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崇堯(長榮大學基督教研修學院教授兼院長)
一個有深度的世俗化福音思考，事實上是在建構一種「社會變遷的神學」，並在世俗化的社會提供正義的改變。
八八水災造成台灣重創，又加上馬劉政府無能、傲慢及漠視生命，造成台灣人民財產及家屋瞬間消無，導致生命意義全失。更恐怖的是，馬劉政府的傾中政策，唯中國為膽首，再加上民主機制的立法、司法大多掌控在為所欲為的國民黨手中，台灣未來可能遭遇到的災難，恐比九年前的九二一、今年的八八水災更加的嚴酷。在此情境，基督徒面對無能的政府該如何自處？面對傾中不顧台灣本土的政權該如何自救？
消除宗教是宗教、政治是政治之迷思
請記得羅馬帝國時代還沒發展出現代的「政教分離」想法，耶穌說的「該撒歸該撒、上帝歸上帝」不是在於政教分離，而是「信仰告白」。耶穌問我們的是「作為一個基督徒，在上帝與該撒之間，你（妳）的信仰告白是什麼？」如果是宗教歸宗教、政治歸政治，那麼創造天地的主宰上帝，不是被侷限於「宗教」內嗎？正確的了解是：「誰是我們唯一的主？」我們必須作出「信仰告白」。
再者，保羅在羅馬書十三章所論述的「順從掌權者」也需正確詮釋。保羅在此的重點不是他所陌生的「羅馬政權」，而是他所熟悉的「基督徒」有否向著良善、愛鄰居、不以惡報惡及與人和諧相處的大原則來生活。猶太傳統也有為當權者禱告及順從之教導。不過，猶太傳統及保羅思想皆有「權柄只有來自上帝」之信念（如猶太?史學家Josephus所說“Soverignty comes to no man, unless God so orders it.” Jewish War II）。
在此，保羅也設定一個信仰的先決條件來作「服從」後續動作的前題，就是「政權」是出於上主的設定，用來維護良善及抵制邪惡。因此，基督徒「良心」的省察永遠是在「服從」之前；一個良心不安的順服在位者絕非上帝意旨，如同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在四百多年前就清楚一個淺顯的道理：「掌權者不實行作為上帝僕人的責任，且行事殘酷不仁的話，那?他（當時多是男人掌權）就沒有資格再被認為是政府官員了。」（Institutes III, 二32）
消除中產階級宗教觀的迷思
韋伯（Max Weber）在論述＜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倫理＞，首先澄清了對資本主義的了解。韋伯認為賺取最大利潤是人的本性，而西方世界所發展的資本主義精神反而是以「合理」的方式抑制人性來賺取利潤。韋伯進而認為以「理性」方式來賺取利潤的西方資本義，是受到新教加爾文派教義所衍生的倫理所影響。且在「入世的禁欲主義」倫理中，加爾文派合理化了宗教上的經濟行為，並在生活儉樸及經濟活躍中促成近代「中產階級」興起。這也是今日加爾文教會的大多寫照，類似中產階級的「長老制」主宰了整個教會的思維與行動。
然而，中產階級宗教觀的迷思就在於「進步的教義」（Doctrine of Progress）。此教義主要的興趣不在於處理社會不公、階級鬥爭及貧富差距的現實；而是為已建立的社會體系，藉著宗教信仰的說服力來勸導那些在此既成體系的被壓迫者，耐心地等待社會的逐漸改善，或領導階級逐漸的回心轉意。美國神學家雷茵霍、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批評說這是道德完整的偽君子，只會更加容忍統治階級的為非作夕，詐騙更多的財利；並對一無所有的廣大民眾，要求因著信仰而消除顛覆統治階級的想法。尼布爾說：「基督徒愛的理念已因被利用來安穩不公義的世界體系而貶值」。（The World Tomorrow, XVI, No, 11, 253-255.）
尼布爾在1932年發表的＜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一書，表達著對此議題的憂心。宗教教育家通常認為只要通過每一個人的歸正，就可帶來一個良善、理想的社會。由於對人性天真樂觀想法，尼氏認為剛好成為統治階級及特權階級的美好藉口，在假設社會一定會漸進式地走向美善進步的過程中，享受更多的奢侈與不義。
台灣教會若要大眾認同，就當發揚表達其對社會整個救贖事業的異象。如同希伯來人所宣揚的拯救觀念，在先知及耶穌身上出現一樣。福音是現世的，它帶有抗議精神，當基督徒能為每個人的日常食物去戰鬥時，基督徒才有可能了解為何耶穌會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因此，台灣教會如何將福音本質與中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哲學所加諸於對信仰的的價值區別出來，應是首要神學思考。再者，重塑教會內中產階級對普羅大眾的關懷使命、社會不公的敏感思維，將再度決定教會能否成為推動真正「社會進展」的推動力量。
重建台灣教會的歷史使命
神學思想的進展跟一般文化思想的進展一樣，總是跟隨著一個社會學的因素，即支配團體最終決定何為正統，何為合宜的倫理看法。基督徒社群對其本身的了解與詮釋也是如此，始終還是受到支配團體思想價值的制約而作為其信仰的了解，甚至其行為的準則。
台灣的政治雖曾經?民進黨執政的政黨輪替經驗，然現今中國國民黨又重新執政，社會那套早已控制我們的「大中國文化意識型態結構」又活躍了起來。令人擔心的是，台灣教會在這套「大中國文化意識型態結構」的洗腦過程中，其內部正進行著一個影響深遠的雙重作用：一方面緬懷自屬?史文化的特質，並藉著其所認同的族群聚集、同樣語言使用，以便在傾中統治階級的強權文化的制約下來自我安置；然另一方面又無法避免其第二代被此統治文化、思想所教化影響。在此雙重作用下，台灣教會正面臨著一個?史承續的困境，那就是受中國文化宰制、洗腦的第二代信徒，愈來愈難了解台灣教會早期信徒所背負對台灣本土的歷史使命。
另外，台灣教會的自我了解也反應著教會信徒在社會世俗化過程的影響下，無法避免的現實導向，有時資本主義的價值就成了信仰追求的目標。把教會對真理的實踐與現世導向的實用功能混為一談並非世俗化之過，世俗化的過程雖導向人們重視「實用性」(pragmatism)與「俗世性」(profanity) ，但並非意謂教會的實用性是向著「多寡」、「大小」、「成功」等現世價值觀念的指標來定位。
反而，一個有深度的世俗化福音思考，事實上是在建構一種「社會變遷的神學」，是走向一個以民眾社會性格為深度考量的福音省思，並在世俗化的社會提供正義的改變，並以此自我期許及自我安置。
台灣教會必須重新體認沒有一個人可為不同文化、社會政治及經濟情境，或生活在受苦的人們作信仰反省。他（她）們必須尋求在他（她）們的特殊生活情境中，來建構他（她）們自己的神學及對教會及人民的自我了解。因此，台灣的教會及基督徒必須清晰地見證在此特殊處境中對永生真理的了解，而真理的目的是指向正確的行動。這需要對話，基督徒與他（她）們日常生活情境對話，導引他（她）們的問題於信仰上，且讓上帝的話語(text)用來詢問他（她）們的處境(context) ，導引他（她）們重建台灣教會的歷史使命，並在此人民受難及政府所行不義時刻帶來改變的盼望。
原文來自：第114期（2009/10）憂鬱的光輝十月，（24-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