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政文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處於邊緣底層的第一代基督徒，藉由「新」的「現代性」價值，與非信徒做出區隔。
基督教傳教士是現代化推手
隨著西方的興起、新航路的發現，17世紀時基督教也同荷蘭商業貿易的東來，傳進台灣。荷蘭治台38年，隨著荷蘭的離去，基督教也中斷在台的傳布。1858年英法聯軍之役後，簽訂天津條約，台灣開港通商，1865年英國長老教會再度將基督教傳入台灣。19世紀來台的基督宗教主要有三個體系：一是1865年起，以台灣南部為中心的英國長老教會；一是1872年起，以台灣北部為中心的加拿大長老教會；另一是1859年起在打狗（今高雄市）活動的天主教道明會。
台灣開港通商，基督教隨之傳進台灣，多數的研究都已指明基督教對台灣社會走向現代化的貢獻，從西式醫療的引進到新式教育的推展與學校建立、文字教化、社會福利事業等，基督教在台灣現代化的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傳教士更扮演中間傳播的媒介，成為「現代化」的推手。
19世紀的台灣基督教徒多數是無聲的，是社會的邊緣；他們多半是當時社會的下層階級，信徒的知識水準不高，經濟能力也不強。他們是19世紀西方傳教士來台傳教後，從佛教、道教、民間宗教或其他宗教信仰，改宗接受基督宗教的「第一代」基督教徒。處於邊緣、底層的第一代基督徒，成為最早接受傳教士帶來的「西方」價值、「現代」觀念的一群人。
來自底層社會的第一代基督徒
基督教來台的同時，代表西方啟蒙到科學革命乃至實證價值的「現代性」，也透過傳教士進入台灣社會。《聖經》知識、西方科學、西式的日常生活常識成為傳教士教導第一代台灣信徒的重點。換句話說，西方事物及西方價值觀的影響力，藉由傳教士逐漸在台灣展現，西方的「科學」與「現代性」價值觀念，經由傳教士首先影響到第一代信徒。
在19世紀台彎，我們可以發現第一代的基督徒改宗時有幾種狀況：第一，他是社會的邊緣人，所以改宗信教，沒有太大的阻力。第二，可能面對原本宗教無法解決之問題或不能治的病症，而改宗基督教。當時到基督教醫館求治的病人，多數是來自底層農工等貧窮階級，他們要到基督教醫院，多半是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下才前往，常常是本地的醫術已無效，或他們已經到了醫藥費毫無著落的時候。例如：府城（台南）人吳意（李嘉嵩牧師的外祖父）生病，到處求醫問卜都無效，後來聽朋友勸告，由府城步行到旗後找馬雅各（James L. Maxwell）求醫。他知道去看馬雅各一定要先聽道，而聽道卻是他最討厭的。他背向講台，拒不聽道，只想等領藥。當他聽到「上帝創造天地」，便笑說「什麼話！盤古才會開天闢地，你們紅毛鬼的什麼上帝也會創造天地？」李庥（Hugh Ritchie）牧師請他來做禮拜，他卻說「我沒空」。但喝完藥水，卻如同著魔的再去領藥，並開始與人談論道理、做禮拜。1869年6月27日，吳意受洗，成為府城第一批受洗者之一。他改宗後，多年傳講聖經福音，曾擔任小琉球、木柵、彰化、嘉義、府城亭仔腳等各地教會的傳道師。
第一代的基督徒在改宗之後，職業會產生很大變化，這一方面是基於社會排斥改宗者，或工作的內容不符合基督教教義，導致基督徒必須放棄原有工作。另一方面，來自社會底層的漢人信徒，也藉由在教會工作或獻身成為傳道人，作為生活及經濟來源的依靠。第一代的漢人基督徒在改宗基督教後，大都在教會組織中取得工作，然後努力識字，專職傳教，成為本地傳教師。這些第一代基督徒受到《聖經》教導及傳教士影響，因而努力教育子女，教徒子女開始到教會開辦的學校讀書，部分子女更進入神學校就讀，成為第二代傳道人。擔任神職人員成為家庭中重要的任務與工作，進而代代都有成員擔任神職工作，成為著名的「傳道世家」。
另外，一部份的第一代基督徒，跟隨傳教士學習醫術或在醫館幫忙，成為最早接觸西方醫療技術的一群人。這些基督徒的子女，也繼續學醫或任職醫館。1871年2月10日，德馬太（Matthew Dickson）醫生來台，蘇甲寅隨德馬太習醫。1878年1月8日，德馬太離職返英後，蘇甲寅先後在府城、嘉義開設「得安堂」西藥房。1885年至1887年，蘇甲寅任府城教會長老。傳道師李搥的兒子李本，在得安堂習醫，後來在鹿港、員林等開設「懷德堂」。在台南醫館協助馬雅各的第一代基督徒高耀，後來在府城開設「仁和堂」，1887年他的兒子高天賜更前往福州就讀英華書院，接受西方教育。由此可見，信徒透過傳教士學習到醫療知識，進而成為謀生工具，信徒及其子弟更透過傳教士進入教會的教育體系，進而產生社會流動，改變原有社會階層與地位。
接受現代化教育，改變社會地位
