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盧恩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青年，曾任立委助理)
青年選擇不委身於教會，並不等同於離開基督信仰。我們認同的是進入世界的基督信仰，若在社會群體當中即能愛神與愛人，這也是委身與服事。
2020年大選，青年選票成為政黨注重的一環，與年輕世代的互動方式更是選戰亮點；當今的政治選戰，也必須要從空戰切入來獲取年輕族群關注。青年對生存的焦慮感與當今的亡國感，都牽動著新世代對政治意識的選擇，也因此各政黨逐漸重視青年的價值與認同度。其實身為青年的我們，期盼的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我們期許以自身專業投入職場，但是侵襲而來的是一個令人窒息的世界：低薪勞工增加與無法負擔的房價，讓我們對經濟正義失望；年齡歧視與性別歧視，使得新舊世代的鴻溝加深；中國滲透的危機，也提高我們對國家存亡的焦躁。我們帶著各種無奈竭力生存。
一、青年之於社會
青年作為甫入職場的基層勞工，很容易因勞動生態及薪資結構的不均衡，而對生存感到無力。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2018年受雇員工全年總薪資，發現將近七成的受僱員工年薪低於平均數62.9萬元，薪資曲線呈現嚴重右偏趨勢。而學術界的研究也指出，國內30至39歲世代間的財富不均差異，遠比整體社會還懸殊。儘管最低工資從當年的22k調升至23.8k，然而多數青年認為這樣調漲只能稱為小確幸，薪資結構仍然僵化。青年背負學貸、房租等經濟負擔，買車及買房成為巨大挑戰，貧富差距擴大以及社會流動停滯之下，底層青年很難翻身至上流社會。然而，我們不斷被催促要有競爭力，被囑咐應求得穩定的工作，但是過勞且低薪的職場環境，反而讓青年對於整體經濟成長無感，實質的勞雇關係也未改善。
青年缺乏話語權
青年在社會中缺乏話語權，則是我們對於生活的第二種無奈。東亞國家深受儒家禮節影響，倫理秩序久而久之轉變為權威與主從關係，敬老尊賢反而是迫使年輕人噤聲的手段，階層文化束縛青年的思想與發展。長幼有序也變相限制年輕人進入核心階層，經歷與年資的條件可能讓決策圈的組成缺乏青年。若以利己之心來思量及設定決策，很容易使得決策方向傾向於優惠中高年齡層的社群，而與年輕世代脫節。我們所渴望的是當權者決策能夠廣徵年輕世代與不同族群的意見，讓青年能以實質的個體或無形的聲音進入決策結構，否則青年在社會發展的變革中仍然無聲無息。而且青年的參與並非奪取話語權，而是透過與不同世代的共融與理解，讓社會改革能夠朝向世代均衡發展。
再者，近年來性別平權成為青年與家庭、社會之間的爭端，爭吵變成不諒解，進而產生溝通上的無力，更時常轉為撕裂彼此的憤怒。傳統父權社會相對限縮女性進入領導階層的機會，若是年輕女性更容易在部分工作場合被視為花瓶，在總統選舉白熱化後，對女性的各種潛意識歧視更層出不窮。
此外，東方社會的傳統觀念難以跨越異性婚姻至同性婚姻的轉變，但是青年在乎的是未來能否生活於一個容納多元族群的包容社會。即便臺灣的性平走在東亞的思想前潮，不可否認的是性別平權確實造成臺灣社會走向兩極化；而同性婚姻三讀通過，並未讓反對方願意接受新思維，使得青年不願意與長輩對話，同溫層訊息交流之下，世代的隔閡更加明顯。
二、青年之於政治
此外，中國的霸權威脅也加深青年對於未來的不安，紅色滲透、假訊息與經貿影響力以新型態影響臺灣民眾的價值判斷。自反服貿運動以來，直到香港反送中運動衝擊之後，愈來愈多青年願意思考國家認同。但青年對於國家的認同方式，又與長輩的臺獨認知有差異：我們肯定臺灣在性別、醫療、優勢產業等層面的突破，以及國際外交的實質合作，都是塑造臺灣作為一個國家的事實；我們不只是陳述一千四百枚飛彈對準臺灣，也不只有重申中國阻撓臺灣加入國際組織。我們所談論的臺灣主權是全面性的議題，並且在轉型正義尚未落實之前，青年沒有忘記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所造成的傷痛；我們抵制、下架威權時期所延續的遺毒，期盼一個新而自由的國家；我們想像的是一個關切勞權、土地、環境、多元族群、性別等正義的共同體。
