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馨文 (台中市立西苑高中公民科教師 )
積極培養下一代的敏銳度，課綱再怎麼變動，藍綠再怎麼互鬥，政黨再怎麼輪替，孩子們絕對有能力可以理出頭緒來。
課綱變動牽動政治神經
如果說教育是最系統化、最組織化的社會化歷程，要訓練我們下一代變成符合國族、政治、身份認同的標準樣貌，那教學現場的課文論述與課本內容，就絕對是意識型態的兵家必爭之地。最近以來爭議不休高中課綱微調，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在李登輝時代之前（1945~1997），各科的教科書就擔負起推動反共民族主義教育的重責大任，台灣的各級教科書均由國立編譯館負責編纂，志在將台灣打造成為「反攻大陸」的堅強堡壘。
1997年李登輝執政時代，因社會的氛圍和其個人的意志，課程更大刀闊斧的「去中國化」，不只貫徹推動「同心圓」史觀（亦即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論述順序，至今仍採用），並推動「認識台灣」的教科書，將原本歷史、地理、公民中台灣部分的課程合訂為一本，並成為國中一年級（七年級）的社會科指定考科教材。此後，台灣史從「地方史」提升為「國史」。不僅如此，1999年李登輝卸任前夕，台灣修法通過教科書「一綱多本」。國立編譯館於2004年正式退出教科書的編寫工作，並於2011年與國立教育資料館合併為國家教育研究院。
直到如今，台灣各級學校的教科書編寫過程成為「三級制」：先由教育部邀集專家學者訂定「課程綱要」，再由民間書商分別邀請學者教師根據課綱編寫「教材」，完成之後送交國家教育研究院小組「審查」，審查通過始發給審定執照，最後才會印刷成為教學現場的教科書。因此，課程綱要每次的變動，都牽動政治正確的敏感神經，因為，理想的狀態下，綱要會確認意識型態的原則，課程也「應該會」照著架構不折不扣的進行。
2004年民進黨政黨輪替，將課程綱要再度修整，稱為「95暫綱」（預計2006年逐步實施，但因爭論而未全面實施）；2008年國民黨再度執政，將「95暫綱」改為「98課綱」，政治界與學界再度一片譁然，但卻也如期編成教材開始在課堂中呈現；2010年教育部改組課綱小組，2012學年度施行的「101課綱」，以及近來的課綱微調，民間書商坦言：實在是變動太快，爭議太多，到最後在不想花費極大風險重新編寫課程的前提下，只好將舊課文修改幾個字，前後順序調整一下，先送審，若不通過才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的要求來改。這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編寫過程，課程綱要可能不是唯一的標準，在書商考量成本、市場需求、老師反應、學生學習意願、周邊商品（參考書、試卷、模擬考題）等因素下，綱要已經「再建構」成課程文字，論述的權力似乎在書商邀集的這些編寫者手上。
教師和學生可以積極改變
那麼，教育中最重要的角色：老師與學生，到底在課程綱要的建構上扮演什麼角色？若說他們是課程綱要與編寫者的被動接收者，那也不為過，因為台灣教育長久在升學主義與強勢文化趨勢下發展，教師與學生對教育環境均不疑有他，也不能有他，免得被冠上教學不認真或教學偏離主題的不適任教師。老師只要上課沒有照著課文來講解，學生就不知所措，不知重點，甚至不知如何面對考試。學生若學了些課外知識，很有可能遭遇到偏激、反骨和分數不能畢業，考不上好學校的威脅。教育是政治、意識型態、優勢團體所宰控的工具，老師是階級再製的工具，學生就是權力運作下的結果。這種保守但是安全的教學現場，在各級學校比比皆是。
不過，教育不是也該培養一個人的批判思考能力，以維護與發揚人性的自主性與理性，成為促進社會轉變的力量嗎？如果在教學現場，可以對教學的內容予以批判、反省、比較，並建立一個理性、公平的對話情境，並在反省批判之後試圖予以「重建」一個更好的社會環境，是否是教育的目標與盼望？如果是的話，我們對教學現場教師與學生的角色就必須積極的思考，讓他們不是成為課綱下的被動犧牲者，而是課綱下的獨立思考者，有朝一日更可成為課綱的推動者。
