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瀞皓／本刊編委
腓尼基婦人在接續的對話中，沿用了「狗」的符號，她回答的「話」（logos），顯示她不僅聽懂了耶穌的說詞，也說出了讓耶穌得以認可的「話」（logos），使耶穌對她的態度有所轉變。
馬可福音中耶穌與腓尼基婦人相遇的故事（可七 24～30），一直是一段難解的經文。耶穌面對腓尼基婦人抱持負面態度的原因成為釋義的困難之處，他們之間的相遇究竟為何會充滿張力，可能與各自背後代表的社會處境有關。馬可應該是在公元 66～70 年的羅馬猶太戰爭結束後，寫於鄉村加利利或南部敘利亞。當時推羅地區的猶太人與外邦人因為戰爭的關係，使互動中的張力升溫，而腓尼基婦人的故事應該也與這樣的歷史處境有關。她與耶穌的互動可能受到殖民情境的影響，因此不僅須從社會政治的角度切入這段經文，也應將這段經文以後殖民的方法進行分析，檢視耶穌與腓尼基婦人如何受到帝國與殖民於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處境的影響，並且他們在當中如何適應、生存與反抗。
腓尼基婦人的文化、社經背景與耶穌的敵意
仔細閱讀經文會發現：馬可福音在敘事中強調腓尼基婦人是「希臘人」，又「屬於敘利亞的腓尼基人」。腓尼基婦人的族裔身分取代她的名字而成為代稱，作者在文化與族裔身分上反覆著墨，凸顯其對故事情節有重要意義。文本在敘事的資訊上，一方面呈現出她的外邦人身分，另一方面也暗示她的社經背景——「希臘人」這個詞不僅指出她的非猶太人身份，也顯示她受到希臘化文化影響，並且在馬可七 30 她的女兒所躺臥的「床」，原文為 kline，相對於較為簡陋的 krabattos，作者選擇了一個較不熟悉且更為提升的用詞；從 kline 這個詞的使用，可以推測腓尼基婦人擁有較為優渥的經濟條件——可能是來自希臘化城市的上層階級。腓尼基婦人的社會定位與其他經文中的女性不同，她屬於城市內的菁英階級，這樣的女性在希羅社會相對具有較高的地位，她們可以擁有財產，亦可以參與公眾事務。
耶穌出身於小村莊拿撒勒，在福音書中，祂的移動路線皆為鄉村地區，沒有一次進到城市，而腓尼基婦人卻是來自城市上層階級的居民，因此耶穌與腓尼基婦人的互動，也可能因著鄉村對城市的敵意而產生張力。葛德．泰森（Gerd Theissen）指出：第一世紀的推羅雖然富裕，但民生物資仍必須仰賴外部進口，因此會從鄰近的鄉村腹地獲取。加利利也有向推羅輸出食物的紀錄，使徒行傳就提到：「希律惱怒泰爾、西頓的人。他們那一帶地方是從王的地土得糧，因此就託了王的內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來求和。」（十二 20，和合本）泰森認為：加利利的腹地與鄉村地區是推羅的「麵包籃」，因此能夠想像加利利的農民可能因為受到來自推羅經濟上的剝削，而加深對推羅地區的敵意。
此外， 猶太人與敘利亞腓尼基地區外邦人的互動，勢必也會受到公元 66～74 年第一次猶太戰爭的政治情勢影響，而當時推羅與加利利交界的邊境地區，正是戰爭中雙方攻防的重要戰略位置。約瑟夫斯（Josephus）記載：羅馬皇帝提圖斯（Titus）為了鎮壓猶太叛亂而圍攻加利利的村莊時，就是紮營於推羅邊境一個名為 Kedesh 的村莊。這個村莊不僅人口多，也具有強大的防禦能力，並且總是在各種的衝突中與加利利敵對。當時，加利利以北的敘利亞腓尼基地區同時有猶太人與外邦人居住，因為戰爭的關係，造成對立的張力升溫。猶太叛亂爆發的期間，引起此地區普遍的反猶情緒，使得許多居住於敘利亞城市的猶太人遭到迫害，而部分敘利亞的猶太人因此必須澄清自己並非效忠叛亂分子，以示對羅馬的認同，有些人甚至為此摒棄猶太習俗。
「狗」在敘事中的意涵
耶穌以「狗」形容腓尼基婦人，毫無疑問是羞辱性的詞彙。舊約中可找到許多以「狗」做為被藐視的象徵性用詞，因此，使用「狗」這個詞，本身就具有強烈的貶低意味，也帶有不潔淨的意涵。耶穌進到推羅邊界時顯出消極態度的原因，可能在於此地靠近推羅城市的權力中心，並且這地區在第一世紀的猶太叛亂中傾向支持帝國政權，使得從加利利來的猶太人可能會在此感受到對立與敵意，導致耶穌將祂對此地區的負面感受與偏見，投射在腓尼基婦人身上。
從故事的一開始，耶穌就沒有打算在這個推羅邊界地區傳道，因為祂進入一間房子且不願意讓人知道。由此可見，祂對此地區的人民和腓尼基婦人抱持偏見，可能根本不認為這個與帝國政權站在一起的地區會歡迎祂，或是可以明白祂的道。因此，耶穌以低等且不潔淨的「狗」形容腓尼基婦人，一方面是出於想要對抗帝國及城市階級的心情，另一方面也藉由貶低腓尼基婦人而展現權威。換言之，使用「狗」這個詞同時帶有權威與反抗的雙重意涵，並將腓尼基婦人固定在雙重的刻版印象中。
