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王博賢／政大宗教學博士，台北大專學生中心傳道師
我們一方面強調彼此可以互相成為祭司，但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每一個信徒應建立自己和上帝的獨特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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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研班的社會文化背景
1970年代的台灣的工商經濟才剛要起步，台灣內政與民生經濟低落，外交國際局勢風雨飄搖、面臨嚴厲挑戰，台灣整體的生存環境相當艱困。但隨著擴大公共建設的政策，也就是十年國建的奏效，加上台灣渡過石油危機，經濟成長率得以繼續成長，使台灣與南韓、香港及新加坡一同被稱為為亞洲四小龍。但隨著經濟起飛，卻造成城鄉差距擴大等問題。
在文化層次上，台灣在70年代的思想運動顯得生澀、焦躁、「太理想主義」。相對於80與90年代的思想文化運動，有著社會、政治運動的帶領、呼應與支援。70年代知識分子雖極力關注「社會」、「民間」、「鄉土」、「工農」，但卻少有人回應唱和，這些思潮是孤立的、與社會隔絕的。在這樣的處境下學人們缺乏信心、缺乏方向感；但這樣的孤立與疏離卻讓他們更為自由，能夠忽視現實的束縛，而去嘗試與衝撞。與學生謝聰敏和魏廷朝於1964年共同起草《臺灣自救運動宣言》，被判刑的彭明敏教授就是如此。
這個時期，高壓極權統治台灣近30年的蔣介石因病去世，主導十大建設的蔣經國經由間接選舉，成為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台灣人」的思想開始漸漸出現，中國法統與台灣本土的思潮開始交織。然而，台灣人的不安定感依舊蔓延，在那個以知識脫貧的年代，「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成為學子們的目標，70年代台灣每年出國的留學生人數達三萬人以上，但這些留學生在完成國外學業後，幾乎都選擇留在國外發展，而未回來台灣貢獻所長。
長老教會青年的回應
然而，在當時仍有一群熱愛台灣這塊土地、文化與人民的年輕人，有些人在國外求學，願意學成歸國貢獻己長；有些人則是默默的在這塊土地上深耕，實踐他們對台灣的理想，醞釀出一股自我文化反思的浪潮。一些長老教會的青年亦是如此。當時有一群曾被批評只會唱歌、不懂聖經、看輕神學研究的神學院學生，察覺到教會青年、學生對聖經的認識不足，因此他們便籌辦了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以下簡稱神研班）。
在他們的觀念中，既然基督徒社群告白聖經是信仰與生活的基準，他們就嘗試從最根本的聖經研究開始做起，帶領當時的大專青年讀經。但他們也反對只依字面意義解釋聖經的讀經態度，期盼從教會底層做起，建立草根性、與生活處境連結的讀經，藉此更新教會，建立新時代的信仰。因此「信仰尋求了解」成為當時神研班的信念，所以不只是「聖經研究班」，而是「聖經神學研究班」。
神研班的特色
一、與社會實況關聯的神學
第一屆神研班是在1971年6月30日至7月7日舉行，當年年底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發表〈國是聲明〉，主張台灣前途應由台灣人民自決。從此之後，長老教會就受到政府有關當局的「關注」。不過在這樣的處境下形成了神研班的第一個特色：闡釋教會社會關懷的神學。在戒嚴體制下發展的神研班，成為許多大專生認識〈國是聲明〉、〈我們的呼籲〉（1975）、〈人權宣言〉（1977）等文獻的開端，且了解長老教會社會關懷的責任。
至今，除了政治關懷外，生態、經濟、文化等議題也成為神研班大堂專講、工作坊的主題或是各小組的討論問題，提供參與者更深入思考基督宗教與社會的互動、交融機會。神學就是全人投入的信仰省思，信仰若要成為生活的重要引導，就必須與現下的社會實況產生關聯；真實的神學必然是與不斷更新的處境及實況有所關聯的更新神學。
二、不斷更新的聖經詮釋與神學思潮
