以提供轉型正義教育適當的場所。
現在：民主社會公民教育場所
兩德民主統一後，布痕瓦德紀念園區經過大幅轉型，轉向在悼念的氛圍裡，作為參訪者「互相學習的場域」，「以歷史學為基礎，動手探索知識的教育機構」、以及「民主社會公民教育的場所」。 之所以要強調「悼念的氛圍」，因為這裡曾是泯滅人性暴行的發生地，因此，紀念園區的主要功能是墓園，而非一般透過展示來引導知識獲取的歷史博物館。而在此處所進行的教育，應該是幫助參訪者深刻去認識，捍衛人性尊嚴對文明社會的必要性。
歷史學者兼布痕瓦德紀念園區基金會主席Volker Knigge說，這個園區的教育不再以「歷史記憶」為主要出發點，而是以低門檻的參與式學習，不斷讓大家透過相互討論，學習如何反思過去歷史的錯誤；並進一步去思考，公民社會如何能被打造得更穩固。因為根據他們對參訪經驗的追蹤，參觀完紀念園區後，參訪者需要再花不少時間好好沉澱，省思過去與現在的關係，才真的能將參觀紀念園區所感受到的「經驗」轉化為比較清晰可論說的「認知」。如果沒有「討論」，只是一味強調「歷史記憶」的重要，換言之，如果沒有經過可以導向沉澱的省思過程，只是任由在紀念園區現場沾染帶有儀式性的情感，這種飄忽不定的情緒感知，相當容易成為政治操縱的對象。
因此，在紀念園區的教育上，如何將情緒性、情感性的感受，引導到後續能鼓勵參訪者用知識探索的方式繼續深化自己內在的思辨，是很重要的轉化工作。亦即，參訪者應學習到如何用正確的方式了解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間的關係，而不是被兩者之間無法化解的仇怨轄制。此外，讓參訪者學習用正確的態度去了解，何以歷史教訓必須被記住，而不是陷入害怕或其他的情緒傷害中，也是很重要的事。
不能只停留在創傷記憶
布痕瓦德紀念園區對「歷史記憶」教育的反思，清楚反映出，德國從過去幾十年來的經驗累積裡清楚看到的事實：只是致力於「歷史記憶」教育，即便經歷轉型正義後的社會，也未必能真正消弭爭端，不一定真能化解仇恨。因為一般人對歷史記憶的認知傾向於與「情感」連結在一起，社會大眾通常想要的，是如何去通則化自己主觀情感上的認知，而非深刻去了解，優質的歷史研究如何從歷史悲劇事件裡提升出來的、在理性上應該勇於去認知的「歷史啟蒙」。對受難者本人及其家屬而言，面對歷史創傷，受難的經驗常會讓人將記憶絕對化，因為這些記憶對他們個人而言極為真實，以至於受難者很難去接受，也許在某些地方，他們有可能記錯了。這些被他們記住的受難記憶也對他們後來的人生造成重大影響，有些人終其一生活在記憶帶來的傷痛情緒中。年長的人對某些事件尤其容易在時間軸上任意放大、加長、加值，或隨著生活環境的改變將記憶加以扭曲。
誠如曾在1980年代南斯拉夫共產黨政權統治下遭受過許多迫害的神學家Miroslav Volf從自身經驗深切體認到的事實：無法讓人走出傷痛的記憶，常會毀掉受難者的餘生。有時太過激烈，「記憶的正義之劍也常斬斷它想捍衛的良善」（the just sword of memory often severs the very good it seeks to defend.） 。有鑑於此，Volf主張，受難者不應將個人的記憶視為私領域的事，而應勇於攤在陽光下，讓大家一起幫忙把歷史真相釐清，讓記憶具有「公共化的意義」（public significance）。
重新看待「歷史記憶」的問題，重新檢視它可能衍伸的影響，讓21世紀的研究者從更寬闊的視野重新檢視歷史記憶內在的問題，並思考更理想的轉型正義教育該如何進行。
「因親情而設事」的效應
兩德民主統一後，社會心理學家Harald Welzer的研究團隊針對德國的家庭如何面對納粹過往做過深入調查，並於2002年出版專書《爺爺不是納粹：德國家庭記憶裡的納粹歷史與大屠殺》（«Opa war kein Nazi«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Holocaust im Familiengedächtnis）。在1997至2000年間，這個研究團隊一共訪談了40個家庭（30個來自過去的西德，10個來自過去的東德），與其中142位成員（分屬祖、父、孫三代）進行單獨訪談。這個研究計畫想要了解，一般普通德國百姓（不具有極端政治傾向）在學校課堂之外，究竟如何獲得對納粹過往的記憶？在家裡家人彼此之間如何談論這些事情？尤其是父母輩與祖父母輩如何跟孩子、以及孫子談他們在納粹時代的經歷？這些兒孫輩又如何回應學校所教的歷史？這個研究的重要性在於，透過學術研究的清楚分析，了解家人之間的對談對年輕世代的歷史記憶影響有多深？不同世代的德國人在歷史記憶上是否有差異？
