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斌洲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直教會會友)
在台灣社會，大眾對青年抱持「未成熟，不該讓其擁有發言權」的態度；對於青年的重視，往往仍停留在「選舉時，政治人物贏得選票」的口號。
在「亡國感」氣氛瀰漫之下，2020年激烈的總統和國會選舉結束了。民進黨的蔡英文總統順利連任，同時民進黨在立法院也維持過半的優勢。本次，在雙方陣營選前激化選情的情緒下，激發了74.9%的高投票率。選前一天，在台灣各地的交通樞紐，無論是火車站、高鐵站，甚至是機場，都可以看見返鄉準備要投票的人，尤其可觀的是年輕人。
年輕選民是這次選舉結果極為關鍵的因素。然而，很可惜的是，這次選舉卻在「亡國感」情緒的催生下，淹沒了候選人和大眾對於公共政策的討論。青年議題在許多西方進步民主國家受到重視，歐洲議會甚至早在1972年就開始致力於青年政策。然而，在台灣這類以東亞文化為基礎的社會，大眾的心態往往對青年抱持「未成熟，不該讓其擁有發言權」的態度；對於青年的重視，往往仍停留在「選舉時，政治人物贏得選票」的口號。
我們先來界定一下， 到底哪些人算是「青年」？ 按照聯合國人類居住規劃署（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UN-HABITAT）的定義，青年的年齡大約在15～32歲；而在「非洲青年憲章」（African Youth Charter）則把青年界定在15～35歲。因此，我們對青年採取比較寬的定義：15～35歲。換言之，就是大約在國中二年級到大學畢業後大約十多年之間的人，都算是青年的範圍。
當青年成為台灣選舉結果的關鍵因素時，該是這個社會重視青年對台灣民主的重要性的時刻了。由於本文不可能觸及所有關於青年與政治關係的議題，因此，筆者將焦點放在以下兩個面向來探討：一、政府應該從哪些角度去思考青年政策？我們梳理了2020年總統候選人的主要青年政見。二、台灣／教會的青年，可以用什麼態度面對政治？
政府如何思考青年政策？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青年人口通常有這些特色：一、具有創造力，但缺乏經驗。二、具有新知，但缺乏機會。三、具有新觀念，但缺乏權力。因此，當一個政府在思考青年政策時，就必須為青年在勞動市場和公民社會當中，提供這些政策基礎：經驗傳承、知識和技能的傳授、參與的管道。
在目前我國政府專職處理青年事務的部門，中央層級有教育部的青年發展署，至於地方政府，只有桃園市和高雄市設有青年局，其他四都則僅設有青年事務委員會。由此可見，青年事務在我國政府僅是逐漸受到重視。這些機關對於青年事務所負責的業務內容，不外乎：青年就業（生涯發展）、青年參政和青年教育（尤其側重國際交流）。
在2020年，這個青年選票開始受到政治人物重視的時代十字路口，即使選舉已過，但透過比較各候選人的青年政策，仍極具展望政府未來制訂青年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我們將他們的青年政策分為四個面向來討論：教育權利、青年就業、居住問題、青年參政。
一、教育權利
這部分通常著重在青年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過程中，接受教育的內容是否學用兼具？是否具備多元性和國際性？
●宋楚瑜曾在參與「青年論壇」時提出，支持學生參與大學資源的分配和管理。這個主張比較著重在青年參與校園事務的面向，但他卻沒提到，在教育過程中面臨問題的解方。
●韓國瑜的政策白皮書《集智台灣》，教育政策如下：一、加強國際及兩岸教育與產學交流，補助青年學子國際交流與學習。（著重國際和兩岸產學合作。）此外，也全面補助大學生及研究生出國學習1年。二、建立務實致用的技職教育體系，強化技職教育培育產業所需人才。（著眼於以往教育無法「務實致用」，故主張透過建立跨部會合作平台，強化「產學合作」。）
