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佑達 (柏林自由大學博士生)
就如同蘇格蘭長老教會辦的教育，奠立了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基礎一樣，敬虔主義學校系統出了許多後來啟蒙時代的重要人物。
Philipp Jakob Spener，原先德勒斯登的首席宮廷牧師，在一六九一年接受了柏林尼古拉教堂的主任牧師的職位。因為尼古拉教堂約略是布蘭登堡／普魯士公國的御用教堂，第一次布蘭登堡公國境內的路德會禮拜就在此進行，因此意義相當於Spener從此跳槽到普魯士，成為官方御用牧者。他跳槽的原因是他領導了一個相當起爭議的宗教運動，後人稱之為敬虔主義，並且深深影響到普魯士的教育體制與倫理觀念。
在擔任德勒斯登的首席宮廷牧師之前，Spener在法蘭克福赤腳教會（Barfüßkirche，今已無，原址現為Paulskirche）擔任主任牧師。在這個時候，Spener就一直批判當時的路德會官方體制僵化，無法切合平信徒的靈性需求，比起神學問題，他更重視平信徒每一天的靈性生活過得如何，認為基督徒可以在一個個信仰小圈對話中體驗更新的靈性生活，這個小圈Spener稱之為「虔敬團契」（collegiapietatis），而這些虔敬團契應該要如蘑菇冒出土壤般，遍布所有信仰路德會的地區，套句現代的話來說，就是教會小組化的意思。
一六七〇年八月，法蘭克福赤腳教會旁的牧師館，開始了第一次敬虔團契聚會。聚會固定於每週三與週日的下午五點（夏天）或是下午四點（冬天）。一開始Spener會先禱告，念一點靈修書籍的內容。結束以後，他會總結以上的全部內容，並且提解重點。接下來是團體成員的自由發言時間，不依特定的規則，每個人都可以針對自己認為最重要的部分表達意見、提出問題。很快地，馬上就有人提出應該要有個辦法規定發言，Spener本人認為，這些規定不該是法律規定（lex），而應當是增進每人靈命的「方法」（Methode）。很快地討論方針出爐了：對於靈命造就以外的討論應當捨棄，過於高深、對個人虔敬沒有實用價值的研究也不應當討論，以及其他具有爭議性的問題。討論應當激勵弟兄姊妹虔敬之心，無論是對於上帝或是對上帝的服從。不過這個「方法」是否已經固定並且寫成守則，並於每次聚會時嚴格遵守，我們不得而知。聚會選用的靈修書籍有Lewis Bayly所著《敬虔操練》（Praxis pietatis）與路德宗的靈修書籍，Joachim Lütkemann所著的《屬神益處之預嚐》（Vorschmack göttlicherGüte），之後還有Nicolas Hunnius所著的《信仰要理》（Epitome Credendorum），一本關於基要真理的書籍。不過發言人在討論書中內容之後，也可以帶進自己想要討論的其他議題，政治、經濟的議題也被允許。然而有個規則是，不可以談論不在團體中出現的人，對於城市內的弊端不可具體地討論。在發言結束後，團契再一次禱告，結束整個聚會。
Spener的虔敬團契非常有名，許多人都擠著想進去，但是進入這個法蘭克福團契是要審查的：進入的人必須對於虔敬的生活認真看待，而不是隨便玩玩。就算如此，法蘭克福團契的規模仍然不斷擴大。一六七〇年底在牧師館聚會的人有15－20人，一六七一年一月Spener開始要求他的其他牧師同事加開類似的團契，好因應外面不斷有人想要加入的需求。一六七五年，根據Spener的記載，有時團契可高達50人之譜。一六七五年，Spener出版了自己的靈修書籍《敬虔之渴望》（Pia desideria），總結他在法蘭克福帶領團契的經驗。
Spener到了薩克森擔任首席宮廷牧師之後，漸漸開始有追隨者。他在萊比錫神學院的追隨者August Hermann Franke，一六八九年在學校組織類似敬虔團契的小組，並且公開反對傳統建制的路德宗神學教導，焚燒教科書，迅速發展為全校的學生運動，一發不可收拾。最後薩克森當局出手，禁止敬虔主義文章出版，Franke被開除，去到Erfurt當一個小牧師。這個衝突的主要原因是Spener敬虔主義直接冒犯到路德宗建制派。一六九二年，Spener也被威騰堡大學宣判為異端，並洋洋列舉284個教義上的錯謬。薩克森公國自馬丁路德開始，就是路德會的保護者與最大贊助人，威騰堡神學院更是馬丁路德本人所待的神學院。被薩克森大公冷凍，加上被威騰堡神學院判為異端，在十七世紀的意思相當於你在路德會就不用混了。但在這個時刻，普魯士大公伸出了援手，請他去柏林擔任主任牧師，並且邀請弟子Franke在Halle神學院教書。從此Halle成為敬虔主義的大本營。
