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運動藉由賦權給信徒來促成教會的改變。但改教運動也對信徒提出挑戰，那就是信徒必須肩負起祭司的責任，作為世界與上帝之間的橋樑。
是否我們遺忘了甚麼？
去年的三月，台灣相當不平靜。先是有服貿協議強渡關山的事件，然後是年輕人佔領國會長達二十四天。三月二十三日發生了令人遺憾的鎮暴事件，很多人流血受傷。由於我去年一整年在台灣做田野調查工作，那一天我剛好有事北上，所以那天晚上，我也去立法院關心這些學生。晚上看到電視報導，其實就覺得學生不太對勁，鷹派跟鴿派已經出現分歧，後來果然鷹派開始了衝撞的行動，也引起了行政院長江宜樺出動鎮暴警察驅離學生的鎮壓行動。那一天晚上，我真的剎那間感受到台灣好像回到白色恐怖時代一樣。
不過，有幸的是，太陽花學運雖然遭到了政府的鎮壓，卻得到了廣大民眾的認同，並且在世界各地的台灣人，都紛紛以行動來響應年輕世代的訴求。太陽花學運雖然一開始是圍繞在與中國簽訂的服貿協議的一連串爭議，不過，後來的關注焦點逐漸提高到民主政治的失靈、馬英九政府在經濟上過度傾中、以及公民憲政會議等。也可以說，太陽花學運代表的是年輕世代對於台灣未來的憂心，對於社會轉型的期待，以及一個改變現狀的企圖心。我看到這些年輕人想要改變的熱切與渴望，想要一個不一樣的台灣的未來的心志，我覺得台灣還是很有希望。
如果說，太陽花學運代表的是台灣年輕世代對於現狀的不滿，一個對不一樣的未來的想像，一個改革的力量，那麼，長老教會在這個改革運動中，扮演的角色是甚麼呢? 我知道在學運當中，濟南教會提供了場地、人力來支援學運，長老教會也實質的動員人力來支持學運。我的母會蔡伯倫牧師曾經分享，在占領立法院的過程中，學運核心分子曾經請求長老教會三間神學院的神學生協助，他們曾經說過一句話，在這個時候（風聲鶴唳的時刻），我們只能夠信任長老教會。因此，我認為長老教會過去累積的社會關懷、社會參與，是受到肯定。另一方面，我也觀察到，長老教會在這一波學運當中，雖然也出錢出力支援學運，但是，似乎也扮演著支援的角色，而比較缺乏先知性的角色，在我有限的理解當中，似乎也比較缺乏主導議題、帶動討論的部分，比較多參與在支援的部分。《新使者》雜誌第143期的主題，是｢後太陽花的公民力量｣，我很高興看見長老教會有人花時間、精力，針對太陽花學運作相關的信仰反省。但是，也憂心反省的力道似乎相對薄弱，僅僅只是少數的人參與在神學回應與相關的論述當中。
我這幾年在美國讀書，但因為我做台灣研究的關係(我很幸運我的老師讓我做台灣研究，並且在後殖民理論、解放神學方面給予我相當多的指導)，所以一直保持著對台灣教會與社會的關注。這幾年也在台灣與美國之間進進出出，所以我對於台灣的教會現況並不陌生。我觀察到台灣的教會有逐漸淡出公領域的參與，並且更多的轉向教會增長、小組教會的建立、靈恩運動的追求等等。雖然很多的教會還保留著｢落實上帝國｣這樣的標語，但是，相對而言，對於公共議題的關心，好像也相對淡化許多。我並不是認為教會要一天到晚上街頭才是關心社會，但是令我憂心的是，在許多的社會議題上，長老教會是被動的被帶著走，似乎比較缺乏主導議題的能量，也因此，過去鮮明的先知性的角色，似乎也弱化許多。
我因此思考，我們是我們是否已經失去了宗教改革的精神？我們是否已經失去了批判的能力？我更擔憂的是，台灣教會一味借鏡新加坡、韓國的教會增長模式，但是，有很多的教牧領導模式也越來越走向權威領導。也因此，在追求教會增長的過程中，我們的信徒是否逐漸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逐漸忘記了｢信徒皆祭司｣的宗教改革精神呢？
信徒皆祭司：底層人民觀點
10月31日，我們剛慶祝過宗教改革紀念日。當天晚上，在立法院濟南路舉行了《太陽．不遠》的紀錄片首映會。我相信這個不只是一個偶然，而是有意義的巧合——就在宗教改革紀念日，許多人重返運動現場，一起來反省、回顧、思考太陽花學運的意義。太陽花運動象徵的一股對改革的期待，也象徵了公民意識的覺醒。從底層人民研究的角度來看，是長期被壓迫的底層人民發出的怒吼與抗爭。
1970開始，印度有一群學者，針對｢被支配的人民｣做研究，發展出｢底層人民研究｣，特別針對後殖民主義對人民的影響來作探討跟分析。底層人民研究的主題相當廣泛，涵蓋｢後殖民批判｣、｢意識控制｣、｢後殖民民主｣、｢公民社會批判｣、｢民族主義與後殖民國家｣、｢帝國主義批判｣、｢農民運動｣、｢性別壓迫｣等。｢底層人民研究｣特別注意殖民主義對人的政治結構與歷史意識造成的深層影響，要求我們｢聆聽微小的歷史聲音｣。