《爺爺不是納粹》這個計畫的研究結果，十分有趣，也因此相當值得注意：第一，家裡長輩對兒孫所講的記憶經常隨著外在環境的變化而改變，尤其是很容易受到與二戰歷史相關的電視劇或電影裡的故事情節影響。因為有大眾媒體加持，說的人覺得自己的敘述比較具有公信力；而聽的幼輩也認為，既然電視或電影都這樣演了，長輩之言的確可信。第二，長輩講述的方式，都是有選擇性的。大多數的人（有三分之二）是從「受害者」或「英雄敘事」的角度來講自己的經歷。也就是說，有些德國人選擇將自己視為受害者，有些人則高度英雄化自己當年的作為。但是接受訪談的二戰歷史當事人很少人會去反省，自己在納粹政權下，是否有哪裡做錯了？或是何以甘於去做邪惡體制的共犯？ 在這樣的情況下，兒孫輩也很容易受親情影響，將自己家裡長輩視為「受難者」或是「英雄」。第三，在長輩講述自己親身經歷時，經常沿用納粹時代意識形態下的分類概念「猶太人」、「俄國人」……等等，因此不知不覺中就把納粹時代的意識形態繼續傳給下一代。第四，在講述到有關「加害」部分的歷史時，講述的長輩通常不會警覺到這是加害者的歷史。對於集中營的歷史，則通常會用「我們當時並不知情」輕輕帶過。
由於家庭裡傳遞的歷史記憶主要是訴諸情緒與情感，「歷史見證者」的講述揉合了親情的連結，因此與學校教育著重理性討論的「知識啟發」有相當大的差別。就「戰火下的第三代」（即孫子輩）而言，究竟在他們心目中，是家裡長輩講的「親身經歷」對他們影響比較大？還是他們經常擺盪在「爺爺說的」與「老師教的」兩個平行世界之間？《爺爺不是納粹》的作者指出，大部份孫子輩傾向於，他們可以接受整個納粹政權影響下的德國是一個龐大的共犯結構，但這個共犯結構的規模大小究竟要如何拿捏，底線卻在於，要看在哪個範圍內，自己的親人不算是涉入的共犯。這樣的結論當然是相當「因親情而設事」。但這個結果確實清楚呈顯出戰火下第三代的特質。
2010年10月，德國《時代週報》（Die Zeit） 繼續追蹤戰火下第四代（親身經歷者的曾孫輩）面對納粹歷史的態度，發現有了相當大的轉變。根據這個調查，德國社會對納粹歷史過往的認知，親情的糾結對後代子孫產生的影響，要到第四代（曾孫輩）才會鬆開。因為曾孫輩通常跟親涉歷史事件的曾祖父母輩沒有親自接觸過，因此「這件事多少與我直接相關」的顧忌淡薄許多。他們絕大部分願意相信自己的先人曾經涉入納粹共犯的行為，但不覺得承認這件事是在「背叛」自己的家庭。此外，「戰火下的孩子輩與孫子輩」在心裡上暗暗懷著是否該將德國視為二戰受害者的心理糾結，在第四代身上也淡化了許多。
各種傷痕記憶轉為公共化的記憶
面對二戰親身經歷者逐漸老去，德國對納粹過往的歷史記憶工程即將面臨歷史見證者紛紛從歷史舞台謝幕的局面。但是德國社會在歷史記憶上，卻仍然有著「後轉型正義階段」的一些噤聲。著名的德國歷史學者Reinhart Koselleck便針對以往德國在從事歷史記憶時有過的缺失作出提醒。他認為，因為德國作為加害者，過去一直不敢去探討德國如何讓自己陷入「受害」情境的問題。Koselleck認為，「加害者」應有自覺與勇氣，看看過去的錯誤如何給自己帶來萬劫不復的悲劇以及重大傷亡，以至於成為自己錯誤行為下的「受害者」。在這方面，德國應該把轉型正義過程中一直避談的德國傷亡問題，從「噤聲」的記憶轉化為可以公共化的記憶。
換言之，在走過轉型正義的政治與司法程序後，留存在社會各層面的心理創傷如何邁向復健，更需要大家持續不斷關注。如何在具有普世價值覺知的基礎上，讓各種「噤聲」的記憶走向公開化，讓不敢說出來的說出來，讓過去不敢好好討論的，能有機會被好好討論，這些是經歷過轉型正義後的社會需要透過不斷自我學習、不斷自我提升，往更願意讓各種社會傷痕都能得到照見、療癒，因此也能獲得醫治的方向邁進。
受傷的心走不遠
過去發生的悲劇無法被改變，但是可以因為後人在轉型正義以及歷史記憶上的妥善處理，在日後的歷史詮釋上獲得不一樣的回顧視野。過去的錯誤如果能在現今透過深度的反省得到糾正與彌補，轉型正義所連結到的歷史記憶未必會一直停留在對某些社群過往錯誤的「負面記憶」。反而可能因為後人願意反省、和解，而開啟難得的歷史契機，讓大家有機會一起開創整個社會更能積極擁抱的、正面的、新的歷史記憶。
面對世代交迭，面對歷史悲劇當事人逐漸從歷史舞台消逝，如何將與轉型正義相關的歷史從「記憶傷痛」的負面記憶，透過歷史反省轉化到「超越負面記憶」的傷痕平復記憶，端賴大家在此刻當下是否願意真心體認到：檢視傷口，是為了醫治傷痕。因為不論對加害者還是受害者而言，受傷的心走不遠。
未來會長什麼樣沒有人知道。我們唯一可以做的，是在此刻當下，願意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亮一盞燈。在照見過去的同時，也以誠實的愛與悲憫的公義為未來的傷口復原預備道路。
（摘錄自《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
« 書名：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
« 出版社：先覺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16年8月
« 作者： 花亦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