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活在基督裡的「生命和事奉」來拆去隔絕的牆，其實是一條很長而不易走的路。
生命與事奉
在八十年代末，台灣剛剛解嚴，雖然民主之路還很崎嶇，但台灣終於可以用一種新的樣貌、帶著新的眼光出現在國際社會。帶著對極權壓迫體制的批判眼光，與小小的反抗實踐經驗，我們這個年代的年輕人開始跨入基督教的普世運動（Ecumenical Movement），並從這個運動汲取精神養分。
普世運動以希臘字oikumene這個動詞來定義「普世化」，這個字來自名詞「家」（oikos），指的是有人居住的「開化世界」。普世運動就是要讓這個世界的人在信仰中彼此連結，除去彼此之間隔絕的牆，在宣教與社會服務的工作上彼此分擔，盡力合作。
以青年的身份接觸到的普世運動層次，大概都是在傳統上被稱為「生命與事奉」（Life and Work）的範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基督教普世運動在整合各教派的努力上，也就是「信仰與教制」（Faith and Order）的多次會議上，雖然沒有辦法得到一致的共識，但是，在「生命與事奉」的關懷與行動卻很活躍地突破許多圍牆，平信徒與牧者跨越了對自己所屬信仰流派的教義限制，一起面對時代的挑戰，為人類社會的公義和平奮鬥著。
1948年，普世運動開始機構化了，在阿姆斯特丹大會裡，成立了「普世教會協會」的組織，和聯合國一樣地在日內瓦設立了機構，成為基督教會的世界議會。機構化讓普世運動擁有更大的資源，也改變了運動的樣貌。平信徒與青年的參與，在一個機構化的結構裡，真的越來越不易。
在八十年代，因為美麗島事件的緣故，台灣教會得到普世教會的關注，歐美教會領袖寫信給在獄中的高俊明牧師，鼓勵幫助台灣脫離壓迫人權的時代，走向民主化。當台灣教會走出恐共的陰影，回到普世教會的大家庭裡，確實有很多故事可以和普世教會分享，並把一種不同於商業算計的世界觀帶回台灣。
我們帶著熱情與願景參與在這個普世運動裡，卻也得很實際地看到在一個結構裡各種意識形態、各種力量的爭競角逐，學習在裡面保持清醒、堅持信仰的理想。更重要的是，要一直保持願意被改變的態度。
青年的顛覆與越界之旅
要打破成見，走出提供「安全感」的界限，是非常不容易的。要走出過去因為信仰理念不同而留下的情感傷害，更是非常困難的事。
我在擔任新竹海邊的一個小教會的傳道的時候，同時也是亞洲教會協會的青年委員，關懷著當時被內戰所苦的斯里蘭卡、貧富差距巨大的印度半島、爭取民主化的韓國、泰國、菲律賓等地，討論著全球化市場對這些地區的剝削，探問著各國移工的處境。
還有許多令人熱血沸騰的故事：塔斯馬尼亞的青年，用他自己的原住民身份認同的故事，告訴我們澳洲的白人移民曾經怎樣殘忍地消滅原住民。一位印尼軍人的女兒，為了她的父親曾在追求獨立的東帝汶島上鎮壓當地人民，而被罪疚所困，盡力尋求贖罪之道。還有住在泰國的日本青年，放棄在日本的高薪工作，為了要協助躲在泰緬邊境叢林裡抗暴的緬甸學生。普世運動讓我有機會窺見這些很不一樣的人生，看見在不同的處境下真實的信仰。
但是，當我想把這些經驗分享回台灣的教會時候，一般的青年團契的反應是非常冷漠的。台灣的青年團契比較關心個人的考試與前途，對「外國」的想像也僅及於歐美社會，就連移工、人口販賣、觀光賣春、軍事獨裁統治等這些就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大家也寧願掩面不觀看。
不過，隨著台灣學生運動的興起，大專團契裡，還是有些青年願意接受挑戰，參與在訓練會、或擔任志工，突破國家與教派的限制，去關懷整體的人性受蹂躪的問題。帶著從其他國家與地區所得到的啓發，我們充滿希望地，要去「顛覆」既有的結構，建立符合福音的公義和平世界。