在底層人民研究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是｢人民｣。｢人民｣可以指的是一般大眾、庶民，也可以指在權力關係中受支配的階級。在社會中，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在教會中，指得是非神職人員，也就是平信徒。我們知道宗教改革運動一個很重要的貢獻，是讓一般的信徒可以讀聖經，也可以不用透過神職人員的協助，直接建立跟神的關係。所以，宗教改革運動，從底層人民研究的觀點來看，是一種賦權（empower）給被支配的非神職人員階級的運動，是一種針對教會神職人員階級腐化的一種批判運動。也因此，我們可以說，宗教改革運動的精神與宗旨，跟底層人民研究的精神與宗旨，很大部分是相契合的。
如果說，太陽花學運所啟動的，是一股公民覺醒的力量，是底層人民的怒吼與抗爭，是改革的火炬，那麼，這股改革的火，也應該要燒到教會，喚醒教會的信徒，走出教會的舒適圈，一同來參與在社會改革的運動當中。我們知道，宗教改革一個很重要的信念，是｢信徒皆祭司｣。祭司就是搭橋者，就是人與神的中介者，而祭司平常的工作是教導人明白上帝的旨意。換句話說，所有的長老教會信徒，都有責任參與在教導人明白上帝國的真理的職分上。我們每個星期做禮拜時用主禱文來禱告，到底，當我們說，｢願祢的國度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是甚麼意思？太陽花學運追求一個更理想的台灣社會，那麼，基督教信仰對於台灣社會提出甚麼樣的理想？我們知道，長老教會曾經提出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的理想，但是，我們講比較多獨立，但是對新國家的描繪，似乎比較少。
基督教信仰對台灣社會轉型的呼求如何回應？上帝國的理想跟太陽花學運對於台灣社會的理想有甚麼相似之處，又有甚麼不同？除了政治與經濟制度以外，我們對於新國家的想像是甚麼？甚至，對於一個新的社會、新的文化，身為改革宗傳統的一分子的長老教會，我們是否能夠提出一個對太陽花世代有吸引力、有說服力的異象？還是，我們總是跟在社會後面走，讓社運份子主導社會改革的方向，而我們遠遠落後，甚至就只關心教會自身的增長呢？
對於所有改革宗傳統的信徒，我要說，我們不能再一味依賴總會、教社部的動員令，才來參與在社會改革當中。我們不能總是依賴牧師告訴我們要做甚麼，我們自己就是祭司，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在每天的生活中、在職場中，扮演祭司的角色，教導人民認識上帝的旨意。甘地曾說過，我們要成為想要在世界上看到的改變。換句話說，我們自己就是社會的改革力量，我們自己也要成為那個改革。
解放與教育
當我思想我們如何成為那個我們想要看的改變時，從台灣的處境出發，我最先想到的是長期的填鴨式教育所造成的思想禁錮。對於一個思想長期受到囚禁的人來說，人生所追求的，只不過是小確幸。我們的教育告訴我們，台灣只不過是個小島，所以，我們永遠是小國小民，也不需要做大夢，只要追求安定舒適的生活就好。儘管台灣社會已經解嚴將近三十年，但是，我觀察到，人民的思想與心靈仍然是被囚禁的。這除了長期政治生活的壓制以外，更重要的是，台灣的聯考制度對於自由心靈的扼殺，以及對於填鴨式教育的助長。台灣經歷了十年的教改，可是目前有開倒車的現象，原因很有可能就是殖民幽靈再現，糾纏台灣不放的結果。
保羅．弗雷勒在《受壓迫者教育學》就提出他對於教育方式的觀察。壓迫人的教育方式，他命名為囤積式教育。在囤積式教育當中，教育者不斷的去存放知識在被教育者身上，而學生必須耐著性子接受、記憶與重複那些｢存放物｣。這個教育的成功標準是，好的老師要盡可能在學生身上塞滿東西，而好的學生就是那些最馴服的學生，願意不經批判與思考的囤積老師所給予的東西。然而，這樣的教育之下的人，缺乏創造與革新的知識，因為創造與變革通常來自於一顆願意質疑跟批判的心靈。
保羅．弗雷勒振聾發聵提醒我們：壓迫者常常會利用囤積式的教育來避免學生覺醒的威脅。因為，囤積式的教育讓學生必須接受別人強加給他們角色。壓迫者更常利用人道主義來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壓迫者讓受壓迫者認為自己是有問題的，是需要改造的，因而，他們必須被統合進去過去他們所背離的社會。也因此，保羅．弗雷勒認為，囤積式的教育讓學生毫不思索地位壓迫者獻上服務。
保羅．弗雷勒因此提倡提問式的教育來取代囤積式的教育。在提問式的教育中，學生不再是被動的學習者，而是成為與教師進行對話、具有批判力的共同探究者。提問式的教育是一種自由的實踐，與進行宰制與實踐之教育是對立的。提問式的教育不為壓迫者服務，它允許學生問為什麼之類的問題，也讓學生有機會以批判的方式去覺察他們存在這世界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讓同時身為老師的學生與同時身為學生的老師，都可以去反省自身與世界。