青年懷抱理想、敢於衝撞現有體制，但是整體的政治環境並未因為青年參與的社會運動而有所差異。我們期待新政治，然而獲得權力的政治素人還是淪為腐化的政客。過去站在社運前線的青年，也不乏走向內鬥、把持自身利益，政治現實還是令我們感到無奈。近年的政治選戰興起青年參政的浪潮，但是浮上檯面的新人多半擁有背景或派系加持。一個在地方耕耘已久的青年，很容易因為沒有後臺而被派系推派的人選取代；能被網羅進入政黨決策圈的青年，也是高層派系所屬意的人選。因此可看見青年作為新政治的包裝，也僅限於部分有靠山的青年，我們仍然質疑：基層青年的聲音，能否受到核心圈認同？
三、青年之於教會
教會界也同樣如此！教會的決策體制並未因為近來青年的呼籲而有所改變，教會政治的角力也淪為派系的爭奪。即使面臨世代交替的關卡，長期習慣於某個事工職位的信仰前輩們，仍難以下放自己的經驗交接給新的世代，或是只願意邀請不會爭奪自己利益的後輩進入核心。此外，教會圈的權力結構也朝向財富與地位，教會的階級制度間接限制青年進入決策圈，選派教會代表及銓衡委員仍然推崇有份量及口袋的人選，抑或優先選擇教會高層的下一代進入栽培的核心。由此可發現教會界也同樣操作階級複製，導致階層流動停滯，優質的教會青年若沒有背景，則流失接受栽培的機會，既有的教會生態無從接受革新與衝擊。
教會正流失青年族群
教會作為一個群體，同樣也是一個小型社會，青年對於經濟、文化與政治結構的無奈，亦存在於教會的青年族群。世代斷層已然成為普世教會的困境，然而青年的流失某程度可視為教會推走青年。我們看見教會與基督信仰背道而馳，內部的爭權奪利、資源濫用、性別歧視等弊端，都讓青年對教會感到失望。不過長老教會仍將青年的流失究責於語言隔閡或是禮拜形式，並未意識到真實的問題。其實青年選擇不委身於教會，並不等同於離開基督信仰。我們認同的是進入世界的基督信仰，若在社會群體當中即能愛神與愛人，這也是委身與服事。
其實教會作為一個群體信仰，必須了解青年處境，分擔年輕世代的無奈感，與哀哭的人同哭。當教會告訴會友要十一奉獻、投注愈多時間在教會事工上，才是對上主的敬虔時，卻忽視青年在受限的經濟條件上難以負荷自身生活；教會宣稱要對上主有信心的成功法則，對於青年實際的生存並無益處。再者，前述所提及的儒家禮教思想也制約東亞教會結構，使得牧師、傳道具有崇高的象徵，教會所教導的信仰觀點單一且權威，青年的見解與疑問不受重視。教會期待青年參與事工，極可能淪為形式上的包裝，抑或推派青年代表參與教會會議只是一種門面，但是青年的聲音是否有被教會接納仍待質疑；若青年與信仰前輩的觀點不同，反而遭受刁難與質問。此外，教會界對同婚法案的反彈，甚至部分教徒對同志採取鄙視、激進的作為，確實讓青年對教會感到失望。我們的生活場域並非只有在教會，我們在學校、工作場域遇見不同性向的朋友，卻看見自己的教會只接受符合某類教義的人處在這個世上，更讓青年不願對外表示基督徒身分，基督教儼然成為一個負面的標籤。
青年的認同
青年認同的教會是能在經濟正義上為勞工權益發聲，而非同樣成為資方的同路人。我們盼望的是教會真實的共融，青年聲音與信仰前輩擁有充分的對話，而這樣的共融也能從教會內部擴及與社會的關係。宗教改革的唯獨聖經，不是讓基督信仰成為排他性的自負宗教，我們期待所在的教會能在關鍵時刻彰顯基督的愛，與受欺壓的同在，而非選擇性地發聲。教會必須明白青年不斷在困境中掙扎，我們了解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但是信仰群體若沒有革新，盼望之後依然夾雜許多無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