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易澄 (精神科醫師，人類學博士生，寫作本文時為高雄醫學院學生)
2004年總統大選後，一群高舉「重現野百合精神」象徵的學生進坐中正紀念堂廣場，引起了各界對學運的廣泛討論。許多人看不慣學生的「藍底」而紛紛批判那是「假學運」，然而學生集結中也漸漸出現不同的樣貌，他們分屬不同的學生社團，甚至也促成了總統於紅樓與學生座談的機會。
228手牽手
學生該以什麼方式為取徑來介入社會？這是每個世代的學生所必須接受的不斷循環的考驗。而長老教會學生，過去以「長青」或SCM的旗號投入社會改革，見證台灣民主化的歷程；時空落在2004年，今天的長青或SCM，在一個價值更顯渾沌的紛雜社會中，呈現的關懷又該是怎樣的姿態呢？
這年神研班，我們幾個朋友一起在獻心會後，帶著大家唱"We Shall Overcome"，鼓勵大家參與228手牽手的活動。另一晚，我們也有幾個朋友，一起在謝緯營地的阿公店前起草鼓勵青年學子出來投票的「青年宣言」。當然，這些行動與宣言也遭來質疑。當扁政府的蠻橫，或是粗裂的族群觀點，正逐漸成為鞏固其支持度的膚淺招數，那麼「228手牽手」與「青年宣言」這樣「偏綠」的言說，勢必也招來一些正義之聲（尤其是提廢票之說者）的撻伐罷。
「手牽手」也許站在民粹的危機上宣示抵禦外侮；而「青年宣言」所面對的焦慮，是站在歷史關鍵點上，被迫使不得不在「爛蘋果」中擇一的困境。如今，大選落幕，社會卻因為落敗一方的抗爭，使社會陷入更加暴戾的氛圍裡。而從4月初開始的學生絕食行動，我們雖然看到許多標榜進步力量的學者與社運團體痛批綠營抹藍學生，這使我們不得不去思索，在評價藍綠之外，我們如何更積極來面對台灣的處境？
野百合精神
我們這一代青年所面臨最大的問題，可以說是歷史的陷落，同時，也可以說是認同價值的虛無與倒錯。從這次總統大選前後，我們可以輕易感受到新世代的學生對於台灣史的認識之淺薄，而從另一種角度觀察，我們更能發現台灣學生在資本主義邏輯下的高等教育裡，日漸明顯的個人主義思考，以及去邏輯、去脈絡、也去社群的自我認同。
許多曾參與野百合學運的長青人都感嘆野百合被踐踏了，然而對於不曾參與過3月學運，而又被賦予了「沒有政治包袱」、「具備理想」的「正當性」的學生來說，身為缺乏歷史感的一代，如何透過對歷史的凝視，能同時明白可貴的民主價值呢？對於長青人來說，如果我們被賦予了傳福音的大使命，也同時被教導了以福音解放不公義的意義，那麼作為基督徒的我們，該如何在這個時機邁開介入社會的腳步？我們又要這樣問，如果當年的野百合，是玉山神學院的學生推到廣場中間的話，那麼這一代的長青人，又應該如何走出一條屬於這個世代的學運呢？
我並不是「資深」的「長青人」，我所屬的團契也是跨教派團契，因此我並沒有深刻受過長青的薰陶。然而我試著從長青世界BBS的SCM版回溯這約莫五年間，長青裡頭可能出現的關懷，發現令人振奮的是，在我所屬團契之外的議題性社團，曾經關心過的環保議題、性別議題，或甚至舉辦了反戰活動，這些林林總總，也曾都是長青團契所關顧之處。
譬如過去掀起風波的環境問題（七股海岸、貢寮核四）、成大MP3事件、反高學費運動，或是美阿、美伊戰爭，都曾是教會學生的凝視之處。不過這些，大多只出於個人的關懷。較有凝聚發聲的，大概也只屬「女人二十」基督徒學生運動團體所發動的「祈求和平、反對戰爭」呼籲。
失去自我期許的長青人
有人批評，今年這波學生集結，比起1990年的3月學運，實在是太微弱、訴求太模糊、太沒有組織計畫。然而我們應該如何檢驗自己？
選前，在教會工作的朋友曾一度以大家對228手牽手的冷漠而灰心，但是選舉一近，教會不但升上綠氣球，發阿扁徽章，許多長青朋友們也紛紛積極地催票挺扁，而我一問之下也知道，選前參加阿扁造勢晚會的人，也比選後參加為國禱告的人多太多了。原來大家把挺扁當作那麼理所當然的事情，甚且，也不需要任何辯證。
選後，一篇屬名Karl Marx的文章〈左派瘖啞缺席、人民退位的右派政爭〉在網路流傳，他「人民自動退位、將自己的主體性、詮釋權讓給政黨」的說法，實在貼切不已。曾在作家陳芳明的散文中讀到，一位年輕學子的牢騷與感嘆，現在講一句話都沒人要理的年輕學子，向作家表明羨慕以前黑名單時代之意。是呀，過去只要表達一點意見，就會被抓起來關；然而這個「民主時代」，也許意見多元了，但反而更沒有力量。
我嘗試翻閱兩年多前出版的《學運世代》，看見3月學運大軍的意見，與社會的需求緊密結合，於是「正當性」十足；然而過去這些「眾聲喧嘩」，剛好在一個學生與媒體剛剛突破禁戒而充滿理想的時機中，被醞釀發酵著。反觀如今，校園已經明顯逸樂化了，學生對校園內或周遭社區的基本關心已然消失，任憑廠商進駐校園舉辦義賣、演唱、遊戲的活動隨處可見。明顯的，「校園作為階級跳板」才是學生的正當性，沒有人願意去管社會議題，願意花力氣去看穿社會結構。
