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祈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青年)
基督徒在防疫期間最直接的衝擊，可能是「無能為力」。
去年12月中國武漢發現第一起新冠病毒案例，疫情擴散一個月後，中華民國政府於今年1月24日宣布暫停出口醫療外科口罩與N95口罩。隨後因全球化與交通便利，病毒快速的擴散至亞洲其他地區，並於三月起蔓延至歐美國家。
武漢肺炎與準末日
「準末世」或「後末日」一直是文學、電影或藝術作品中，探討人性、慾望、審判、救贖與新天新地的素材。而當準末日的經驗發生在現實世界時，考驗了人類社會以及個人的價值決定之優先順序與行動；也挑戰教會不只是順服防疫措施，更能在其中「做神學」──呼籲人們無論在何種情境，都應當認真省思基督教信仰對我們提出的重要先知性建言：「在準末日中，我們如何看清各種彼此糾纏的問題並採取信仰行動？」
筆者藉由對台灣社會的觀察，嘗試討論無法實踐信仰的焦慮、思考疫情帶來的恐懼與歧視、政府如何監控人民、群眾的造神運動等問題，期盼帶給讀者不同的思考空間。
無法實踐信仰的焦慮
基督徒在防疫期間最直接的衝擊，可能是「無能為力」。舉凡過去爭取民主或社會改革的抗爭運動，九二一大地震、八八風災等自然災害，教會兄姊積極透過獻金和獻工，分享基督之愛給社會大眾和受苦的群體。但教會在武漢肺炎首當其衝的問題卻是「是否該繼續實體禮拜？」當韓國新天地教會事件爆發後，讓許多教會更加緊張。若教會決定維持禮拜，可能引起附近鄰舍恐慌；即使維持禮拜，會友出席率降低，週間聚會和愛餐也暫停，教會奉獻收入與例行事工跟著受影響。此外，在高度專業的防疫工作中，民眾或團體只能做好自我管理及分享正確防疫資訊，基督徒很難再照傳統習慣的獻金、獻工等方式，實踐與受苦者同在的信仰行動。
「不能實踐」是面對疫情時，內在焦慮感的來源。這樣的焦慮反應到許多教會內部的決策上，最常見的就是「過度自我監控」，教會有時候在自我控管上會超過政府和鄰舍所要求的，以期達到好的社會見證。又或者產生「教會無法承擔責任的心態」，如果教會暫停聚會的原因是因為無法承擔責任，我們可以想像這樣的教會對禮拜和信仰是如此不堪一擊。筆者並不認為因為疫情暫停或維持聚會何者是正確的，但不論何種選擇，「教會害怕承擔」的負面心態，卻是實實在在被揭露的，這不只低估禮拜和信仰的意義，更顯然遺忘教會禮拜本身就是一項政治行動。
在人類世界對專業知識分工越來越清楚的年代，社會對民主、理性、公共生活、教育、醫療、台灣人民獨立或自決的理解，全面超越當初夾帶西方知識優越的基督教時，教會必須重新思考基督徒要如何在新世界實踐基督信仰。這並不是單純的回到宣教和福音的基礎，而是看見更多實踐的可能性，藉著肯認基督徒的專業能力，使信徒明白透過工作的專業，參與在社會建造的過程中，就是在進行積極的信仰實踐。在後現代社會中，教會作為其中一個群體，如何適當表露別於他群視角的政治態度和信仰洞見，更是我們在後疫情時代，需要更加努力學習的任務。
恐懼、英雄與政府的權力
毫無疑問的，恐懼／恐慌幾乎是疫情剛發生時，多數人的主要情緒。COVID-19可怕之處是「不可見」與「無法外在辨識」的特質，任何人都可能是帶原者或染病者；加上快速的傳播力和死亡率，人類對病毒知識的不足，整體建構出社會對疫情的想像和伴隨想像而來的恐懼。此時的人類知識基本上還無法區隔何者是疫情？何者是對疫情的想像的幻象？事實上，現況是「對疫情的想像」而非「疫情本身」在控制人類社會，造成人類錯估疫情。
部分歐美日韓等國，對疫情有過度樂觀的想像，導致防疫不足、疫情爆發；台灣因對疫情有極高恐懼的想像，造成「實質疫情」（註1）影響極低。對疫情的想像而衍生的各種防疫措施，的確保護台灣人民，但也帶來負面問題，例如：口罩之亂與搶奪民生物資、政府被授予監視人民的權力、人與人之間的歧視心態（註2）、期待英雄的造神運動等。
