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文珊／玉山神學院助理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名譽助理教授

東方主義與障礙神學

薩依德（Edward W. Said）稱用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殖民主義心態來理解東方，視其為對立的他者，並進行帶有某種刻板印象化、本質偏見的理解為「東方主義」（orientalism）。然而，東方主義的視角不單侷限在地理空間上，對於那些仿若存在「異次元」的身心障礙者來說，身心健全主義（abelism）的凝視也是非常「東方主義式的」。

拿艾斯蘭（Nancy Eiesland）著名的身心障礙神學先驅為例：她因患有先天性的骨骼缺陷，成長過程中不僅曾接受過多次無果的矯治手術，還曾這樣描繪自己在教會中的「靈性關懷」：「在教會長大，又終身殘障，讓我得以了解宗教信仰對殘障的諸多回應。那些衛教的說法可以用一些再熟悉不過的話來總結：『你在上帝眼中是特別的，所以你才會殘障。』或是：『不要為你現今的痛苦憂慮，到了天家，你就會成為完全。』還有：『感謝上帝，情況沒有更糟。』別人告訴我，上帝讓我殘障，好磨鍊我的性格；到了六、七歲，我相信我已經養成了受用一生的好品格了。我家人常帶我去神醫特會，我從未得醫治。人們問我是否有隱藏的罪，但這些罪必定得隱藏得很好，以致於連我也不知道。我所聽到的這些對於殘障的宗教詮釋，都不足以說明我的經驗。」

相較於約翰福音裡瞎眼得醫治的敘事中耶穌門徒的反應：「這個人生下來就失明，是誰的罪造成的？是他自己的罪或是他父母的罪呢？」（約九 1～2）艾斯蘭受到的「靈性關懷」已然友善、親和得多；至少，沒有再把犯罪的「連帶污名」扣在身心障礙者的父母身上。

來自於罪？

究竟猶太／基督宗教如何可以把天生的缺陷與障礙者個人的犯罪因果關聯起來，說天生目盲是因為這個人犯罪？這個缺失的神學建構，如今透過靈醫特會，看似得到了補足；經常抱持成功神學假定的靈恩運動，面對沒有什麼身體「資本」可言的身心障礙者，既不能懷疑「靈師」的教導有誤，又不能質問上帝幹了什麼，只好祭出想像出來的「犯罪」一說，把責任全推到障礙者身上——必定是因為有隱藏的罪，才沒有得到醫治。

但是，「因為人人都犯罪」（羅三 23），豈只是身心障礙者？為什麼身體健全不會被懷疑是因為犯罪所導致？答案出在基督教信仰帶有目的論色彩的自然觀：「上帝看祂所創造的一切都很好。」（創一 31）因此，在一般人眼中，身心缺損明顯不好！那麼，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身心缺損不是上帝造的，而是人犯罪的結果。的確，有的身心障礙與犯罪有關，小至酒駕、不負責任的親職，大至戰爭，乃至階級、殖民主義的體制暴力導致的醫療資源分配不均、衛教資訊不普及，甚或生活環境的污染破壞等等，但這些都必須有可以描述出因果關連的事實佐證。要命的是，神學或信仰上想當然爾的推斷，往往缺乏這樣的「證據」，還偏偏牢不可破；而它未必出於想「定罪」，更可能是以「關懷」為名！

所幸，隨著障礙運動及其人權的興起，犯罪想像明顯「政治不正確」，使得一般教會不再敢明目張膽質疑身心障礙者個人或其親族犯罪；即便在遇到個案的確是因為犯罪而導致身心障礙的情況下，也多半三緘其口。

化了妝的祝福？

然而，這種把他者僅僅視為客體的「東方主義式」神學想像的幽靈，仍舊以其他樣貌一再還魂。在與身心障礙的對遇中，目的論自然觀不再扮演要角，主導的是教牧關懷的正向心理學基本預設，讓教會不能停止教育身心障礙者要「往好處想」，或是在此世心懷感恩：「還好沒有更糟」；或是寄望於來生：「到了天家就成為完全」；或者視「不好」的身心障礙為手段或工具，以達成「好的」，即「化了妝的祝福」：比如讓自己擁有好品行，或是成為他人的信心楷模。

這樣的說法未必人人都願意買單。天主教方舟團體創辦人范尼雲（Jean Vanier），曾經感性地描述智能障礙者如何也能在靈性上教導他人，不少人認為其中不乏過度想像，淡化了障礙對其個人乃至原生家庭帶來的重荷。而肢障者史黛拉．楊（Stella Young）亦曾在 TED 中現身說法，質疑身心障礙者為什麼非得為別人而活不可？非得成為他人眼中的榜樣不可？過度美化身心障礙者，推崇其為天使或聖人般的存在，不但剝奪了身心障礙者個人犯錯乃至犯罪的可能，更易使人們對身心障礙的真實生活與邊緣處境無視。