然而，腓尼基婦人在接續的對話中，沿用了「狗」的符號， 她回答的「話」（logos），顯示她不僅聽懂了耶穌的說詞， 也說出了讓耶穌得以認可的「話」（logos），使耶穌對她的態度有所轉變。因為腓尼基婦人的 logos 顯示出與耶穌的教導（Logos）有相符性，藉此表明她相信耶穌的道理具有將污鬼趕出的權柄，也間接承認耶穌作為上帝代理人的身分。
腓尼基婦人看似順從於耶穌的權威之下而承認自己是狗，她的論述卻又顯得曖昧不明。「狗也吃孩子的碎屑」（七 28），呈現出雙方在使用符碼時的文化落差。在許多猶太古代文獻中，狗都被描述成不潔淨的，因此對於猶太人耶穌而言，狗只會在家門外吃丟出去的東西，並不會出現在家中與他們同時吃飯。M. Eugene Boring 指出：腓尼基婦人的「狗」不是門外的流浪狗，而是待在小孩身旁吃麵包碎屑的寵物犬。在古代的希羅社會中，狗被視為忠誠的象徵，而成為希臘及羅馬人飼養寵物的最佳選擇。也許馬可這麼描述的目的，是為了呈現比較外邦式的回答，讓腓尼基婦人在以自身文化重新詮釋耶穌的符號時，出現延異（différance，註 1）的現象。
腓尼基婦人的邊緣與能動性
腓尼基婦人在尋求耶穌的當下，已不再是一個有權勢的城市菁英，女兒被污鬼附身的事件，使腓尼基婦人與她的女兒由原本的社群形成「離異」（alienation）。在馬可福音中，被污鬼附身的人會在社會中遭遇異化與邊緣化，例如被鬼附的格拉森人，就被人們用腳鐐、鐵鍊捆鎖在與社群隔絕的墳墓中（可五 1～20）。雖然被污鬼附身的並非腓尼基婦人，而是她的女兒，但這樣的事件也必然使身為母親的腓尼基婦人同步經歷「離異」的經驗。此外，希羅社會的女性雖然相對地具有自主性，但她們仍服從於父權體制之下，因此腓尼基婦人前來找耶穌，也可能面臨被趕出夫家的後果。（註 2）因此，即便腓尼基婦人貴為希羅社會的城市菁英，但在她離開城市進到推羅邊界來找耶穌之際，就已經被她的社群與家庭遺棄了。
腓尼基婦人在帝國統治階級、父權體制和耶穌反殖民的權威體制下，成為了三重底層者（triple subaltern）；並在成為底層者的同時，她也被相當程度地消抹了聲音。但這不代表她位處邊緣就完全沒有能動性，從七 24～30 的敘事中可以看到，她以話語挑戰耶穌有關「潔淨與不潔淨」的結構——先是挪用耶穌的符號與語言，接著以自身的文化對其進行交涉，同時裂解了耶穌論述的原意。腓尼基婦人的確自願成為「狗」，但這個「狗」看似與耶穌的「狗」相似卻又不太一樣；她不僅為了表達自己能夠明白耶穌的權威，而以狗自稱，表明她為了能夠與女兒一起，在被社群異化的處境中生存下去，而選擇成為既合作又抵抗的「狗」。
最終由耶穌結束這段對話，看似是耶穌對腓尼基婦人進行抵抗與支配的勝利，腓尼基婦人的話語卻也對耶穌造成了改變。接續馬可七 24～30 的下一段故事中，耶穌開始接觸及醫治更廣大的外邦居民。耶穌醫治了一個在低加坡里地區的聾啞人，聾啞人的耳朵及舌頭因耶穌的醫治而能夠聽見聲音和說話，也許這正是呼應腓尼基婦人的情節所帶來的轉變，因為馬可福音中有好幾次耶穌在教導時都加上：「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四 9、23）外邦人從此在馬可的敘事中成為有耳可聽且還能說話的那群人，而不是像耶穌之前進到低加坡里的格拉森地區時，迎面而來的一群污鬼。
附註：
1. 「延異」（différance）是法國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獨創的詞，指的是符號因為空間與時間的不同，而在意義上產生「延後」（defer）與「差別」（differ），因此一個符號並不會具有固定的意義。
2. 在第三世紀的偽克萊門汀（pseudo-Clementines）著作中，曾描繪腓尼基婦人為了治療女兒而改宗成為猶太人，卻因此被丈夫逐出家門。Ps.-Clem. Hom. 2.20.1
參考資料：
1. Theissen, Gerd. The Gospels in Context: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in the Synoptic Tradi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2.
2. Boring, M. Eugene. Mark commentary.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6. Kind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