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頌恩 (旅德藝術學者)
在三王朝聖的「主顯節」過後，法國的諷刺漫畫報社《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遭到伊斯蘭激進主義者的攻擊，12人死亡。兇手在掃射後沿途喊叫：「我們替先知報復了！我們殺了《查理週刊》！」（On a vengé le prophète Mohammed！On a tué Charlie Hebdo！）之後的逃亡又再引起其他狹持人質事件，並多人死傷。
從各大媒體連續幾日在頭版和專欄中談論此事的密集度來看，這起恐怖攻擊重創了歐洲文明的核心價值——言論自由。另一方面，雖然許多伊斯蘭信仰的代表即時出面譴責暴行，認為它沒有任何合理性，適時展現了「可蘭經」信仰與極端主義之間的差異，但攻擊之後所造成的社會創傷（對他者群體的不信任），再次凸顯著伊斯蘭移民的社群特質與歐洲民主的多元社會之間，有著難以簡單共融相處的障礙（例如德國境內「反歐洲伊斯蘭化」（Patriotische Europä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簡稱 Pegida ）的抗議運動更加明顯）。
按著一般道理來看，社會大眾很快知道譴責野蠻暴力是正確的態度，但這事件卻沒有如此黑白分明。隨著時間的拉長，一些不同面向的聲音也逐漸浮現：「諷刺是否該有界限？」「言論自由是否不該踐踏和輕慢他人信仰？」「如果你們的言論自由沒有界線，那麼請打開心胸接納我們的行為自由！」。面對這些客氣或激烈的意見表述，人們該如何不掉入小確幸的社會冷感，並轉向主動理解和消化此事件帶來的衝擊？
藝術
首先，必須清楚知道「屠殺《查理》」的事實是座落在「宗教信仰」與「諷刺藝術」之間實存的緊張關係。從藝術範疇談起，雖說文學式的「諷刺藝術」（Satire）在古希臘時期就已存在，在宗教改革時期，新教與羅馬天主教之間也充斥著相互妖魔化的諷刺畫版畫，但此事件裡的「諷刺插畫」（caricature）則是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現代產物。對當時剛剛進入「自由、和平、博愛」信念的民主社會，圖像藝術家用誇張、戲謔甚至醜化的手法，在象徵與寓意的繪畫型態裡對權力者進行拐彎的批評，並同時博得大眾讀者會心一笑。這種在民主世界中對權威進行去神聖化的藝術表現，延續了知識份子菁英的啟蒙精神，更提供了現代庶民獨立思想的操練。而這股小眾的挑釁力量，至今仍然沒有在追求民主化的歐美國家中缺席。法蘭克福匯報在《查理》事件發生後的隔日對「Greser & Lenz」進行訪談〈我們已將繪圖台瞄準麥加〉。關於「諷刺藝術是否該有界線？」的提問，這兩位德國諷刺畫家的回應說（雖然對伊斯蘭信仰帶有偏見）：
「絕不！在自由與民主的社會發展路徑上，諷刺是一個不可放棄的調整、修正措施，有品味的逾越是它的本質特色。這裡明顯的問題是，伊斯蘭這個相對年輕的宗教他們缺乏包容性⋯⋯。」
西方藝術界不諱言，認為「諷刺圖像」的力道不該讓讀者不冷不熱，相反地，它的創作自由本質是美學的，社會性的，亦是說，總是會挑起某些情緒，攪動某些表面「和諧」的社會假象。在爭論的一來一往之間，誤解可能有機會得到釐清、認知也不會一直是井底蛙的自我滿足，而過激的輕蔑有時也需負上法律代價。社會在這樣的「施力」之下，得到了再成熟的推進。
由此看來，19世紀出現的藝術「宗教化」在民主發展的結構中，藉由聚焦「諷刺漫畫」而得到具體的高升，進入信仰的層次。這次對恐怖攻擊的回應，也印證了這個現代社會的特殊現象。「幽默（諷刺）不該被擊倒」、「堅決捍衛言論自由」、「我們不會被仇恨打散」、「愛與仇恨更強大」、「我寧願站著死，也不要跪著活」、「我是查理」⋯⋯。這些標語捍衛著「抽象」的言論自由與無條件支持諷刺媒體的作風，也就是在社會非上層的結構中必須存在著組織性的批判力量。換句話說，「捍衛自由」其實就是一種民主國家的具體信仰：既使受到威脅，必須失去生命，也不該就此妥協、壓縮表達思想的自由。
宗教
目前在歐盟居住的穆斯林大約有一千八百萬人，而各國之間的穆斯林生活型態也非常不同。因此不該概化地談論這個以《可蘭經》為首的信仰群體。也因此，這次不論是基督教或伊斯蘭教的代表和歐洲媒體的發表聲明，都一致地區分了恐怖份子與信仰之間的不相同。
