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昭弘 (文章寫作當時是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現已退休)
「政教關係」是一個牽涉相當廣泛，極為複雜的問題。本文將僅就「宗教自由」的觀點，說明一些政治與宗教之間應有的適當關係。
何謂宗教自由
政教關係的中心論題即是宗教自由的問題。而當我們論及宗教自由的問題時，乃是把它與諸如「人身自由」、「思想言論自由」、「居住遷徙自由」等等自由放在相同的層次看待的，也就是指人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強制的意思。
人類經由長遠的歷史經驗，警覺到政治權力對人類生活的干涉範圍必須加以限制，各種「自由」之主張，都是面對政治權力來說的。也因此，就宗教自由而言，宗教信仰不受強制，即是指政治權力不能干涉宗教信仰，就如同政治權力不得侵犯人民的思想言論自由一樣。
此外，所謂政治權力不能干涉宗教信仰，另一層意義即「政教分離」，或說反「政教合一」。在政教分離或反政教合一的原則之下（freedom of religion）可以由二個層面來理解：
第一、就消極面來說，宗教自由的具體意義就是，不確立國教，不由政府強制人民信仰何種宗教，也不由官方特別支持某種宗教，人民對宗教信仰有完全自主的決定權。這種意義的宗教自由，即是freedom from religion。
第二、就積極面來說，宗教自由的意義就是，人人能依照自己的意願與方式去敬拜他們的神，去宣揚廣佈其宗教教義，引領更多人來皈依。崇拜與佈教的方式完全由信眾自主作決定，這種意義的宗教自由，即freedom for religion。
以上二種宗教自由的意義是缺一不可的。政府不但不應強制人們信仰某種宗教，而且也不能去支持某種宗教。因為一個政府如果可能支持某種宗教，必使許多宗教都想借政治力量來保護、擴張自己，結果必定使得政治權力成了支配宗教的力量，而造成政教合一。那些不聽話的、不受政權青睞的宗教，輕者受到歧視，重者就受到迫害了。
要避免這種情況，便只有讓人們在不政治權力干涉的條件之下，各自從事宗教活動。政治權力只能對宗教活動保持一個局外的身分，讓人們自己去選擇他們喜歡的方式，去過他們的宗教生活。這是消極與積極二面意義的宗教自由真義之所在。
政治權力對宗教行為是否絕對不可干涉
如就宗教自由的消極面與積極面的真義而言，似乎政治權力是絕對不得干涉宗教行為的。但是如果就前文所提及，宗教自由的與人民其它自由權放在同等地位看待的話，則情形就未必是如此了。如果有人假借宗教之名而侵害到人民其它自由時，則政治權力就應加以干涉，如神棍的騙財騙色。又如果有某種宗教，其教義包括，必須以活人獻祭，教義雖非政治權力所可以干預，但這已侵害到人們的生命權，這時政治權力當然應給予阻止。蓋政治權力是應予限制，但政治權力是不應予以廢止的。因為政治權力有它應該管轄的事權在，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即是政治權力該管的事項，因此如有宗教團體不論基於何種宗教信仰的理由而殺人，政治權力即應力以干涉。這種干涉並無妨礙宗教自由的問題。
宗教團體可否關懷政治
一般人常有一種想法，認為宗教團體的活動應限定在人類的「精神」生活層面，宗教的功能僅在幫助人獲得心靈的滿足。如果宗教團體去關心「世俗」的社會、經濟尤其是政治的問題，就是甘冒「政教合一」的大不諱。於此，我們有必要再對「政教合一」稍做說明。所謂政教合一，即是政治力與宗教結合，以政治力決定人民的宗教信仰，以政治力替宗教決定其崇拜與佈教方式，換言之，就是政府越俎代庖為宗教團體決定教內事務。或反之，宗教團體直接決定國家政策，行使治權。這二者都不對。由西方長久的歷史經驗可知，「政教合一」必然為人類帶來悲慘的後果。
但是，如果宗教團體站在政治社會一份子（團體）的立場，提供政治意見給執政當局做決策的參考，這是表示宗教團體關心其所存在的政治社會，這並不是政教合一，也不是干涉政治。因為如此做，只是基於政治關懷所做的獻議，並沒有妨害到政府的治權，可行不可行，抉擇之權還是在政府。
事實上，這個問題也牽涉到宗教團體本身對政治關懷的態度。有的宗教團體也許將自身的活動自限於「精神」的層面，認為宗教團體根本就不應該有世俗的政治行為。但是有的宗教團體卻認為宗教團體的活動不能以「精神」層面為限，舉凡與人類生活有關的問題，不論是「精神」上的心靈問題，或「世俗」的社會、經濟、政治……等等問題都是宗教團體應關心的對象。
這個問題更與一個政治社會的自由度密切相關。在一個專制獨裁的社會裏，不可能尊重人民的平等參政權與言論自由權。在這樣的社會裡的人民，不論以個人身分或以團體的名義，都不能享有充份表達政治意見的自由。在這種情況之下，宗教團體欲表達政治關懷必然不被政治當局所允許。相對的，在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裏，人人有平等的參政權，人人享有充分言論表達的自由，人民不論以個人或團體的名義，發表政治意見都被認為天經地義，都受到憲法的保障。在這樣的社會裡，宗教團體發表政治意見，從事政治關懷，當然必被認為理所當然而受尊重了。
由上所論可以知道，宗教團體從事政治關懷在學理上是沒有問題的。但就事實來說，每個社會的實際狀況都不相同。大體而言，我們可以由政治當局對宗教團體政治關懷的接受度，來檢證一個政治社會的自由度。台灣在戒嚴時期與解嚴後，執政當局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政治關的不同態度即為顯例。
結語
本文所論，尚有許多值得討論的空間，期望各方讀者能經續討論。當宗教團體在探討「宗教法」的相關問題時，本文中的一些淺見，希望能夠協助作個判準。
※原刊於《新使者》56期，2000年2月，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