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陳文珊／玉山神學院助理教授

「開放紀念碑日」（Open Monument Day ） ， 又叫作「歐洲歷史遺產日」（European Heritage Days），是一項涉及歐洲文化公約所有簽署國的年度文化活動。在這一天，或者近一週，人們得以免費參觀歷史建築物、紀念碑和文化遺址，其中許多更是平日不允許公眾進入的。活動每年由不同的城市輪流主辦，參與國得以自行訂定開放的日期，為了深化人們的文化認同與參與感，有時還會依據各地方的特色，舉辦工作坊、音樂會、戲劇扮演或社區走跳導覽等活動。

怎樣歷史，如何記憶？

這項活動最初起源於 1984 年法國文化部部長的倡議；隔年，在第二屆歐洲建築遺產的部長會議上，法國更提議由歐洲委員會向各成員國推廣這項文化活動。1987 年，荷蘭舉辦了他們的第一次開放紀念碑日；瑞典和愛爾蘭共和國隨即於 1989 年加入，比利時則始於 1990 年。到了 1991 年，在歐洲委員會和歐盟的支持下，這些活動被統一命名為「歐洲歷史遺產日」。在 2010 年，已有 50 個《歐洲文化公約》的簽署國正式加入。

「歐洲歷史遺產日」體現了幾個當代歐洲的核心價值，像是促進社會對歐洲文化多樣性的體認，進而養成文化寬容的態度、反對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提醒公眾珍視與保護歷史文化遺產，以及讓歷史場址更為民主化，不單是知識精英群聚的所在，而是普羅大眾可以平等參與的生活場域，俾能以共同價值來回應社會、政治及經濟的挑戰。活動的規劃是由公民和私人團體，以及數千名志願者組成的網絡，根據每年歐盟國家的共同主題，來設計具有本土特色的展覽內容。過去幾年的主題偏重強調遺產的傳承與永續發展，比如 2020 年的「遺產與教育」和 2021 年的「包容的遺產」等等。

2024 年，整個佛萊明區的活動輪到由魯汶主辦，主題是「在路上！條條大路通魯汶」（En route! Alle wegen leiden naar Leuven），突顯魯汶作為一個大學城，曾經是朝聖之路的站點，如何成為文化的十字路口，在人們的生命中留下不可磨滅的記憶。在九月第二個星期日，整個大學城成為大型展演場，人們扶老攜幼湧入，四處走讀，熱鬧非常。在這一天，歷史不只存在於過去，更活在當下！

新身分認同的打造

「在路上！條條大路通魯汶」的主題呼應了歐盟國家今年的共同主題：「路途、網絡與連結的歷史遺產」（Heritage of Routes, Networks and Connections）。「路途」不同於「定根」，標示了新的歐洲身分認同的進路。

早期，「有邊界的整體」作為空間概念的隱喻，經常被用來界定所謂的「身分認同」；而所謂的「文化」，就像一個有清晰的邊界或表皮的事物，很容易便可以區分何為自己人（內部）和外人（外部）。人類學家或歷史學者被期待能夠以如同自然科學家般客觀的角度，來理解並建構被研究的特定文化社群，因而研究必須是中立和被動觀察的；研究者不帶有任何偏見、不做價值判斷，更不會橫加干涉。結果，這種本質主義式的文化觀，視文化為具有同質性的「東西」，沒有為多樣性和差異性留下任何可能。

自 20 世紀 80 年代關於「書寫文化」的爭論之後，這種對文化的理解典範受到批判。建構主義式的理論範式主張，任何對文化的表述都只是一種建構，永遠只能產生「部分真理」；文化身分的界定，總是涉及權力的運作，而所謂的「文化疆界」被理解成在文化身分的動態形成過程中，彼此擁有親密糾葛的區域。

不再把文化理解為「東西」，有些學者開始用「連結」、「網絡」和「路途」來理解文化；並從全球史的宏觀角度出發，嘗試重寫後殖民的歷史與文化，將各個地區文化認同的形成，視為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包括：全球流通的知識、政治力和所有涉利者的主體性。身分認同的形成是通過跨地區的流動性，而非地區的穩定性，作為視角來進行觀察的。因此，文化身分不論在這裡或那裡，都有不同的發展走向和不同步的特性。後殖民的解放未必需要假定某種靜態、本質主義和定於一尊等對於文化的想像，而得以從「定根」轉向「路途」的理論典範。條條大路通向人與人平等尊重、包容差異，並相互扶持的社會文化。這即是歐盟治下的文化政策。

創傷記憶與聖蹟

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人們該如何處理或記憶歷史創傷？比利時位居歐洲交通要道，大小與台灣差不多，因而有「歐洲十字路口」之稱，周遭環伺的強國如荷蘭、德國、法國，都曾入侵、佔領過。這些被殖民的歷史並沒有消逝，而是在在反映在語言及政制上——小小的國家有三種不同的語言，對應三個不同的社群大區。從 19 世紀初，便在歐洲列強的干預下，產生南北分裂的問題；直到 20 世紀，仍有聲音鼓吹兩大區分別併入荷蘭及法國。

這次的主辦城市魯汶，其知名的歷史建築――魯汶大學中央圖書館，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曾接連遭遇重創——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縱火，無數典籍慘遭焚毀，後來在美國的資助下，圖書館才得以在戰後重建。沒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圖書館再次被炮火摧毀，超過 90 萬的館藏，最後只餘下 1 萬多冊的典籍。據說當時火勢凶猛，連玻璃都遭燒融，滲入地板下，致使收藏在地窖中的古文物也毀於一旦。

相較於高聳的教堂及哥德式的歷史建築，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關於魯汶的守護聖徒瑪格麗特（Fiere Margrietje）的藝術創作。它們遍布在教堂、市政廳、河邊、公路旁等多處不同地點，以詩歌、雕塑及繪畫種種形式，一再敘說她受暴的不幸與上主公義的拯救。

瑪格麗特的父母雙亡，她被好心的叔叔收養，在他們一家經營的旅館幫忙。那年她才十八歲，叔叔和嬸嬸打算退休，把旅館交給她，兩老到修道院養老。沒想到某天打烊前，有旅人來投宿，酒沒了，瑪格麗特不得不去城裡取酒，返回時，恰恰撞見旅人殺害叔叔一家。她也無法倖免，遭強盜綁架、強姦和謀殺，並棄置在代勒河（Dijle）中。漁民發現她的屍體，但不敢聲張，只得草草掩埋。但是洪水來了，屍體並沒有下沉，傳說中，是魚群逆流將這個女孩帶回位於上游的魯汶，她的周遭閃爍著螢光。當時，治理此地的公爵目睹了神蹟，從而將匪徒繩之以法。她的墳墓很快成了朝聖地，1535 年，遺骸被移置到聖彼得大教堂；並在魯汶人們的努力下，1902 年，教皇利奧十三世封其為聖人。

瑪格麗特的遭遇，以某種奇特的方式呼應了人們過往的歷史創傷，因而詩人說：「就像時間，你的身體也流逝／脆弱卻堅強地在代勒河上／一切都改變，什麼也沒有留下／河流，你的童貞，神話／在你受傷的身體裡／隱藏著生命的光芒／你逆流而上／抵抗不義的洪水／城市日復一日／不管發生什麼／她永遠在我們當中／我們的瑪格麗特」。

小結

願所有小而美的國家，都能在歷史創傷中，發現不義或死亡所不能勝過的生命之光，成為指引時空旅人走上締造公平正義、包容差異社會的朝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