到了日治時期，基督徒對西醫的熟悉，使得基督徒很快銜接上日人的西式醫學教育，進入醫學校就讀。屏東吳葛的長子吳臥龍、三子吳希揚都曾跟馬雅各在醫館學醫，四子吳克己及五子吳媽西則入醫學校，取得醫生資格。到了第三代吳希揚的五子吳再成，便擔任馬偕醫院院長。在台南的高長家族也有相同的狀況，第三代高天成曾任台大醫院院長，第四代高俊明則任長老教會總幹事，曾孫女之夫宋泉盛曾任台南神學院院長。改宗後的基督徒進入教會後，開始接受教育，不論傳教或醫療，基督徒因受教育而成為知識份子，進而提升家族社會地位，改變原本所處的社會階層，逐漸由社會的底層走向具影響力的社會中堅。
我們可以觀察到，基督徒對日本教育的因應和接受遠非一般台人所能及，究其原因在於基督徒子女較一般台人先接受西式教育，其中教會學校影響極大，受過良好教育的教徒子女，成為當時社會的中堅份子，教徒家庭產生上升的社會流動現象。據統計，1902年至1906年間，46名台北醫學校的畢業生中，即有蔡章聖、蔡章德、周福全、林玉書、周貴卯、廖煥章、吳克己、趙篤生、蔡章意、王恩典等十人是基督徒子弟，幾乎佔畢業人數的四分之一。
另外，像是府城教會長老高耀的異父兄劉光求，育有劉麒麟、劉大粒、劉瑞山、劉阿金、劉錫五等五子。劉瑞山、劉錫五兄弟，經營雜貨致富。劉瑞山育有四子，長子劉青雲畢業於慶應大學，次子劉子安畢業於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及倫敦聖經學院，三子劉子祥畢業於慶應大學經濟學部，四子劉青和畢業於德國Tecivsche大學化學系。劉錫五育有二子五女，長子劉清風獲美國印第安那大學醫學博士，次子劉青黎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化學博士，長女劉謹治畢業於東京大學高等技藝學校，次女劉快治畢業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三女劉宇治畢業於東京齒科醫專，四女劉秀津畢業於嶺南大學，五女劉聰慧獲台北帝大醫學博士。
善化基督徒顏振聲隨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習醫後，在台南開業，育有六子。長子顏春芳畢業於明治大學法科，次子顏春安獲美國伊利諾大學化學碩士，三子顏春和畢業於明治大學法科，四子顏春輝畢業於北京協和醫學院及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五子顏春霖及六子顏春聯皆是留日醫師。同樣的，屏東傳教師彭士藏，其子彭清約、彭清靠、彭清良等三人，先後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後代子孫皆受高等教育，其中有十餘人是醫師。顯見第一代基督徒對西式教育的接受程度及對子女教育的用心，使得第二代基督徒開始接受良好的教育，後代更是透過教育產生社會地位的流動與提升。
接受「新」，基督徒的自我認同
第一代台灣基督徒在身份認同上處於一種過渡狀態，他企圖離開原有社會文化中對一般人身份與階級的分類網絡。對原有社會而言，這是一批企圖離開社會既有網絡的人；但對基督教傳教士而言，他們更是一群新的學習者。傳教士除了教導信徒《聖經》真理外，更將現代性知識傳授給信徒。我們從《台灣府城教會報》的內容可以發現，在台灣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基督教具備先驅性的時代意義，「白話字」成為當時信徒知識改變的力量，更造成信徒知識啟蒙與西方知識的普及化。
基督徒接受現代教育，開始讀書識字，教會鼓吹不重男輕女、女子上學、重視孩童教育，而基督徒不纏足、不吸鴉片，這一方面是基督徒接受基督教的教義教導，一方面則是受傳教士西方價值觀的影響。《聖經》教導及傳教士帶來的「現代」價值，成為基督徒身份認同以及構成基督徒社群的重要因素。不纏足一方面是傳教士對「現代性」的教導，一方面也用來區分「信」與「不信」的行為表現。1887年2月14日開學的「長老教女學」，在1886年12月的入學公告中就規定「要來就讀的女子不得纏足，凡已纏足者，必須先將它解開」，不許纏足成為入學的要件。
最後要特別指出的是，處於邊緣底層的第一代基督徒，藉由「新」的「現代性」價值，與非信徒做出區隔。傳教士帶來的新式醫學、西式教育，並無法馬上被當時社會所接受，甚至認為是荒謬的妖術、邪說。然而，基督教的價值觀和來自西方世界的新知識，正好成為基督徒對社會身份區辯的依靠。改宗基督教，信徒必須經過信仰抉擇，抉擇的過程是對生命意義的再思考；而改宗後學習的新知識，更區隔了教徒與非教徒的差異，確定基督徒的社會群體認同。換言之，改宗過程中的反思以及對生命產生的不安與焦慮，成為基督徒自我認同的生長點。而對新知識與新事物的學習，不僅體現基督徒的現代性，更延續成為基督徒認同的具體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