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參與」最重要的是吸取其他教會的經驗、反省自己宣教事工與擴展宣教框架，共同為實現上帝國的目標努力。
「千禧年，削減外債！」，在人來人往的大學食堂內，一個女孩高舉手臂站在餐桌上對著食堂內來自各國的教會代表大聲喊叫著。這是1998年12月初某天非洲辛巴威首都哈拉雷哈拉大學的食堂，眼前這位個子嬌小、年齡不到30歲女孩，堅挺的身影與鏗鏘有力的聲音深深震撼了我。是什麼樣的動力讓這個女孩子有這樣的勇氣站在餐桌上，對著眼前來自世界各國的教會領導著高聲喊出她的訴求？場景拉到大學的體育館，上千位的基督徒齊聚一堂，攝影機的閃光燈此起彼落，一群當地小朋友組成的合唱團從體育館的入口開始歌唱跳舞進場，隨後跟著進入的是辛巴威獨裁者穆加比。眾人起立鼓掌歡營的不是穆加比，而是他身邊的南非第一任黑人總統曼德拉。甚麼樣的教會集會場合，讓一位被人恨之入骨的獨裁者與一位被眾人尊稱為“Madiba”的人權鬥士與政治家齊聚一堂？
我常常會在夜深人靜、或是安靜無聲的長程國際班機狹小機艙內思考我的生命經歷，想想自己何其幸運因為在語言上的一些小能力、也因為父母親工作的關係，讓我得以有比較多的機會可以接觸到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朋友。這些朋友大部份都是基督徒，他/她們不但開啓我看世界的窗口，也讓我不斷地見識道上帝創造的美妙。
共融大戲上演
回想起來，這樣「不同」的相遇起於小時候的關山。1970年代的臺東關山，物質生活缺乏不說，醫療資源更是嚴重不足。天主教關山醫院的瑞士修女和瑞士的醫生幾乎擔起小鎮的醫療照護。阿兜仔醫生來來去去，但是他們與服務後山的瑞士天主教神父三不五時就會出現在家門口，一起與我們吃飯、過新年。當時的我並不明白，家裡餐桌正上演著一齣齣所謂基督教與天主教共融的大戲。我更不明白1978年關山教會聖誕夜的共融禮拜，小鎮基督教教會與天主教教會一起舉辦彌撒和聖餐禮拜又是多麼地珍貴。
「語言」開啟了看世界的窗口，旅行讓我看到差異，與各種文化和人的接觸則讓我看到自己的渺小。不論是1995年參加美國長老教會青年大會中來自北愛爾蘭的Stephen 和Anna. Stephen教了一門關於北愛爾蘭境內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之間愛恨情愁的課，或者是1996年11月一群因為WCC「婦女克爆十年」計畫而得以重生的印度達立族婦女，他/她們讓我看到教會可以改變世界的力量與希望。達立族的基督徒女性更讓我看到她們除了必須面對主流社會印度教的壓迫，同時還得應付種姓制度社會對於達立族的歧視。女性夾雜在宗教、經濟、政治以及社會體系種種不平等的框架之下，與孩童成為社會弱勢中的弱勢。她們教導我一件事：女性身受的各種暴力無所不在。
1998辛巴威WCC Harare大會：原來這個世界那麼大，我的世界這麼小
「千禧年，削減外債！」，在人來人往的大學食堂內，一個女孩高舉手臂站在餐桌上對著食堂內來自各國的教會代表大聲喊叫著。這是1998年12月初某天非洲辛巴威首都哈拉雷哈拉大學的食堂，眼前這位個子嬌小、年齡不到30歲女孩，堅挺的身影與鏗鏘有力的聲音深深震撼了我。是什麼樣的動力讓這個女孩子有這樣的勇氣站在餐桌上，對著眼前來自世界各國的教會領導著高聲喊出她的訴求？是甚麼樣的社會環境讓她和其他一起站在餐桌上的教會青年們有這樣的勇氣大聲喊出他/她們的訴求？是甚麼樣的教會發起「千禧年，抵消外債！」這麼具有信仰反省的訴求？