●蔡英文的競選官網提到，當前青年教育的問題主要是：有高達54.87%失業青年沒有遇到可工作的機會，主因是「學用落差」。作為現任總統，蔡陣營列出當前政府已經採取的措施為「投資青年就業方案」，內容包含：盤點人力供需缺口、建構職能基準；加強學校職涯輔導與就業準備。
綜觀三位候選人對青年教育的政見，除了宋楚瑜沒有特別提到高等教育政策的實質內容外，韓國瑜和蔡英文都看到當前青年教育的問題在於所學和就業的落差，都著重彌補「學用」、「產學」的合作。
二、青年就業
這議題可以從補助、人才培訓和產業結構三個面向來思考。
●宋楚瑜對此並未明確提出相關政見。
●韓國瑜提出要設立300億的「青年願景工程基金」，用來提升就業技能和作為創業支援。強調要規劃產業人才的媒合，加速產業轉型，創造高薪就業機會。所謂的產業轉型，他們注意到新型態的智慧經濟，例如：5G、AI、物聯網等數位經濟領域。
●蔡英文意識到低薪問題與「零工經濟」的擴大。蔡陣營提出要設立技職培訓基地，和中階以上人才培育計畫，來投資青年就業。在協助青年創業的政策，蔡陣營提出要提供創業貸款，設立在地青創基地，提供各種服務。
除了宋楚瑜之外，韓國瑜和蔡英文的政見，都試圖以補助、貸款或人才培訓等方式協助青年就業。兩位也都共同注意到，新型態的科技產業為青年帶來就業機會。
三、居住問題
青年由於剛出社會，安身立命的居住問題就成為重中之重的問題，因此，居住正義成為近年受到關注的議題。對此政策，通常採取兩種措施：一種是在市場機制下進行補助；另一種是政府興建公宅，繞過市場機制。
●宋楚瑜主張發放「青年的兩桶金」：第一桶金提供青年搬離原租地；第二桶金是從十年後的勞退基金撥出，資助青年買房。
●韓國瑜提出減稅和補助的方案：提高房租列舉扣除額及首購房貸利息扣除額，擴大青年租屋補貼、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等多元方式。
●蔡英文是補助和蓋社會住宅：提高補貼戶數到12萬戶，放寬所得標準至最低生活費的2.5倍；此外，擴大補貼對象到單身青年、新婚家庭、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鼓勵大學興建學生及社會住宅，並保留一定戶數的社會住宅給青年。
除了宋楚瑜以補助措施為主之外，韓國瑜和蔡英文的青年居住政策主張，除了補助和優惠方案，他們都注意到：由政府扮演主動角色，廣泛興建社會住宅。相較其他進步國家，台灣在興建社會住宅的速度明顯落後很多，是未來政府必須迅速強化的面向。
四、青年參政
儘管政治人物都說青年對政治很重要，但往往是到了選舉，需要選票時才說他們重要。衡量這個政策，我們可以從權利（消極面）和參與（積極面）兩個主要指標來看。
●宋楚瑜明確提出將民法下修到18歲的候選人，除此並無其他細部主張。
●韓國瑜提到要給予18歲公民權的主張，以及：1.青年參與國政規劃：成立「國政顧問學院」，讓青年有參政空間。2.將政務官系統年輕化，重點培養閣員和機要人才。
●蔡英文在這次選舉較沒有在這議題上著墨，這可能跟民進黨對青年人才的甄補管道較為暢通有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蔡英文曾於2017年宣示要在2018年推動修憲，推動18歲公民權，至今尚未做到，且沒有在政見上再度提出相關主張。
要注意的是，18歲公民權幾乎已經成為台灣刻不容緩的問題，觀諸世界主要民主國家，公民權未下修到18歲門檻的，幾乎已經鳳毛麟角。台灣作為民主國家，應該儘早凝聚社會共識，儘速推動修憲，下修公民權年齡至18歲。
青年應該如何面對政治？
近年來，愈來愈多青年關心政治，甚至投身公民運動或政治活動，這顯示台灣社會在民主化的制度建立後，逐漸在往深化民主的階段邁進。然而，如果未能將民主精神深入青年的心中，那麼並無法真正提高台灣的民主品質，只會走向淺薄化與極端化。筆者在此僅以自身經驗，從公民教育應該培養的基本素養這個角度，和當今台灣青年（包含筆者本身）一起思考公民素養的問題。
