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撒克‧阿復 (原住民運動人士、媒體工作者)
「旅行之中，我最大的樂趣，莫過於和保有傳統的人們一起生活。這些人在微風中感受到歷史，在雨水刷量的石頭上觸摸到過去，在植物葉子的苦味中品嘗著古老」（Wade Davis，《生命的尋路人：古老智慧對現代生命困境的回應》）
在我的記憶裏，自國中畢業北上唸書和工作，放假時回到家鄉馬太鞍部落，在家裏吃飯，或到親友家串門子，母親和阿姨們總是會煮個Haposay（野菜大鍋湯）給我們吃，在鍋子裡放了不同種類的野菜和蔬菜，苦苦甘甘的大鍋湯。在用餐時間端出說是Pangcah 的菜，還說：o wawa no Pangcah komaen to sinafel no Pangcah（阿美族的小孩就該吃阿美族的菜），還說：komaen to ‘angereray sinafel maadah ko roray no ‘orip（吃苦苦的菜，可療癒生活中的愁煩）。因此，對阿美族人而言，飲食就是認同，食物帶來療癒。
移居到都市，當有重要的文化和祭儀活動，或都市阿美教會於主日禮拜結束舉行愛宴聚餐時，教會裡來自東海岸、花東縱谷不同部落的族人，常不約而同帶著太平洋牌冰箱的海產，或中央山脈、海岸山脈保鮮牌的山珍，聚在一起享用來自高山平原，洋海河川的故鄉味。藉著分享食物，品嚐不同的土地故事，傳唱來自不同部落的鄉愁。在都市裡，自部落的食物，對阿美族人而言，是凝聚「想像的共同體」的介面。食物就是部落的象徵。
食物與認同
食物經常被作為識別某一個國家、民族、族群等的因素，反過來，這種標識又成為認同的依據。不同的民族在特定的食物中形成了某種「思維模式」。食物具有文化認同的價值，也可以和可能作為「我是誰」的判斷和說明。反之，人們也在特殊的飲食體系中表現和表達某種集體意識，這種集體意識又連帶地產生出一種對所屬文化的忠誠。
飲食體系不僅包含動物在選擇和適應上的生物意義上的認同，同時人類又通過食物，甚至通過味覺、口感等實踐著社會意義上的文化認同。如果前一種認同主要旨在區別不同物種之間的差異，那麼，後一種認同則主要旨在區別不同人群之間的差異。為甚麼人們可以通過食物的生產、選擇、烹飪、食用等傳遞一種文化價值，並藉以達到一種文化認同？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認為，在食物的想像中包含著食物的「精神」，「這種食物的精神特指在食物的關係線索中歷史性地形成了在口味和習俗上的複雜肌理。」人們通常在識別不同的種族時通過直接的體質外觀的差異加以分辨，其實，文化上的分辨也很清晰，食物就是一種介乎於外部和內部型態差異而成為不同族群認同的依據。
人類學家Sidney W. Mintz 在其著作《吃：漫遊飲食行為、文化與歷史的金三角地帶》中提到，人類的飲食絕對不是「純粹生物性的行為」。每一口食物，都包含了吃下它的人的種種歷史。而取得、處理、烹調、上桌、消耗食物的記述，也全因文化而異，背後各有一段歷史。此外，每個文化對進食總有約定俗成的意義與象徵內涵，並藉以傳達思想。食物可作為一個文化的語言（符號），食物界定了我們是誰？從哪裡來？以及我們要成為甚麼？食物揭示了我們的靈魂，通過食物來表現個人與群體認同。
阿美族人的飲食基本有幾個特色︰海鮮水產類的食物、野菜文化、風味特殊的醃生肉（包含動物和魚類）、以及喜好苦味（阿美族飲食文化特色）。長期食用，阿美族人的味覺對這四類食物已經有了生理和身體上的依賴，產生飲食情感的慣性，致使特殊飲食習慣成了一種文化認同的標識。
傳統食物系統與永續
台灣的原住民族，千萬年來，分批散居於平原、山區及濱海地區，形成大小不同的部落。各族間因為移居的時間不同，加上山川丘陵溪流地理的自然隔離，形成多元的生活聚落以及使用自然資源的方式不同，因此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文化系統，和相應的生態智慧和土地倫理。而且台灣原住民族所居住的自然環境多樣化和生態資源豐富，從蘭嶼達悟族位於熱帶和亞熱帶，到北部的泰雅位於暖帶或溫帶。生活在部落中的原住民族對環境非常熟悉，會利用許多天然植物，採集食用或作紡織、編織等利用，累積非常豐富的植物知識。東台灣的阿美族部落則東臨太平洋，西靠中央山脈，自然形成與外界的隔離，更有著與其他族群不同的特色。阿美族人的生計活動主要有耕種、狩獵、魚撈和採集，其中對植物的採集或是對食用的野菜文化特別喜愛。
阿美族的野菜文化可謂是原住民族飲食文化具特色和代表性，可食用植物的根、莖、花、葉、果，在阿美族人在日常生活中可食用的野菜至少超過兩百種以上。因阿美族人喜好食用野菜的習慣，因此常戲稱自己是「吃草的民族」。在各式各樣的野菜中「十心菜」是最具阿美族特色的食物，所謂的十心菜是指各種野菜的菜心或嫩莖的部位，如：黃藤心、林投心、山棕心、甘蔗心、椰子心、芒草心、月桃心、檳榔心、海棗心、鐵樹心等。這類源自土地傳統採集的就是所謂的「傳統食物系統」，所謂的傳統食物系統意指：它是伴隨在地傳統的生活方式而產生的關於食物取得、製作和維持食物來源永續的文化體系。