普世教會協會的Harare大會開啟自己日後在普世運動於體制內更密集與進一步的參與，同時也讓我親眼見證教會領導階層在權力慾望、名聲、宣教異象、信仰反省、實際行動與人性關懷的衝突和矛盾。不論是當年適逢聯合國人權宣言50週年，在Harare舉辦大型反對總統穆加比的遊行，進而提供異議份子和同志政治庇護的北歐使館背後教會領袖的穿梭協調，或者是親眼目賭已故南非總統曼德拉在慶祝普世教會協會五十週年感恩禮拜中的丰采，以及2000年全球8大工業國終於同意簽署削減第三事界外債，都讓我看到教會如何以實際行動實現上帝國。但是，教會領袖在爭取普世界會協會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席次也讓我第一次見識到權力美妙的滋味可以讓人將信仰擺在一旁。
因為參加WCC的Harare大會，開啟了生命中至今為止我認為最不可思議的一頁。從1998年之後、進了清華大學社會所唸書，同時也開始更密集地參與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普世事工，認識了不少國外教會工作者。一開始是普世教會協會的「第一界WCC與五旬節教派諮詢工作小組」，我是這個工作小組當中年紀最小而且也是唯一沒有所謂「神學訓練」的代表。或者就是因為我年紀小、又沒有神學教育的包袱，儘管提出的問題對工作小組內來自WCC會員教會的代表或者是五旬節教派的神學院老師是非常基本的問題，但他們不吝解惑與分享讓我看到雙方對於神學、信仰以及宣教重點的差異和多樣。
世界歸正教會聯盟：人性最終的關懷是甚麼？
2001年10月，受到這些結交的好友們鼓勵，我決定申請「世界歸正教會聯盟，WARC」青年幹事一職。日後回想起來，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得到了這份工作，讓我可以跟其他來自不同國家、有著相同信仰與熱情的15位同事們一起分享作為一個改革宗的普世宣教機構可以如何讓上帝國在我們生活的世界當中實現，同時在清大社會所接受的社會學訓練補足並提供我在神學思考框架另外的觀點。由於經費有限，我的工作與生活形態是每三個月在台灣工作、每一個月在瑞士工作的模式。這樣的工作模式讓我過了足足三年「亞洲––歐洲」之間的通勤生活，而在日內瓦生活也讓我有更多的機會認識「瑞士」這個國家。每次的公投突顯出瑞士德語區和法語區之間的緊張關係，同時也是歐洲極右派與開放派之間角力的縮影。2002-2005年的三年洲際間的通勤與生活，不但讓我看到瑞士讓人驚訝的謹慎、歐洲極右派與開放派之間的角力和瑞士不同語言地區之間的緊張關係，也讓我更珍惜臺灣生活的方便與活力。工作上，身為內年紀最小的工作者，大家並不因此而小看我，也不因為沒有所謂的「神學訓練」而瞧不起我。相反的，身為一位事工幹事，該負責的、該做的、該繳交的作業以及應該提出的看法，一個都沒讓我逃過。大家意見不合是常態，提出來一起接受討論與質疑。7位不同國籍的幹事群，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普世運動參與背景與願景。他/她們開啓了我對於普世運動宣教的眼界，2004年在非洲迦納年會發表的「阿克拉信仰告白」勇敢譴責以自由資本主義經濟體為主的經濟模式是一種罪，而大力推動這種經濟制度的國家是一種形式的帝國。WARC教我身為一個基督徒以及作為一個人，我們對於社會最終極的關懷是甚麼。
亞洲教會協會：冷眼見證教會政治角力的細膩與權力的腐化