也因此，保羅．弗雷勒認為提問式的教育具有革命的未來性，是先知性的。 他更提出了對話的概念，來做為提問式教育的實踐。對話是人與人之間的邂逅，目的是為世界命名，是為了要改變世界。在真正的對話當中，不允許宰制的情況存在，如果有一方的權利受到否定，必須先從事權利的回復。真正的對話是一種創造與再創造的工作，必須以愛為基礎，必須保持著謙卑的態度，並且必須要對人性保持著高度的信心。
當我從保羅．弗雷勒的角度來思想｢信徒皆祭司｣的意義時，我認為，如果信徒可以意識到自己長期受到｢填鴨式教育｣的思想箝制，而讓自己成為解放教育的追求者時，改變是有可能的。這牽涉到兩個向度的改變。
1. 讓自己成為｢提問式教育｣的老師。
從今天開始不再被動的等待牧師來告訴你要做甚麼，而是主動的成為一個老師。因為，我說過，祭司平常的工作就是教導人民明白上帝的旨意。要成為上帝國的祭司，需要接受裝備成為老師。而成為一個教師，可能意味著在教會擔任長老或者執事，也很可能擔任小組長，更有可能是在生活中盡可能地扮演心靈導師的角色，幫助未信者進入信仰，明白上帝的旨意。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自己必須要成為解放教育的追求者，建立與非信徒，甚至是信徒之間的對話關係，以對話的方式來實踐提問式教育的理想。我們需要幫助人了解上帝國的理想是帶來解放，我們自己也要成為一個心靈解放的人。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再躲在安全的角落扮演旁觀者，我們自己就是革命份子，我們自己就是改革運動的主角。唯有一個心靈解放的人才能解放他人，我們追求解放，那麼我們自己要先從思想禁錮的監牢中解放出來。
2. 不再逃避自由。
然而，我也必須提醒，這並不是一個容易的過程。因為人性是傾向於依賴權威，這樣，人就不必冒險，不必為自己做的決定負責，不必為自己犯的錯誤負責。佛洛姆的著作《逃避自由》，相當程度的說出人性逃避自由的傾向，總是喜歡躲在權威的蔭下，以避免自由之路必經的曠野。
我覺得對長期受到殖民教育侵蝕腐化的台灣人來說，要追求解放教育最大的障礙，可能是逃避自由的傾向。當我們沒有權威可以依賴，我們可能手足無措。甚至，我們根本上就是要別人為我們的問題負責，根本就不希望得到解放。因為，在心靈的埃及地雖然是奴隸，總還是可以得到溫飽。但是在通往迦南美地的路上，所必經的曠野，是一個令人害怕的地方，是一個會威脅到生存的地方。曠野既然令人害怕，不如留在埃及地。這是人性。我想，也是今天，阻礙長老教會信徒實現｢信徒皆祭司｣的理想的主因。
讓改革的力量持續下去
雖然，信徒相對於神職人員，是屬於底層人民的階級。然而，宗教改革運動讓這個不平衡的權力關係受到挑戰，藉由賦權給信徒來促成教會的改變。但，改教運動也對信徒提出挑戰，那就是信徒必須肩負起祭司的責任，作為世界與上帝之間的橋樑，並且去教導非信徒，讓他們了解上帝的旨意。在這個意義上，信徒作為底層人民階級的實況被改變，信徒不再屬於被神職人員支配的階級，並從傾斜的權力關係中得到解放。另一方面，信徒要避免落入被支配的命運，自己必須不斷地肩負起祭司的責任，自己必須成為一個能夠教導別人明白上帝國旨意的老師。
在今日台灣的現況當中，長老教會的信徒不僅僅必須成為一個上帝國的老師，更重要的是成為一個解放教育的追求者。因為，唯有人徹底擺脫被壓迫的惡性循環，徹底拒絕殖民式的囤積式教育，才有可能從心靈桎梏中得解放，也才有可能進一步解放壓迫者，進一步解放其他的受壓迫者。是的，我們不能夠再把改變的希望放在牧師身上，放在總會身上，放在神學院身上。我們必須明白，能夠啟動改變力量的，正是我們自身。而，也唯有我們自身成為想要看到的改變時，世界的改變才成為可能。
今天我們都必須做出決定。要回應太陽花學運對教會提出的挑戰，一個變革的挑戰與邀請，還是要拒絕。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是願意改變的。然而，我們所追求的改變，是短暫的，宣洩情緒式的，偶然的，無目標而被動的改變，還是有方向感的改變，是根本而徹底的改變？我們今天每一個人做的決定，會在歷史中留下痕跡。因為，我們的決定會影響長老教會能不能繼續在台灣扮演先知的角色，能不能繼續成為改革的火車頭？盼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做出正確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