普魯士大公腓特烈三世（也就是日後的第一任國王腓特烈一世「傭兵王」）想把敬虔主義引進來，其實是想要挖國內路德宗建制派的樁腳。普魯士公國的大公信奉的是加爾文改革宗，但是領土內臣民都是路德宗。改革宗一直覺得路德宗教會裡祭壇的擺設還是很華麗，這是天主教毒素沒清乾淨，兩者教導也不盡相同。普魯士大公試過想要強行把領土內的教會與神學院全部改革宗化，但是基層的反彈都很大，最後都不了了之，又改了回來。敬虔主義可以繞過建制派直接訴諸民眾，也可當成改革宗與路德宗溝通合一的橋樑。Spener等敬虔主義者常常應贊助者要求，多多強調教會合一，讓普魯士的臣民對改革宗不會那麼排斥。
Halle在Spener與Franke的領導之下，成為敬虔主義的重鎮。除了信仰教導以外，Franke注意教育，在一六九五年成立了給貴族子弟的學校Paedagogium Regium，開課科目有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歷史地理、幾何、音樂與植物學等。但是比起貴族，敬虔主義對窮人更關注，他們建立了社會福利機構，成立孤兒學校，免費教育窮人家小孩。由於各界捐款踴躍，這個孤兒學校又升級成可以供窮人子弟免費住宿生活的孤兒院（說是孤兒，其實大部分是雙親無力扶養的小孩），因此Halle的孤兒院同時解決了教育與社會問題。而Franke深知宣傳的重要性，與其在薩克森時一樣受制於人，不如自己宣傳自己，於是孤兒院又增加了印刷廠的功能，自己印刷敬虔主義的各種文章與書籍。這些文章書籍不只在德國如火如荼，還傳到英國清教徒圈子，甚至傳到俄國以及北美新大陸去，知名度高，捐款當然也就更多了。當然，Franke最終目的是能夠財務自主，這個學校兼住宅又兼印刷廠的孤兒機構，後來又兼賣藥這個相當有利可圖的事業。所以整個機構賺了許多錢，錢越多，越可以蓋更多機構，然後錢又更多，整個系統就如雪球般越滾越大。
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一世過世後，繼任的工作狂、軍武狂「士兵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與敬虔主義的合作更為密切。一七一七年，普魯士國王宣布要在全國建立2000家依照Halle模式的學校；一七三〇年所有的神職人員與公務員，以及軍官全部都受敬虔主義的教育。一七一八年，普魯士把軍中牧師換成敬虔主義體系出來的牧者，這些牧者的倫理教導如自我紀律、無條件服從，都成為後來普魯士的特質，也被認為是普魯士在後來大大小小戰爭中，紀律士氣較高，逃兵較少的重要原因。
雖然敬虔主義與普魯士官方的熱烈合作在腓特烈大帝即位後開始冷卻，腓特烈大帝不喜歡這些「新教版耶穌會士」，而比較喜歡啟蒙運動的思想家。然而兩者並非真的就勢同水火，事實上具有承先啟後的關係。就如同蘇格蘭長老教會辦的教育，奠立了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基礎一樣，敬虔主義學校系統出了許多後來啟蒙時代的重要人物。雖然不在普魯士，但是其中最有名的，是受符騰堡敬虔主義運動影響的黑格爾。敬虔主義的引入，可以說是所謂普魯士精神的開端。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 Clark, Christoph(2008). Preußen.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1600-1947. München: Pantheon-Auflage, S.154-171.
- Wallmann, Johannes (1977). Das Collegium Pietatis, in: M.Greschat(Hg.), Zur neueren Pietismusforschung, Darmstadt, S. 167-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