林佳龍也在《學運世代》中的訪談提到：「學運末期我已感到學運的不足，學生其實不是進步，而是落後於這個社會。」在長青BBS的SCM版上我也看見了「當我想找網路上的學生基督徒聊聊這些事情的時候，映入我眼中的，卻只是一篇又一篇的灌水」的牢騷。這個世代的長青人，似乎失去了作為耶利米般流淚先知的自我期許。
安於宿命或應積極參與？
當我們看見長老教會如此地挺綠，挺「台灣正名」，作為學生，應該更有機會在這個「理所當然」裡面，透過更深層的思辯，來預見這些政治認同中的破口。去年9月6日，由部分長青人與台灣文學所學生共同發起「正名少年游擊」，企圖解構正名訴求中可能出現的族群對立危機，並期許正名運動不能忘懷愛與公義；這是由下而上的參與。由上而下的部分，我們也看到「為終戰禁食奉獻」的實踐。只不過，這些都無法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無法爭取更大更積極的認同，唯獨「台獨」作為長老教會的緊箍咒。沒錯，那是一種集體的期待，一種終極的關懷，但常常因為太關心了，以至於在許多其他重要社會議題的表態上顯得顢頇。
我必須說明，這篇文章單單以長青世界BBS作為觀察的場域，絕對是有限的，然而我們仍舊希望從許多小角落與小動作，思考重燃長青的社會實踐的契機。我想起去年SARS期間高醫團契的學生參與社區衛教時，許多學弟妹開始思考學生角色的定位，思考「我」與「社會」的關聯。還有去年參加TSCM（台灣學生基督徒運動），在台南大專中心看到廚餘回收、垃圾分類的實踐，真有說不出的感動。後來在總統大選前，得知甫離開台南大專中心的蔡政道牧師，也與社運界人士組成「明智選民聯盟」，提醒社會必須關注台灣內部的威脅，包括「教育商品化、犯罪率攀升、毒品氾濫、結構性失業、生態破壞」等問題，不禁感嘆，像這樣對於環境公義的關懷，作為學生的我們，實在是落後太多！
我們被上帝賦予了管理世界的重責大任，卻在過度強調個人的救贖中，從祭司的角色退位下來。我們扭曲了「不要愛世界」的提醒，因而失去了「用諸般的智慧」傳揚、行動的能力。如果上主的靈膏我們，要我們宣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受壓制的得自由」，那麼在這個世代，我們是否有足夠的敏感度，處在因人心之私而導致的有罪結構，而能有所通透呢？長青是否隨著時代的推進卻反而畏縮了？在最近參與反高學費、性別、媒體議題的討論，或是台灣文學、文化的關注等等，仍然可見長青身影，這是值得欣慰的。然而，校園裡服膺於資本主義邏輯而導致個人主義高張，以及流於表態卻不肯行動的現實，卻隱喻了這一代青年去脈絡化以及安於宿命的危機。
另外我也觀察到，身邊朋友常常在填寫問卷時，在「國家」一欄中猶豫了；這種失落普遍存在於現今的大專生。過去我們可以理直氣壯的宣示我們有高舉台獨的自由，如今卻也不得不承認這些宣示既然已成氣候，接下來也要謹慎收拾曾經可能處理不夠細膩的「仇中」情結所付出的代價。因此，現在更應該在「政治正確」的歧異下，陪伴台灣人民走過認同的焦慮。
重新檢驗長青人的角色
也許我們無須高舉「長青精神」，也不用刻意凸顯其「傳奇性」，畢竟這種宣告，也藏著某種程度的矯揉造作。但是這並不代表我們無須重新檢驗長青人的角色。總統大選的確是個契機，在國族議題發酵之際，我想起詩人葉慈當年在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裡的尷尬，他一面必須面對境內紛擾的國族主義，一方面又要面對英國的統派勢力；最後葉慈選擇了文化運動。2004年的台灣，我們也面臨相似的處境。
就我所知，長青運動能在台灣歷史中，展現介入社會的積極性，起源於一種「對話」的動機。跟其他宗派對話，跟社會對話，跟自己對話。繼而，在這些答問之間確立自己的位置以及實踐，在「上帝的榮耀和主權」和「自己的使命」之中謀求各種實踐的可能。學生所扮演的，不但是「運動者」，也是「文化使命」的傳遞者；所謂文化，實則包括了相較於政治認同所能展現更多元向度的視野。上帝很奇妙，總是在人類最軟弱時，給了我們生機。「新野百合」的難堪，也帶來「彩色野百合」的綻放契機。而我們把眼光拉大一點，不應單單著眼於中正紀念堂的廣場，反而必須放眼這個大時代。
也許，我們並不能在這個結構裡面扮演多麼關鍵的改革推手，但是在關鍵時刻，長青人的關懷，勢必面臨更巨大的考驗。在4月12日下午，總統與學生座談，會上學生提出超越政黨的「族群」、「階級」、「性別」、「人權」等關懷訴求，有長青團契成員也參與了這個對談。「定根佇本土」的信仰告白所揭示的，必然是能夠用更為易感的心，傾聽身處之處周圍微弱的呼聲；長老教會的學生要本著「先求上帝的國與義」的原初動機，傳承著積極的入世關懷，願我們以禱告的心，坦然走入每個人心中的馬其頓。
※原刊於《新使者》82期，2004年6月，25-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