以國中的教學現場而言，學生對於政治與國族的知識上在形塑之中，先備知識大多停留在家庭教育。課程上依據課綱與能力指標的規定，七年級先以認識自己、社區、社會為基礎，以台灣地理概論、人文風貌和台灣史為軸線，漸漸推進到政治、法律、經濟、中國歷史地理、世界歷史地理而完成三年的社會科學習。這原本應是完整而美好的學習，但是課文呈現因應教育改革，字數不能太多，篇幅不能太大，以減輕學生背誦壓力，而且社會科歷史、地理、公民課一星期只有一節（高中職大多也以一節課為標準，社會組才可增加到2-3節），要在一節課約莫45分鐘之內將課文解釋清楚，再者跟日常生活有連結，並引導思辨與論述能力，身為教學者的教師絕對是關鍵。教學者根據教學經驗與教育理念，將已經重建構的課文，「再建構」成學生能吸收的第一手知識，若功力強者，則能化腐朽為神奇，死板的文字也能活起來；若功力差者，則只能照本宣科，不斷的說；「來，這句劃起來，這是重點，會考。」因此，教育課堂中，學生的身份認同與社會意識與老師緊密相關，再怎麼死硬梆梆的課綱，經過老師課堂上適當的引導與開放討論，也能成為被學習、被檢視、甚至被批判的文本；但也有可能，一條鞭下無翻轉可能，年輕的小腦袋被限制在標準化的答案中。
學生需要的是理解能力
以筆者自己而言，教學越久，就發現需要教的越少。也就是，其實學生並不需要答案，他們需要的是理解問題；不需要絕對的是非對錯，需要的是反覆辯證而將立場顯明。為了讓一個課文的概念經得起考驗，一定要讓同學瞭解為何而學，與生活什麼相關，再統整出來系統性的知識，才能應用。就以最近如火如荼的反服貿太陽花學運而言，我在一連串的教學活動中插入的這個社會議題，讓每天看電視而眼花撩亂的同學，能自己理出一個立場來，並尊重接納不同的意見。
我是這麼做的：先從課本中總統、行政、立法間分權制衡的關係（八年級上）來理解馬英九總統、江宜樺院長、王金平院長和立法委員看待服貿的觀點，而同學認為他們是否有根據憲法與職權執行權力，實際情形與課文內容陳述的差距為何。再以法律（八年級下）的結構，釐清國際協議、國內法律與行政命令的層次，來分析服貿協議的法律定位，並瞭解立法委員應如何按照程序審議服貿協議。再者，瞭解社會運動（七年級下、八年級上）的意義，以及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社會運動如何形成、以及造成的結果，並且討論出自己是否贊同課文中對社會運動的評價。最後，讓同學翻開報紙細細讀出太陽花學運為何佔據議場、訴求為何，以及學運企圖扭轉哪些分權制衡、程序正義失靈的結果。
當然，絕不能漏掉的就是媒體識讀（九年級上），讓同學回家把每一家電視台打開看新聞10分鐘，記下印象最深刻或不斷重複的關鍵字，馬上就可以分析出媒體的立場皆有偏頗，並難以持守專業。以上課程只要經過精心設計、節奏明快，適時予以討論的風氣與分組合作，學生不但很能瞭解政府與學運之間的角力，並且能自我意識的選擇他們的立場，同時也能讓學生對社會科學應用在社會議題的解析上更有心得。當然日積月累下來，課本不用怎麼教，因為只要看得懂就不需要多教，經過思考淬練下的答案，永遠不會忘記。而我自己也提供了「小學運」的實驗，邀集支持反服貿的同學在下課後一起設計標語，並在放學後，在校門口舉起自己想出來的標語，去體會社會運動的大哥哥大姊姊們，他們需要多少的勇氣與智慧，才能坦然的在社會大眾面前表達自己的立場。
不可諱言，這的確會打亂原本的教學進度，並招致許多「校園不應談論政治」的非議。所以，老師們第一要自己具有對社會議題的熱情與關注，多加深入研究並緊扣課程，當學生習慣老師的教學方式，自然會摸索出唸書找重點的方法；第二，單打獨鬥絕對是標準箭靶，要能找到理念相近的伙伴們（教學社群、家長）一起耕耘討論、互相支援；第三，對學生予以鼓勵、接納，讓同學感受彼此互相建構的知識更實用、更有趣，不可一味的灌輸自己主觀的意見，較容易與對立方發生衝突。第四，對保守怕事的行政體系要能多加溝通，行政主管能支持當然最好，不能支持時，也要有解決問題的誠意，相信這些對推動課堂上的社會意識與參與能更加如魚得水。
老師要認知自己的角色
對我個人而言，我權衡之下把教育的目標分出優先順序，少一點刻板，多一點啟發，並讓學生一次一次地更有能力分析出社會議題的道理來，不論贊成或反對，成熟或不成熟，至少教學者已經把最重要的價值教給學生，這比課綱寫得天花亂墜、課文寫得完美無缺，更加重要。倘若，老師們能認知到自己所擔負的角色，不只是知識的傳遞者，也是意識型態的共塑者，更是社會前進的啟發者，那我想我們不能輕忽每一課堂對的孩子的影響，而敦促自己不再守在象牙塔中，而積極培養下一代的敏銳度，那課綱再怎麼變動，藍綠再怎麼互鬥，政黨再怎麼輪替，孩子們絕對有能力可以理出頭緒來，這不就是我們想要的教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