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編寫｜李心柔／台北大專台師長青團契契友，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圖｜陳妍安、王博賢、黃瀞皓
走過不同的時代，隨著台灣社會的改變，社運的意義與型態有所不同，曾參與其中的人們也將面對不同階段的人生課題。
走過七十週年，台北大專學生中心不僅陪伴許多學生成長，也見證了台灣歷史的進程及社會的轉變。在壓迫出現或變革萌發的當口，因對信仰的思考與自身的關懷，不同世代的大專青年或有生命與社運交錯的時刻。親歷社運現場的他們，如何思考社運與自身的關係？又如何看待凡此種種與基督信仰間的連結？在訪問中，曾參與青鳥行動、野百合運動及太陽花運動的三位長青契友與畢契，為我們描繪出他們眼中的風景。
親身參與之必要
從捷運台大醫院站下車，沿著中山南路走向青島東路，可以感受到人群逐漸密集，直至管制入口前寸步難行。遠處舞台的喇叭嗡鳴，有些費力才能辨清宣講的字句；而人們身上帶著標語布條，隱隱有些浮動。人潮湧動間，可以看到抱著堆滿物資的紙箱、大聲吆喝的身影；順著指引轉入濟南基督長老教會中庭，有更多穿著長老教會綠色背心的義工們交錯忙碌著。
就讀大二的陳妍安也是其中一員。青鳥行動的集結，隨著立法院會期分成許多次，陳妍安也不只一次來到現場。「5 月 21 日因為學校老師停課，剛好有空。」她說：「本來就在關心新聞，想說既然人在北部，就去現場看一下。」5 月 24 日則是看到教會募集義工的訊息，而前往支援。她負責舉牌、指引動線等工作，在現場待了近十二小時。「其實當義工只是身體疲倦，不會有很煩的情緒。」陳妍安回想：「也遇到朋友，甚至有高中同學從花蓮上來參加。」在繁忙的現場未必有機會深談，卻是難得可以一起同工的時刻。
以往在課堂中討論到社運，大家往往存在既定的想像。但一如政治，陳妍安覺得它就是會影響到每個人生活的事物，若是覺得顧好自己、活在小圈圈裡即可，便可能被糟糕的人統治。在她參與教會、團契的經驗中，認為這份信仰強調：在社會發生某些事情時，基督徒應該要參與其中，不能只是覺得很髒，就與它切割。聖經中耶穌的作為，某種意義上也像是社會運動，挑戰了既存的不公義，同時也不一定得到所有人的理解與認同。
身處現場，她驚訝於眾人展現出來的創意與生命力——自製標語、手燈，讓人目不暇給，甚至能集結樂手演奏〈島嶼天光〉。原以為社運現場會籠罩亡國感、充滿悲憤緊張的情緒；但現場卻意外地和平冷靜，甚至有種逛市集般的輕鬆。陳妍安也提到：現場人們的政治光譜比想像中多元，當中不乏不同黨派的支持者，「既同溫又不同溫」的環境，可以聽到許多不同意見的分享與討論；不必如以前一般緊繃地擔心警察暴力，或認為情勢嚴峻到要佔領議場。這些都令她覺得台灣的民主有些許前進，超乎預期的聚集及討論，也讓人覺得社會依然存在公共討論的能量。
走入脈絡，持續作出回應
相較之下，野百合世代所經歷的社運是截然不同的風景，恰好在 1987 年解嚴之際進入大學的孫一信，就站在時代的交會點。他在大三時參與野百合學運，而此前他已是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成員，投入環保倡議頗有時日。從婦女運動、農民運動，到鹽寮反核、後勁反五輕等環保議題，八、九Ｏ年代的臺灣社運風起雲湧，因戒嚴而長期噤聲的社會，在此時充滿改革的呼聲，大專校園裡的學生也投身各自關懷的議題。孫一信在大一時，曾參加台南大專中心以環保為題的暑期營隊，那年僅有兩人報名，卻仍然隨著輔導深入訪查受廢五金污染之苦的二仁溪周邊聚落。
野百合運動之際，孫一信並非核心成員，卻因不滿意協商退場的結果，和幾個台南大專的朋友在選舉前夕，一同前往陽明山抗議。上山後，來路隨即被封，幾個人在保安警察和拒馬的環繞下，驚惶地過了一夜。隔天清晨，自帶的布條被收繳，他們只能持續牽手禱告，並在國代出門投票時盡力抗議。回看此事，也許並未對歷史走向帶來直接影響，卻是當下出於信仰、對自覺不合理的現實，作出回應的積極選擇。在反對軍人干政的抗議中，情勢緊繃激烈，現場有人燒車，警方也出動鎮暴水車。孫一信目睹了原先在隊伍後面的便衣警察，衝到前方投擲汽油彈，瞬間明白身歷美麗島事件的前輩所說，民眾被分化煽動的情景。
