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仰恩 (台神教務長，教會歷史副教授)
台灣的本土經驗是曲折多變的。
在2001年的立委大選中，因為前總統李登輝替「台灣團結聯盟」的候選人助選時提出「本土化」的訴求，引起連戰、宋楚瑜以及所謂「泛藍軍」系統的強烈指責，認為本土化就等於「台獨化」、「去中國化」。針對這些批判，李登輝更進一步闡釋本土化就是台灣化和民主化，前者指由住在台灣的人自己參與一切公共事務，並創造自己福祉的過程，後者則指由台灣人民當家作主，自己支配自己的政治實踐。面對這樣的論爭，我們不免會問，到底「本土化」的意涵是什麼？
早在13年前，我曾在《使者》雜誌第75期（1988年4月號）中一篇以「二二八事件與台灣意識的定位」為題的文章中談到台灣意識和本土化的問題。以下就綜合當時我的主要論點，加上對近期新發展的分析，提出以下的看法：
(1) 台灣意識
基本上，台灣意識有兩個向度(dimension)，一個是土地的向度，代表一種逐漸將台灣視為「鄉土」(homeland)的認同感；另一個是社群(community)的向度，代表一種將台灣住民所形成的生活社群視為命運共同體的歸屬感。
(2) 台灣早期移民心態
作為一種本土意識，台灣意識的「土地」向度是隨著早期農業移民的落地生根而自然形成的。台灣早期移民的心態大大不同於移居南洋的「華僑」心態。前者是農業取向的，以土地為重，一方面種稻，一方面種經濟作物。土地既是終極關懷，他們的生活重心也就隨之而定根台灣了。相對的，後者是商業取向的，以金錢為重，汲汲營利乃為要落葉歸根、衣錦還鄉。金錢既是首要的終極關懷，他們的心也隨之漂泊不定。
(3) 社群的向度
「社群」向度方面，先後來到台灣的各族群也藉著商圈、共同防禦體系、祭祀圈的建立，逐漸揚棄舊有的「祖籍地」或地方意識，擺脫肇因於利益爭端的「分類械鬥」的陰影，並擴大、融合成新的生活共同體。不過，整體台灣意識的形成，卻是日本人在台灣建立近代化殖民體制以後的事了。一方面，由於全島行政、交通、通信網的建立，幣制和度量衡制度的統一，過去零碎四散的小社群逐漸被整合起來。另一方面，被日本大和異族統治的殖民經驗，也將全島各族群受支配、壓迫的自我意識逐漸凝聚成一個「命運休戚與共」的環結(bond)。因此，在原先本土意識的社群向度裡就又加上了「命運共同體」的要素。
(4) 過客？外來殖民者？
從上述這兩個向度來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將所有來到台灣的人分成兩類：一類是願意定根本土，並且逐漸融入命運共同體之社群的「移民」，另一類則是不願認同本土，僅只是為了奪取經濟利益或政治上的特定目的而來到台灣的「過客」或「外來殖民者」。不幸的是，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居人口多數的移民卻往往受到外來殖民者的統治、掠奪和侵犯。可幸的是，在因應一波波外來統治者（包括荷蘭、西班牙、明鄭、清國、日本、中國國民黨等政權）的歷史進程中，這個命運共同體的「自我認知」也時時激發出台灣意識中最寶貴的抵抗精神，它以民變、抗暴、武力革命、非武裝抵抗、民主化運動等不同形式在台灣歷史中呈現。
(5) 中國意識高漲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台灣本土意識日漸深刻化、明晰化的1910-20年代，在對岸的中國也正是「中國意識」日漸高漲的時期。隨著中華民國體制的建立，此一意識後來也在對日「八年抗戰」中達到最高峰。換句話說，在當時不同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客觀條件下，台灣意識和中國意識是各自獨立生成的。不過，也因為台灣和中國之間的歷史、文化淵源，這兩個意識在此一時期也是相容的(compatible)，甚至在某些具有深厚中原意識人士的觀念裡形成「依附」的關係。
(6) 二二八官逼民反
結果，這個虛幻曖昧的「依附論」必須等到二次大戰結束後的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才有重新思考和釐清的機會。整體而言，二二八事件在本質上帶有強烈的「官逼民反」、「兩種政治文化之衝撞」的意味，也象徵著台灣意識和中國意識的對決(confrontation)。經由這個事件，台灣人第一次被迫赤裸裸地去面對「中國」這個在種族和文化上具有深厚歷史淵源的政治勢力，以及它所帶來的封建、極權、專斷、愚民取向的政治文化。經由這個事件，台灣人再次淪為被殖民、被支配的對象，但在幻滅中也開始體會到，唯有自己「當家作主」才能帶來光明的前途。
(7) 良知覺醒
從這個角度來看，二二八事件可以說帶有「良知覺醒」(conscientization)的功能，同時也培養了台灣人民的「主體性」思考方式。換句話說，二二八事件具有「釐清」台灣意識並為之「再定位」的功能。論到這個由依附性的中國意識轉變為具有自主性台灣意識的心路歷程，最具有代表性的論述應該算是客籍作家吳濁流的《無花果》以及福佬籍政治學者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這兩本書了。這也是台灣人跳脫「孤兒意識」、「養女命運」、「奴才性格」的意識覺醒過程。
(8) 風起雲湧民主化運動
不幸的是，隨著1949年以後中國意識在台灣的全面登陸以及執政當局對台灣意識的刻意打壓與封殺，台灣的本土認同和族群關係又進入半世紀的沈潛、糾葛時期，一直要到1970年代末期風起雲湧的民主化運動時才又展現新的生機。很明顯的，這個民主化運動，事實上同時蘊含著本土化（鄉土文學論戰就是一個好例子）和台灣化（自決運動和台灣主權獨立運動）的要素，它也隨著反對運動的成長而將台灣社會帶向「本土化」的不歸路。
(9) 告別「外來政權」
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在李登輝總統主政的12年間，他勇敢提出「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的說法，並通過民主改革的過程致力於國民黨的本土化。1992年後，隨著立法委員及國大代表的全面改選，國民黨正式「台灣化」，告別「外來政權」的時代。接續的省市長及總統民選，更代表台灣進入全面本土化的時代。1996年首屆總統民選後，中國分別於1997年和1999年收回香港和澳門主權，並以「一國兩制」及「不惜動用武力」對台灣進行統戰、威脅。李登輝遂於1999年提出「兩國論」因應之。
以上的剖析，相信已經能夠為台灣的「本土化」歷史經驗提供一個基本的思考架構。的確，台灣的本土經驗是曲折多變的。其實，光就台灣這個島國在歷經數百年的政權交替史之後卻仍在為應否「本土化」而爭辯一事，就可以看出台灣政治生態的錯綜複雜。事實上，「本土化」(indigenization)或譯「根植化」或「本色化」或「土著化」，意指融入本土的過程。因此，落地生根的子民，在經過幾代的傳承之後，自然會產生共同的歷史記憶、生活經驗和對土地的情感，並形成命運共同體，建立新的身分與國族認同。若不是受到外來政權的干涉與左右，這個本土化的過程原本就應該是真實而自然的。
我深深的期待，每一個台灣人都能夠認同本土化的理念，並確認台灣就是我們的鄉土和祖國。我也期盼，每一個台灣人都能培養台灣主體性的思考和觀點，讓我們的本土意識不再模糊不清地「依附」於中國意識或任何其他外來意識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