新自由主義壟罩下的文化抵抗
台灣的原住民族雖然有這樣得天獨厚的生態多樣和文化多樣，阿美族也擁有非常豐富生態智慧的野菜飲食文化，但從日治時期開始，國民政府據台後，將資本主義生產結構更加徹底落實，特別是在平地農業經濟破產後，政府倡導農業上山，開放非原住民申請墾殖開墾，鼓勵原住民種植溫帶蔬果和茶葉等等高等經濟作物，全面改造了原住民族的生產方式、風俗習慣、信仰體系與價值文化。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對原住民族社會原有的交換與分配有重大影響。首先是人與自然物成為商品變成獲利或剝削對象。狩獵、農業生產走上商業化。買、賣交易行為改變了原先分配和再分配的形式也改變原先的社會秩序或社會結構。
而今，在新自由主義的資本經濟及文化觀光市場的籠罩下，阿美族的飲食文化以「另類文化消費」的方式，進入及其脆弱而且常遭扭曲的生產、經銷體制當中。在這處境中，原住民族飲食的「社群」及其「精神」意涵，尤其是「溝通」義意變參雜了「商品化」潮流，而與飲食的美學、政治及其精神傳統脫節，淪為僅是滿足口欲的阿美族「風味餐」。隨著定位商品化飲食工業的擴張，食物生產和消費的方式受到改變，為了栽植符合市場需求的農作物，反消弭了部落飲食的特殊性，進而影響環境品質，並導致阿美族傳統食物系統的消失。傳統食物系統一旦消失，不僅意味著一部落／族群的飲食習慣改變，更意味著相關的阿美族生態智慧土地倫理的傳承中斷，長期來好不容易發展出來適應生態的生活方式有了劇烈變遷。
在1992年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議，即開始宣示維護「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主張應回歸原住民族的生活方式永續維持原住民族的生態智慧和土地倫理。因此，許多關心永續發展的運動者注意到了飲食文化的重要議題：強調重建原住民族傳統的食物系統，建構文化知識系統，維護文化多樣性和生態多樣性，以及部落文化自主詮釋權和自然資源和環境管理上的重要性。筆者認為可從下列幾方面關心和實踐：
建構永續性的傳統食物系統
建構傳統的食物系統和培力部落是相輔相成的實踐，因為關心部落∕地方食物系統即是關顧弱勢者的食物主權，永續性和土地正義的食物系統等。為建構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開始將注意力從飲食的象徵研究轉移到飲食流動與在地食物系統變遷之影響上。傳統食物系統及民族生態知識與永續發展密切相關，且文化影響族群認定及取得食物的方式，而透過飲食，人們建構文化認同並實踐其民族生態智慧和土地倫理。阿美族（原住民族）傳統食物系統有幾個特性：
1.生態適應性：傳統阿美族日常的食物皆從部落周遭環境中取材，為確保食物來源的永續性，必須以在地部落慣習法則的方式採集，所以可說是生態適應的結果。
2.部落在地性：當日常食物愈符合生態適應性，其消費群體的在地性就愈強，也就意味著這類食材的擴散普及性愈低，因此，就消費群體而言，它是一種小眾食物系統。
3.文化認同性：阿美族傳統食物系統往往是與具有特定部落性或特定族群緊密相關，反應其社會結構和象徵制度，承載著文化意涵。
4.低碳飲食：阿美族的傳統食物的生命週期是符合生態適應和在地性，也是排放最少的溫室氣體，因此是所謂的低碳飲食。
飲食文化產業與文化反抗
居住在部落的原住民日常生活依賴在地食物系統，因此可藉推動傳統地方食物文化系統的復振、重建或區辨成了部落或社區工作者的文化抵抗戰略，藉以凝聚部落認同，對抗主流文化或全球化農糧系統所帶來的貧窮與生產剝削，或做為抵抗環境惡化的武器。
透過傳統食物系統，原住民族將部落的飲食文化習慣帶進主流文化，這就是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所說的「敘述、講故事的權力」(the right to narrate)，透過食物敘說的方式，讓人重新理解到食物在不同的環境裡，如何墾植、生產、照顧和料理，並且化成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在原住民族的飲食習慣裡，具有許多主流飲食文化所沒有的儀式性格和文化抗爭性。
發展與平衡
在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市場經濟及消費主義結構裡，阿美族的飲食文化似已成為產業供需消費鏈的一環，為了避免陷入扭曲的生產和被剝削的惡劣困境，應符合聯合國所提出的原住民族發展之原則。若要在市場經濟裡發展飲食文化的產業化應要達至下列三者的平衡：
1.原住民族部落的自主性；
2.自然資源的維護和保存；
3.經濟的成長，亦即是「部落自主∕生態∕發展」三方面的均衡。
如此才有永續性發展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