WARC對我的影響在2006年我回到台灣開始在貿易公司上班之後更加明顯。當社會議題與經濟議題已經成為中午休息時間同事之間彼此談論的焦點或者是工作中主要關切的面向，它其實已經成為生命與生活的一部份。在貿易公司上班的第一個月，我才理解自己在1998年對於當時東南亞教會青年提出反全球化自由主義經濟體系的看輕是多麼無知。資本家追求的除了利益之外還是利益，低廉的工資與賣命的員工對資本家來說，是理所當然。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能夠繼續參與普世宣教成了我的救生圈，免於迷失自己。然而，我完全沒有想到2005年開始參與「亞洲教會協會，CCA」竟是另外一種功課。在CCA的五年，見識了玩弄教會政治的細膩手法、目睹教會領袖如何醉心在權力與名聲更親耳聽到長年接受西歐與北美教會經費補助的亞洲教會拒絕嘗試讓自己學會獨立，並認為外來的經費補助是應該的荒唐說法。然而，我也聽到不少來自地方教會信徒美麗的信仰見證，不論是因為家暴而致力於弭平各種形式的暴力、因為宗教衝突遭受槍擊死在講台上的菲律賓牧師或者是畢生致力於環境議題的印度教女性學者。因為這些美麗又有信仰見證的腳跡讓我在面對工作上遭受顧主剝削的同時，得以時時提醒自己「理所當然」的危險性。
WCRC：我們一起攜手走下去
老實說，2010年四月份當我離開CCA東北亞主席位置的時候，心情是非常輕鬆愉快，同時也認為一邊在商界工作、一邊參與在普世宣教運動兩個時而矛盾、時而彼此學習的「分裂狀態」即將結束。只是人算不如上帝的安排，同年的6月，我又進入另外一個宣教組織，開始另一個不斷拉扯的生活。再次回到WARC是充滿感慨。普世宣教自15年開始面臨基督教宣教的典範轉移，有愈來愈多的會員教會來自世界南部(global south)、大多數屬於社會、文化、宗較與經濟上弱勢的教會。WARC的2/3會員教會來自世界南部，事工經費卻依靠少數不超過10間的會員教會支撐。經費成了決定組織事工、人事與行政的主因。2010年當我再次加入這個組織的時候，工作人員只剩下7位，工作量卻是爆增了兩倍。普世宣教重鎮的瑞士日內瓦物價卻年年攀高，而美金兌換瑞朗的匯率月月衰退。日內瓦看盡了世界主要非營利組織的興起與衰退。WARC在2010年與REC合併成為WCRC，也因經濟因素不得以於2013年搬離了日內瓦，長達65年的日內瓦為行政中心的歷史因此畫下句點。未來充滿變數，而在這個組織內的教會領導者、工作人員甚至是行政中心所在的地方教會教導我對於這個新的改變，必須懷抱同樣的信心與希望。因為變的不過是上班與生活地點，而不變的是該做的事情。
參與普世宣教運動的意義: 看到自己的不足，學習更加謙卑與勇敢
我的好朋友、也是參與普世宣教運動的前輩頌恩曾經說過一句話：「普世宣教運動或者是參與在普世事工不等同於拿著教會的錢出國開會。」參與普世宣教事工這麼多年，我深深覺得所謂的「普世參與」最重要的是吸取其他教會的經驗、反省自己宣教事工與擴展宣教框架，共同為實現上帝國的目標努力。日內瓦是我第二個家。它之所以是「家」，除了待我如家人的朋友、提供開闊的眼界與世界觀，更重要的是這邊生根的三個主要普世宣教組織(WCC、LWF、WCRC) 造就我在普世宣教參與的成長。他們的大器與胸襟，允許年輕的我犯錯學習教訓並容忍我的無知與驕傲。他們讓我看到人的夢想與意象可以如何不著邊際、又可以如何地踏實。三年來回通勤在亞洲與歐洲之間的生活，除了讓我學習如何與自己和孤獨相處，更讓我暸解到自己的軟弱，並因此學習如何勇敢。勇敢，不單只是面對一個人，同時也是學習如何面對與原則、信仰和信念背道而馳而不迷失。
普世宣教運動的路對我個人來說，其中有很多的選擇與犧牲。這條路走起來還蠻孤單的。但是也因為旅程上遇到許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她們對於社會的關懷、信仰化為實際行動的熱情以及每每遇到失敗和挫折之後繼續堅持，是成為我繼續參與在普世宣教運動的動力。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了如聖經所說「伸張正義，實行不變的愛，謙卑地跟我們的上帝同行」最佳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