在台灣尚未民主化的年代，中學教育就一直有公民的相關課程。然而，那個年代的公民課程，由於師資和課程內容的限制，大多相當制式或八股，並不符合現代公民教育的內容。在民主化後的現在，若我們仔細閱讀中學公民教材會發現，相較於過去，公民教材內容已有很大的進步，幾乎是許多大學課程的濃縮。然而，也正因為升學體制的緣故，仍將公民教育當成是著重背誦，而非培養思維的學科。到底基本公民素養應該有哪些特質呢？筆者認為至少有三：
一、理性思辯的能力
我們以為資訊愈發達，人們判斷資訊的能力就會提升，思考能力就會卓越。然而，實際的情形可能根本相反。很明顯地，當前台灣社會討論公共事務，很多人都只問立場，不問價值和原則。這導致整個社會沒辦法建立起彼此對話的公共領域。
筆者認為，要建立對於公共事務的判斷能力，至少要先區分三個層次，並在其中建立自己的能力：「描述」、「解釋」和「評價」。
1.「描述」的層次：主要著重在一個現象到底「是什麼？」新聞和訊息所提供的往往是這個層次，但人類判斷也常常在這個層次出了問題。在假新聞和錯誤資訊充斥的年代，我們必須能夠判斷各種紛雜訊息的來源是否正確？只有在確定訊息來源正確的情況下，我們才能就這些訊息去表達我們的觀點。因此，「媒體識讀」（media literacy）能力是公民必備素養。
2.「解釋」的層次：主要著重在一個現象的發生是「為什麼？」這屬於一個人分析問題的能力。作為一個現代公民，必須具備基本的社會科學常識，以及基礎的哲學思維。一旦對各種政治和社會現象有基本的概念，才能在面對重大事件發生時，不會受到各種謠言的左右。前幾年台灣社會出現同婚爭議時，各種社群媒體互傳的一些不符合邏輯、不符合社會科學基本常識的訊息被亂傳，就顯示許多人缺乏基本的邏輯思維、法學常識和社會科學的基本判斷力。
3.「評價」的層次：主要著重「應該如何」的「價值」問題，屬於主觀價值選擇的領域。在公共領域的問題上，許多問題往往沒有絕對的正確或錯誤，而是優先選擇的結果。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一個國家的民眾得以對公共政策進行交鋒和辯論。然而，觀諸台灣的政治環境，我們往往在第一和第二個層次都沒有釐清，許多人甚至連「事實」和「價值」之間的區分都搞不懂，遑論進行有意義的公共討論。要建立「價值」層次的能力，就必須建立起哲學和倫理學的能力。
古希臘哲人認為，人之所以不同於動物，是因為人類透過公共領域當中的言語，可以建構出有意義的理性對話，從而讓整個社會和政治生活能夠朝向我們共同的福祉前進。台灣青年如何培養這種能力，很簡單，就是在高等教育和社會教育當中，努力將非本科教育以外的「通識教育」完善化。
二、人文主義的精神
技術化與數字化的年代，往往失去的就是「人味」。所謂的「人味」，就是人文主義精神。人們往往嘲諷這種老掉牙的主張，卻沒發現，在現代社會中，在許多社會或政治事件發生後，他們所嘲諷的那些對象，許多人正是因為缺乏人文精神：法律人缺乏人文精神，將淪為只懂法條的法匠；政治人物缺乏人文精神，將淪為只有選票的政客；宗教人士缺乏人文精神，將淪為只有教條的神棍；商人缺乏人文精神，將淪為徒具利益考量的奸商。
人文主義這種特質，說穿了就是「同理心」和「利他主義」，同理心和利他主義正是基督教信仰最為核心的部分。耶穌以謙卑的形象來到世界，總是傾聽最底層民眾的心聲，同時為了眾人捨己。不管在哪個社會或年代，都有生活困苦與哀哭流淚的人，在許多冷冰冰的數據當中，我們往往看不到這些人的苦境，聽不見這些人的聲音。在舊約先知阿摩司的年代，他就看到：「你們欺負貧寒的，壓碎窮乏的，對家主說：拿酒來，我們喝吧！」「你們踐踏貧民，向他們勒索麥子。」「你們苦待義人，收受賄賂，在城門口屈枉窮乏人。」耶穌同樣也看到祂那個年代民眾的苦境。
在我們這個世代，政治上的腐敗同樣也讓底層民眾處於社會的不公當中。作為青年世代，並非每個人都在政治領域有角色。然而，必須建立的觀念是：一個社會的民主要深化，靠的並非是政治領域的完美，而是公民社會的健全。