對未知想像的恐懼，在許多人文學科中都認定是原始宗教的基礎；一旦超越對現有知識的理解，人很自然的就會連結到某種更超越性的力量。在爭取台灣獨立建國或各式社會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社會始終期待有一個英雄能帶領大家對抗看不見的恐懼，這是過去蔣家政治威權英雄文化帶給台灣社會的遺毒。不可否認的，台灣的防疫在陳時中部長、唐鳳及其他閣員的配合下，有顯著成效；但我們也有看到，其他行政單位持與部長不同意見，立刻被打成中共同路人，或被貼上不配合防疫的標籤，這正是某種造神運動的結果。英雄和造神並不符合基督教信仰，執政者做出正確的行政命令判斷，是職責所在，人民毋須將其英雄化或無條件支持。英雄化會產生絕對與排他性，容易使辯論機制失衡，導致極權化的出現。部分輿論還希望陳時中部長能繼續升官當市長或代表，這是個人的期待和想像，忽略部長本人與蔡英文總統所強調，防疫過程中「每個人都是英雄」的信念。
此外，基督教信仰中很重要的信仰議題──自由，指解放、釋放的力量是耶穌和聖靈帶給基督徒盼望的緣由。但是，我們甚少在足夠的溝通中，了解政府是如何限縮人民的自由；也較少討論政府如何監控人民。國家是否使用某種我們不清楚的方式監控民眾？政府是按照什麼機制，來評估台灣可以逐步解除疫情禁令？在人民面對疫情知識與政府不對等時，難以判斷政府是否逾越某些界線，來限縮人民自由。
這次疫情中政府面對疫情的許多措施，確實因其有效性及坦誠的態度，取得人民的信任，這也讓蔡英文政府的支持率，超越一月的大選。信任、意見迅速交流、人民彼此包容與禮讓、迅速打擊錯誤資訊，證明台灣社會具備潛在的理性溝通能力。後疫情時代的台灣社會，如何平衡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與繼續監督政府之責，是後續衍生的問題。信任固然重要，但人民面對執政者仍需小心監督、謹慎觀察與接收資訊，用基督教信仰判斷行政命令是否夾帶某些個人利益或政治目的。畢竟當人們全心關注防疫時，有心人士必會趁機尋找漏洞，圖謀個人利益。
一些實踐的可能
以上討論，談到疫情讓我們意識到無法實踐信仰的行動困難，對疫情的想像而心生恐懼，英雄化和政府權力的擴張等，帶我們重新省思信仰與社會之關聯。首先，區分信仰的實踐行動，及個人不一定要參與「所有事件」的想法，或許能讓我們避免焦慮。正如尼布爾禱文所說：「賜我們能分辨接受與改變之事物。」分辨我能做什麼，可避免讓自己處於事件風暴中的無力感。其次，累積知識，用平常心面對疫情，當知識量逐漸豐富時，也許可降低心中的恐懼感。第三，看清執政者並非英雄，而是人民意志的執行者，謹慎面對造神文化和政府權力的擴張，也是幫助我們實踐信仰的方法。基督徒還可以替武漢肺炎的受害者祈禱，積極支持努力不懈的公衛人員，建立正確的疫情知識以減少恐慌和想像，用愛心、和平與公義參與後武漢肺炎的世界，小心分辨對與錯等，藉由這些方式繼續參與在上帝國的建造。
在本次疫情中自詡為「全世界防疫最好國家」的我們，這肯定了台灣人的國族認同，對台灣產生更強烈的自尊和自信，國族想像確實對凝聚國家人民集體有正向的連結。但作為基督徒，我們不應只停留在國族想像的層次，畢竟國族想像帶來的排他性和其他問題，已經在人類歷史上展現過各種可怕的一面。如何從國族認同上升為對「全人類社會體的認同」甚或「非人類中心的世界主義認同」，也許才是創造世界的上帝所給我們的功課。也許賜予山河洋海、創造拉哈伯與比蒙巨獸、恢復整個世界並道成肉身的上帝，對祂所愛子民的最終期待，是使他們參與上帝國新天新地的實踐，並要在疫情之中，宣揚上帝國使一切和解的福音信息。
附註：
1. 實質疫情指的是本土傳播與案例。
2. 參本期新使者許惟棟、田知學、李孝忠等作者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