神研班也曾被人誤解，指責神研班傳授「新神學」，甚至是「異端」。曾有文獻指出，有一位參加神研班的大學生到中會擔任中學生營會的輔導時，被指責為「不信聖經」。筆者認為這與過去神研班的聖經詮釋偏重於1970年代最主要的歷史批判法有關，也就是「作者中心」的聖經詮釋進路。把聖經拿來「批判」的聖經批判法（Biblical Criticism），成為不信聖經神聖性的證明。然而，在30年前新穎的聖經鑑別法，在今日已經是「老」方法了。
今日的神研班，在這十年來除了歷史批判法外，也有了更多的進路，例如：以社會實況或處境來詮釋聖經的新眼光讀經法；或是處理文本整體性與修辭結構問題的文學批判法；比較作者對不同的文獻來源的增刪，從而找出作者「編輯」《聖經》文本動機的編輯批判（Redaction Criticism）。神研班的講師來自各神學院的專業師資，讓大學生接觸不斷更新的神學思潮及聖經研究法。
或許新的視角與方法和地方教會牧者正在使用的方法已有不同，而使得彼此間扞格不入，造成許多誤解。但是，各領域的發展何嘗不是如此？十年前的我們也還不知道有種東西叫做智慧型手機，不知道什麼是線上禮拜，不是嗎？在神研班中，「新的神學」與「新的方法」是不可避免的，筆者認為甚至是必要的，方能讓教會不斷的前進。
三、每個人都是認識上帝的主體
神研班與一般查經班最大的差異，或許從成員座位的安排就略顯端倪。作為一種探究式的讀經，輔導要確保每位參與者的想法與表達都能夠被保護，達到空間均等、時間均等、機會均等，所以在小組時常常會圍成一個圓，讓每個人看得到彼此，並在有限的時間內充分的對話。無論是學生自主性的討論，或由輔導當作協調者，輔導的角色皆為陪伴者，是一位促進討論的點火者，而非主導者。
這與長老教會強調萬民皆祭司的神學有關。我們一方面強調彼此可以互相成為祭司，但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每一個信徒應建立自己和上帝的獨特關係。因此在神研班中，每一個人都帶著自己先前的理解閱讀聖經，在小組中分享心得、彼此提問、互相回應、共同分享。每個組員彼此產生交集而連結，重新閱讀經文及解讀經文，藉著各自所認識上帝的面向拼湊出上帝的樣貌。甚至在營會的籌辦也是如此，由工作者籌委與票選出的學生籌委，一起來找尋上帝的旨意，完成每屆的營會籌辦。
神研班避免教條式和權威式的查經方式，也許參與者不能在營會的過程中直接得到問題的答案，甚至還產生更多的疑問，但是這種對上帝話語追求的種子已經植入他們的關懷中。上帝的話語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生命狀態，神研班自由及多元的查經方式，可以看見上帝如何在多樣性的處境中說話，經文產生的意義就在於讀者與經文間的互動，改變每一個參與的人。
而這種自由、開放的學習空間是過去不敢想像的，那個時代的台灣教育制度有升學主義、大中國主義、填鴨式教育、一元化思考的問題，但長青團契一反這樣的權威模式，建立出毫無限制與顧忌，充分自由參與的安全空間，對爭議的議題也鼓勵以「就事論事」的態度充分討論，使長老教會的青年的思想與對上帝的認識更加寬闊。
結論
動盪的時代下，政經與文化環境帶來對人民思想的限制，然而解放意識慢慢的隨著時間與對世界的認識萌芽。1970年代神研班由四位神學生自發性地從神學院開始，進而慢慢成為長老教會大專工作的標誌性事工。
在強調理性的現代世界，人們對信仰的理解是一套的規範，藉此認識永恆的上帝是什麼屬性、什麼樣態，企圖透過讀經操練敬虔的生活。然而，神研班更進一步帶來信仰解放的契機，而且更是一趟持續茁壯、不斷解構再建構、拆毀再建造的動態旅程。
如今這樣的精神仍然在神研班中延續，或許對教會而言走得太前面，而令教會感到不安，彷彿要拆掉某一種「權威」，然而這卻是當代的我們最需要的能力。在資訊爆炸、假訊息充斥的台灣社會，如何建立更多批判且具建設性的思考，是當代公民無可推諉的責任。
神研班精神至今也遍地開花，各中會有大專中心舉辦的小神研或是讀經營，各教會有些神研的畢契開始查經班，努力推動連貫經文上下文及生活處境的讀經。神研班不是屬於任何一個組織或是個人的，它屬於所有的參與者，屬於每一個以這樣的精神在各地推動讀經小組的基督徒。
延伸閱讀：
溫學恩（2018），處境、對話式的歸納法以馬可福音5:21-43為例，台灣神學院，台北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