「彼是一足疲勞、嘛足亢奮的年代。」在運動中，他擔任過糾察隊、站過宣傳車，也不時與警察對峙，有時甚至必須代表學生組織受訪。他漸漸感到自己的不足，口中所談的理念與論述，更多來自前輩或老師，使他感到強烈的空虛；同時他也反省自身，認為許多時候的反對並未創造新的事物。於是，孫一信利用暑假，進行一場追尋自我的遊歷。他至台東拜訪白光勝牧師，看到白牧師如何為部落青年打造留在故鄉的環境，那樣試圖為人、己的困境找到解方並努力實踐的姿態，令其印象深刻。黃伯和牧師對保羅宣教的詮釋也影響他許多，黃牧師提到：保羅宣教的成功，在於他能運用當地的語言，進入當地的文化脈絡進行宣講。信仰前輩們不為私己的目的或條件，單純進入對方語境進行溝通，帶來對方所需的訊息，這樣的形象啟發他找到後續的生命定位——投入社福領域的關懷。
從目睹未立案機構中，對身心障礙者不當照護的現場，到實際投入障礙者家庭的協助支援，孫一信希望自己成為資訊傳遞的橋梁。他認為：正是資訊的落差造成人們生活的困頓——弱勢者因無法獲得正確資訊，而陷於更受壓迫的位置；優勢者亦可能因不夠了解，而成為加害者。因此，他想透過社會及組織的支持弭平落差，實現資訊上的平等。在多年的努力下，他由倡議組織走到立法院的體制內改革，身分的轉換也帶來權力關係的反省，如何在新的戰鬥位置，繼續堅持原本的價值，需要在一次次的思考與實踐中重新發掘。
社運結束之後
「重新找回自己的感受，關心議題的態度才會更真誠。」這是走過太陽花運動的黃瀞皓最終得出的答案。黃瀞皓從 2012 年大一起，便持續參與反媒體壟斷、工運、土地議題等各種社運現場。對她而言，「反服貿」本如同其他幾個議題，固定關心的人們會提出論述、集結支援，可能因為衝撞獲得些許媒體畫面，企圖從中喚起社會的重視；卻也如同先前大大小小的運動，未必能凝聚足夠強大的關心及相應的改變。然而，最終運動的規模卻超越她的想像，引起同溫層外的震盪。2014 年三一八當天，已經開始實習的她在下班後才看到消息，隨即決定到場支援，抵達立法院已是晚上十點。她在當晚一度經濟南教會的矮牆進入議場，後續則是斷斷續續於場外支援，有時擔任糾察隊，避免群眾與警察張力過大，有時單純成為抗議群眾的一員。
過去在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時，黃瀞皓曾更參與組織工作，熟悉關於社運的某些行動策略，例如：在爭議事件發生時，首先會聚集決策小組，討論出具體明確的訴求，並確認提出訴求的對象；接著，透過內部管道了解法案審查、公聽會或其他行政流程的時程，知道何時要動員聲援，並製作明確易懂的文宣，擴散訴求要旨；同時也須進行沙盤推演，思考若有人出來談判，可以接受的底線何在。其他關於動員當天的動態，諸如要不要「衝」、如何收尾等，也會經過事先討論。而當事件暫時告一段落後，則會思考組織培力、街頭宣講、舉辦專業講座等更日常耕耘式的行動方針。
回溯這一切的起點，黃瀞皓提到：之所以會投入社運，緣自於高中參與台灣基督徒學生運動（TSCM）營隊，以及上大學後在長青團契中，大專工作者及學長姐的關心討論。身為第四代信徒，基督宗教對她而言，更像是一種習慣——禮拜天要去做禮拜、要有教會生活，卻難以和世界、日常生活或個人的生命產生連結。社運讓她發現：原來這份信仰可以如此草根地關心社會正在面臨的不公平，關心許多人正在受苦的現實，從而更堅固這份信仰。
然而，結束學生身分後，雖曾猶豫是否繼續往社會議題的方向前進，黃瀞皓最終還是走向和原先專業相關的護理工作。「我覺得社運很熱血，也的確影響一些夥伴的人生選擇，比方說去當立委助理或從政，實踐自己的理想。」她說：「但我大學畢業後，和社運的生活隔得比較遠，反而是在自己的工作裡去經歷不一樣的事情，從社運抽離出來之後，獲得了更完整的人生體驗。」她談到：有些夥伴透過社運的激情去忘記人生的無力，似乎變成對自己身分的逃避；而把自己的人生過好，對他們而言可能比投入社運更加艱難。由於護理的工作需要大量投入，對黃瀞皓而言，她反而得以重新認識自我、理解自己的人生目標，知道如何把自己安頓好。「等到你長出力氣的時候，在自己的位置上回頭關心那個議題，對我來說那個狀態可能更真實。」在參與社運時，往往會受到現場的氣氛影響，而忽略自己的感受。社運結束後，如何帶著屬於自己的生活與思考來面對議題，或許是更加重要的事。「不是由單一一群人去吶喊，而是大家能有自己的能力，自動自發地去討論這些事情，我覺得對於台灣社會長期的狀況來說是比較好的」她這樣作結。
在路上
走過不同的時代，隨著台灣社會的改變，社運的意義與型態有所不同，曾參與其中的人們也將面對不同階段的人生課題。帶著對信仰的理解及現世的關懷，一代代的大專青年以自己的方式回應所處的時代；從而，「上街頭」不再僅是一瞬間的熱情燃燒，而是持續不斷「在路上」的實踐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