必須指出的是，台灣社會面對政治，有一種非常不好的文化，就是「粉文化」：長期對於政治改革的期望未能被滿足，導致人們重回華人文化的傳統，寄望一個英明領袖來改變政治，期待一個救贖者來救贖政治。於是，從民主化較為早期的「扁迷」、「馬迷」，到了近年的「柯粉」、「韓粉」及「英粉」，都是這種集體心靈的具體展現。這種現象帶來的危機，就是人們過度相信政治人物，進而在面對任何政治問題時，過度美化自己支持的政治人物，卻忘了思考公共問題的本質，更忘了「政治的寄望，從來都不應該放在特定政治人物身上，而是公民自己本身。」
針對人性和民主政治的關聯性，美國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曾寫出一段名言：「人的正義的能力使民主政治成為可能；但是人的不正義的傾向使民主政治成為必要。」正因為人性有善性，所以民主政治可以仰賴人類之間的彼此信任，建立起民主文化。然而，更重要的是，正因為人性是渴望權力、傾向墮落的，所以必須有完善的制度對其加以制衡。
在走向民主深化階段的當前台灣社會，所謂制度上的制衡機制，指的不僅是政府各部門（行政、立法、司法）的制衡，更是健全的公民社會中各領域的公民，是帶有追求公共利益的「同理心」和「利他主義」情懷的公民，對政府進行嚴厲的監督，同時以社會力量，彌補政府職能的不足。
三、兼具本土與世界觀的視野
台灣的政治環境非常特殊，由於歷史的因素，導致政治認同的分歧，在很長久的一段時間裡主導台灣社會，使得「國民」思維取代「公民」思維。長久下來，人們會帶有政治意識地問：「你到底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這種對立式的思維，會讓人們完全忘了去問：「如何去做一個『文明人』？」筆者主張，要問自己是什麼人之前，應該先問自己是不是一個「文明人」？公民素養並非存在一個去脈絡化的空中樓閣，它必須有具體互動的歷史情境，以及國內外環境。台灣民眾的另一個悲劇也在於，我們的國際地位太低，導致民眾沒有關心國際事務的動機。這種情境只會造成更糟的惡性循環：「民眾愈不關心國際事務，我們就愈沒有動力運用國際社會的非政府影響力，改善台灣的國際處境。」
筆者主張，青年應該同時培養兼具本土關懷與世界觀的視野。本土關懷並非狹隘地去排斥東亞社會其他國家或社群文化，而是在對台灣這塊土地的歷史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和認識後，欣賞周邊國家的文化。
此外，對於國際事務，不只是學習一種語言，追求當地的流行文化即可；而是深入地了解世界上許多國家或社會的文化和歷史，理解他們曾經歷過的奮鬥歷程。愈是理解異文化，也就能夠透過比較，更深刻地理解自己母文化的特色；愈是理解自己的母文化，也就愈能在與異文化交流的過程當中，展現出自信與主體意識。
結語
英國哲人培根（Francis Bacon）在〈論青年及老年〉（Of Youth and Age）中提到：「一般說來，青年就如初產生的思想一樣，初生的思維總不如再度的思考來得有悟性和縝密；不過，年輕人的創造力要比老年人靈活得多，想像力也較老年人豐富而聖潔。」意思是青年人雖然不成熟，其強大的生命力和創造力，雖偶爾會衝撞現有社會，卻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來源，是未來社會的盼望。
一個社會，敬老是基於長者對社會的貢獻，以及基於對於人生歷練的尊重。然而，對於年輕人，給予開創人生、開創時代進步的機會，也是同樣重要的。長者的智慧，成為社會穩定的力量；青年的創造力，則成為推進社會前行的原動力。
作為主政者，理應為青年的生存環境，開創更好的制度條件。作為青年本身，也可以在認識自我的處境之後，明白自我和這個政治社群的關係，對台灣民主深化發揮長遠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