聖人或天使豈會有如下的困擾？肢體障礙者可否因為性需求，而要求政府補助召妓？生活無法自理的智能或精神障礙者能否結婚生子，再交給他人撫養？以身為聾人為傲的父母，可不可以透過基因篩選或人工生殖技術協助，選擇生下跟自己一樣的子代？又或者，身心障礙者是否可以選擇安樂死？身體完整性認同障礙患者可否要求動手術切除未罹病的肢體，以滿足心理需求？這些艱難的課題，都不是靠把身心障礙浪漫化便可以輕易解決的。

超人類 vs 多元社會

不管是祝福或罪惡，將其侷限在身心障礙個人身上，即是一種本質論立場，視身心障礙為個人的不幸或苦難，從而附加神學的想像與解釋。在醫療科技日新月異的現今，身心障礙者在人類歷史上首次被想像成為 「超人類」，例如丹尼爾．基什（Daniel K i s h ） 教導盲人使用回聲定位（e c h olocation）的方式來騎乘腳踏車，或像約翰．布蘭比列（John Bramblitt）以觸覺來繪製三度空間、色彩繽紛的繪畫，以及「刀鋒戰士」南非田徑選手奧斯卡．佩斯托瑞斯（Oscar Pistorius）用碳纖維義肢打破奧運世界紀錄。這種新類型的身心障礙想像，早已出現在「金剛狼」系列描寫變種人的電影中，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具有強大異能的 X 教授，其人設仍舊是坐在輪椅上。倘若未來出現這樣的科幻片——宣稱使用晶片植入可大幅改善人類選擇，解決智能障礙或精神障礙者理性判斷或意志自主的限制，應該也不會太令人跌破眼鏡。

然而，「誰」會用「什麼判準」來判定「哪些」算是殘障，常隨文化而異。建構論者喜好用「社會或少數模式」（social or minority model）來理解殘障，主張身體的缺損並不必然導致障礙，其障礙成因係源於社會對不同身體的歧視與壓迫。障礙作為一種近代興起的人口分類範疇，並沒有不同障礙別共享的經驗。身心障礙對個人未來生命的影響互異，再加上年齡、性別、種族、性取向，以及階級種種因素的交互影響，社會對不同身心障礙的接受度與處遇也大不相同。如果真要說不同的殘障經驗有什麼共通之處，那就是都被建構成身體健全主義的對立物。用女性主義身體現象學者艾莉斯．楊（Iris Marion Young）的話來說：個別殘障的身體是「處境中的身體」（body in situation），即活生生的在特定社會文化脈絡中行動、經驗的肉體，它既受到處境限制，同時亦是具有行動自由的能動者。「障礙」根本指的是一種由結構性的不平等制度所形成的社會位置：「限制的結構包括成套的資產分配、規則、規範，以及讓哪些人比其他人得到更多自由與謀利的優先排序。限制為個體界定了有效的選項範圍，或界定追求一些選項而非其他選項所需的成本」。

建構論主張：身心障礙的改善未必非得藉由醫療作為來達到不可，更何況人類科技也未必真能擺脫所有自然加諸身體的限制，譬如因老年而導致的缺損、失能，乃至障礙，恐怕是身為人永遠無法突破的極限處境。一個更具包容且多元的社會，「現在――無需未來」就能夠透過資源及機會的重新配置，去除加諸在身心障礙者處境上的諸多限制。在為重度阿茲海默症患者專門打造的荷蘭侯格威村（De Hogeweyk），居民買東西忘記付款、不認得回家的路、不知道自己今年幾歲，完全不構成障礙。近年來，許多人更希望這樣的實驗可以推廣至實驗村外，打造完全無障礙的社會。肢障牧師陳博文生前曾在教會大力推廣聽人學習手語，方便為聾人打造無障礙溝通的教會及社會環境，則是另一個本土實踐神學的例證。

道成肉身的相遇

身心障礙家庭對待障礙的孩子，往往出現「過猶不及」兩個極端：一種是「過份保護」，另一種則是「排斥或拋棄」。這種極端也存在於基督教神學中：將障礙者直接排除在牧養之外，拒絕提供適應於他們不同障礙程度及生命階段的牧養關懷；又或者未經同意，便代為作出包括受洗、認信，乃至求學、求職、結婚、生子等大小決定，以避免他們做錯事或犯罪。

神學與障礙是否可能擺脫東方主義式的想像？答案是肯定的！真正適應身心障礙者需要的牧養，不存在於普遍的神學命題，而是在真實處境的生活中；不在於讓障礙者作為被照顧的客體，而是讓他們成為有喜怒哀樂、能犯錯並負責任的主體；不在於教導他們按著刻板印象來發展，而是讓他們個別的生命差異及選擇能被尊重。

基督教會和神學能否效法基督，真正道成肉身活在障礙者當中？端看我們如何反思與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