去年平安夜期間，在 Deutschlandradio Kultur 名為〈信仰之美〉（註1 ) 的訪談中，主持人 Philipp Gessler 問到「《可蘭經》裡是否有醜陋的部分？」著名的年輕伊斯蘭學者，同時也是德譯《可蘭經》的作者 Ahmad Milad Karimi 解釋說：「基本上一點也沒有。相反地，它誘使人展現出美⋯⋯」他又進一步說明：「神的啟示決不是醜陋的，而穆斯林信仰則是從神的啟示才開始有的⋯⋯我和古倫神父（Pater Anselm Grün）意見一致，信仰產生的是美。」
這個對宗教信仰的基本認知，讓需多歐洲人了解伊斯蘭信仰雖然富有神秘色彩，但卻一樣友善。然而遺憾的是在現實情況中，「伊斯蘭國」（islamischer Staat ）的恐怖主義綁架了「《可蘭經》信仰」的公眾形象。Karimi 解釋其中不可逆的關係：「這些人不是宗教性的根基，而是所謂的恐怖主義者以（伊斯蘭）宗教性展現他們的暴力作為⋯⋯他們非宗教性的人，而是迷戀權力且錯亂的人。」
因此，許多人會說這樣的激進份子是假借神的名義行暴力之實。然而，這並沒有解決他們對「真神」信仰的誤解而悔改認錯。相反地，他們在「誤解」中穿上宗教性的保護衣行使淨化靈魂的「聖戰」（Dschihad）(註2) 之行。在不求認識而是捍衛信仰對象的狀態中，也削弱了生死之間不可跨越的界線。
當「替先知報仇」的聖戰信仰對上「捍衛言論自由」的民主信仰，結果是雙方很難相互退讓取得未來的相安無事。換句話說，未來可能還會有悲劇發生。所以，若在此事件中沒有將它視為信仰議題，而期望被諷刺的一方應該可以如同政治調侃或娛樂「扒糞」（muckraker）一樣一笑置之或視而不見，那就等於要求諷刺的一方只需展現二、三流的技藝，混口飯吃即可。當然對現實與理想來說，都不會朝向這個折衷方向修正。進一步來看，若正視它是一個信仰議題，那麼就不該被「避免悲劇再次發生」的期望所絆住，而不繼續正視「獻上」生命的真實性與憂傷的侵襲。
施洗約翰的指頭
「《查理》事件」所呈現的內容，不論哪一方是正確還是錯誤，不論是惡意還是傲慢，不論輕鬆還是嚴肅，恐怖主義的聖戰和民主社會的諷刺插畫都一樣是信仰的狀態。以至於更重要的是如何面對「受辱」和「死亡」的挑戰？如何以藝術和信仰的主題來回應這個命定的創傷？
新教神學家巴特在《羅馬書釋義》中，以德國文藝復興畫家 Matthias Grünewald 的〈伊森海默祭壇畫〉（Isenheimer Altar）回應了世界總有苦難與悲劇循環的命題。「人隨著 Grünewald 作品中施洗約翰指點迷津的手，在無比恐怖的死亡之像中窺見徹底拯救、極樂和永生的希望曙光。」（巴特，1922，中譯版頁208）
隨著畫中約翰的手，我們看見的是釘在十架上滿身鞭傷的基督。一個甘願被辱罵、被處死的形象，成為基督徒效法的對象，成為諷刺的一方和聖戰的一方得以解套的對象，知道還有比肉體死亡更大的事！並且深知使徒保羅的信仰體會——「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羅馬書5：3），是多麼不可能。也因此知道保羅領受的信仰應許——「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羅馬書5：5），是如此必要。
所以，「《查理》事件」不是法國的家務事，不是西方與東方的民族戰爭，不是陌生的哲學議題。「《查理》事件」是每個民主社群都會出現的傷口，不該天真地認為可以輕易躲避。這是一個真實的信仰提問，因為這個創傷不是屬於肉體的，而是人內在情感的撕裂。從中流洩出來的，是人是否還是在乎生命與不滅的靈魂？
巴特針對使徒保羅的「歡歡喜喜」反覆說明，以至於對準接受從上澆灌下來為我們捨命的愛：所以，被殺害者才會愛他的敵人（甚至替他的無知代禱）；所以，今日之後才會依然捍衛「諷刺藝術」的言論自由！所以，歐洲社會才能在受傷之後仍試著在真誠中歡歡喜喜地說出 L’amour plus fort que la haine／愛比恨更強大！
注：
1.Friedrich Wilhelm Graf：《 Götter global: Wie die Welt zum Supermarkt der Religionen wird 》（眾神遍佈全球：世界是怎麼成為眾宗教的超級市場），2014，
頁121。
2.Die Schönheit des Glaubens（信仰之美），Deutschlandradio Kultur，受訪者：神父Anselm Grün、伊斯蘭宗教學教授 Ahmad Milad Karimi ，訪談內文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