幾年後，我才比較能夠瞭解「跨出個人小世界」是多麼辛苦的事，往往只有非常少數的人願意接受這樣的邀約與挑戰。這樣瞭解之後，我相當為了大專工作的區塊裡有重視普世精神感到安慰，也為那時願意參與各種普世青年訓練與交流的優秀年輕人們感到高興，他們真的是突破自我的急先鋒呢！
當普世精神要落實在地方教會時
在牧會的時候，我的理想就是要把普世精神具體地在教會生活裡實踐出來。當時我們的教會已經是一個跨越族群與意識形態的可愛團契，不分原住民或白浪（平地人），不分黨內黨外——今天會說「不分藍綠」，不分貧富，大家一起禮拜，一起服事，一起互相關心生活上的需求。但是，我還希望與社區的人也可以成為團契。
那時，我們的社區裡，還有一個天主堂，附有訓練初學修女的中心。我與修女們一起用泰澤祈禱靈修，享受安靜，享受天主教的禮儀之美，以及「共融、修和」的溫暖。我也期待把這種共融的祈禱帶給我所服事的教會。於是，在受難週，我計畫安排禮拜六到天主堂與修女們一起守夜，然後復活節一早，基督徒們與天主教徒再一起到我們小小的禮拜堂做復活禮拜。我請教了我的信仰長輩「小會議長」，得到首肯與鼓勵，修女們的老師與我都非常興奮，甚至胡國禎神父也很興奮地說，他可以來主持聖餐，大家一同赴主的筵席。那是一個普世共融精神很活潑有力的年代呢！
但是，我沒有預料到我的原住民會友，竟然對這樣的是恐懼、不解與抗拒的。原來，他們過去在東部的家鄉，教派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當初造成的撕裂與創傷，是深及每個家庭的。有好幾位宣誓決不跨入別派的教堂一步，也有人說，自小，他們所得到的教導，就是不能走進天主教會，更不要說與天主教徒一起守聖餐了！
體諒我的會友心靈的困頓，在挫折地哭泣一番之後，我放棄原本的計畫，以傳統的方式，在自己的教會慶祝復活節。
這個失敗的復活節聯合禮拜計畫，讓我更體會到，想把普世精神種植在教會的基層，真的得面對很多過去累積的成見、傷害、以及因為無知所帶來的恐懼，得一一去拆解、醫治、慢慢教導。以活在基督裡的「生命和事奉」來拆去隔絕的牆，其實是一條很長而不易走的路。
但是，如果普世精神無法定根在每個族群、每個文化的基層團契裡，普世運動就始終還只是一個已經逐漸機構化了的、與生活疏離的組織而已。那在戰亂與分裂中，仍要把「上帝的家」具體活出來的努力，也會化為泡影。
基層信徒運動締造和平
在德國唸書時，我看到、參與了幾年基層的平信徒發起的普世和平祈禱會，讓我重拾信心，確信普世運動仍有著「運動」的活力與能量。
在一個平凡的都市裡的平凡教會信徒，出於對公義和平的渴望，每個月聚集，輪流在不同教派的各個地方教會舉行和平祈禱會。若有撞擊人心的大事發生時，如911事件之後，參加和平祈禱的人數會破百，但是大部份的時候，就是二三十位堅強的核心在祈禱著。這一個祈禱會中，會有人站起來為受虐的動物請命，分發反核宣言，或是徵求人們開放他們的家，緊急地庇護戰爭難民。許許多多的議題被討論、放在祈禱裡、思考應對的策略。我覺得他們就好像一個城市裡的「義者」，用他們的祈禱與行動托住大地，醫治著創傷。
我所就讀的神學院學生會也曾擔任和平禮拜的設計與帶領，我帶大家讀翁桑蘇姬對非暴力抗爭的堅持，在蠟燭的光輝裡，看到亮閃閃的眼睛，聽見充滿真心關懷的歌聲與禱告聲。許多人覺得他們在這樣的代禱當中，並不只是一個付出與給予的人，而是得到餵養，靈性得飽足的。
普世運動的先驅者潘霍華被關在獄中的時候，在《美善之力》這首詩裡寫道： 「平安如水深廣，常圍繞我們，因此我們心耳開，雖是眼未曾見，仍可傾聽，萬邦微聲歌唱，萬籟響應。」那普世的代禱歌聲，支持著獄中孤單的神學人，也將繼續支持每一個曾經一起為這個世界的公義與和平關懷祈禱的人。普世運動的實踐，就是這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