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仰恩 (台灣神學院教會歷史學教授)
教會應以「上帝的主權」（sovereignty of God）的信念來抗衡市場經濟的全面獨斷訴求，基督徒更應全面反抗「市場」的偶像化和絕對化。
從「拿伯的葡萄園」談起
拿伯的故事（王上21）發生在舊約南北王國時代，也是先知以利亞的工作晚期，但是，令我們震驚的是，這個故事竟然和我們現今的處境（不管是在台灣或全世界）是那麼貼近，讓我們不禁得要好好深思、反省。
事實上，我最初讀到有人將這個故事應用在現代處境，是老朋友加拿大宣教師史邁克（Michael Stanton）在約克大學所寫關於台灣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的碩士論文。其後，我的一位原住民學生的碩士論文也是寫這個主題。對他們來說，拿伯的故事就象徵著台灣原住民過去被欺壓、土地被搶奪的經驗。後來，我有一次去澳洲北部的達爾文開會，聽到當地原住民神學院院長又引用這段經文談澳洲原住民的土地被白人侵占的過程，更讓我印象深刻。他如此述說他們的故事：「先是白人的殖民者來了，然後宣教師也來了，他們教我們禱告，要我們閉上眼睛，當我們眼睛張開時，手上多了一本聖經，但腳底所踏的土地卻被他們搶走了！」
回到眼前的台灣，她已經是一個充滿危機的國家，因為政府的經濟政策整個倒向中國、倒向財團，到處都是土地和家屋被徵收、搶奪的故事，如台東的美麗灣事件、苗栗的大埔事件，甚至包括綠色執政的台南鐵路東移事件等，另外還有我親身經歷的三鶯部落和大溪撒烏瓦茲部落等事件。當然，層次更高的，還包括太陽花學運所激烈抗爭的服貿議題，因為牽涉到國家主權和基層民眾的工作權。
事實上，不止台灣，現今全世界都有類似的情況，例如2011年發生於紐約的「佔領華爾街」事件。我們應記得，這群人不是暴民，他們的目標是要抗議大資本公司的貪婪不公和社會的不平等，反對大資本公司左右美國的政治運作，以及金權政治和財團在民主運作和全球經濟危機中對政治和法律的負面影響。
過去，國際社會裡的不公義主要是由軍事強權侵略弱小國家所造成，對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來說，是「殖民主義」的壓迫。有時是因為優勢族群對弱勢族群的壓迫所造成，在南非和北美稱為「種族隔離制度」。然而，今天在全世界，有另一種因為經濟和社會階級的差異所形成的新隔離制度，造成窮人與富人間越來越大的差距，也是資產階級和勞苦大眾間的差別，是由受到財團或大企業家影響或左右的國際或國家政策所造成的，有人稱之為「金融種族隔離政策」。其實，用陳師孟教授近年的大作來說，這是一種「政治經濟學」的新處境，是當代社會必須面對的巨大挑戰。面對這種以政治權力來操控、影響經濟發展的不公義手段，以致造成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困境，基督教信仰要如何回應？我想，拿伯的故事給了我們一些重新思考的空間。
經濟、政治、宗教 交織為惡
表面上，拿伯的故事是一個強者欺壓弱者的故事，亞哈王注目在拿伯的葡萄園，想要擁有它。拿伯並沒有犯任何的罪，他唯一的錯誤和不幸就是祖先所留給他的土地「太過靠近撒馬利亞王亞哈的王宮」。結果，拿伯很有勇氣和骨氣，他說：「上主不准我把祖產讓給你。」這是猶太人對土地的基本態度，祖先領受上帝的恩典所分到的土地絕對不能買賣或轉讓給別人。
為此，亞哈王像小孩子般賭氣，悶悶不樂。結果，他的王后耶洗碧說：「你不是以色列的王嗎？別發愁，起來吃飯吧；我一定會把拿伯的葡萄園拿過來給你！」過去，我們對這件事的解釋往往是歸諸於亞哈王的貪心，或指向亞哈王和耶洗碧敬拜外邦神明、偶像崇拜的錯誤。不過，我們若用心想一下，這件事在本質上更是一個濫用權力、因經濟動機藉政治權勢欺壓人民的故事，最直接的線索就是耶洗碧所說的那句話：「你不是以色列的王嗎？」
事實上，亞哈王是一位相當有能力和計謀的國王，他即位後，為了對抗日益強大的亞蘭國（今日的敘利亞），就想辦法聯合弱小國家一起來加以抵制。因此，他娶西頓王的女兒耶洗碧當王后，結果，除了兩國得以結盟外，更因簽訂雙邊貿易協定，為雙方的經濟發展和在地中海地區的國際貿易帶來絕佳好處（西頓靠海，以色列則偏內陸）。根據王上22.39，亞哈王蓋了一座前所未有的象牙宮殿，也建造了許多城鎮，這些功績必然為他獲取不少民心。然而，聖經作者對他的評價卻很不同：「沒有人像亞哈那樣存心做上主看為邪惡的事；這都是由於他妻子耶洗碧的煽惑。上主曾在以色列人面前把亞摩利人趕出這地方；亞哈卻跟亞摩利人一樣去拜偶像，犯了最可惡的罪。」（王上21.25-26）
確實，王后耶洗碧是一位自我意志強烈又深具野心的女性，因為她的父親西頓王同時也是大祭司，深知如何應用政治手段、國家機器、司法單位，且結合傳統的宗教信仰，來教化、掌控民心，進而鞏固自身的權位。因此，自從嫁到以色列後，深受父親身教影響的耶洗碧從西頓引進偶像，認為如果以色列全國人民都能敬拜，那麼她丈夫亞哈王的地位也能確保。
面對拿伯的抗拒，身為腓尼基公主（今天所謂權貴出身的子女）且習慣於王室特權的耶洗碧顯然無法理解以色列人「視土地為上帝所賜給每一支族的寶貴財產」的傳統和歷史背景。因此，她對於拿伯拒絕賣他的葡萄園所採取的殘酷行動，應該是出於她源自西頓的政治理念：對她而言，這是身為王家對於屬下反抗所應當採取的舉動。
於是，耶洗碧開始企圖陷害拿伯，其目的是要幫助亞哈王得到葡萄園。經文提到：她寫信，簽上亞哈的名字，蓋上亞哈的印，然後分送給耶斯列的一些顯貴和民間長老。信上說：「要宣告禁食一天，召集民眾，請拿伯坐上位。叫兩個流氓當面控告他，說他辱罵了上帝和王，然後把他拖出城外，用石頭打死。」耶斯列的顯貴和民間長老們照著命令做了，耶洗碧一聽到拿伯已經被打死，就對亞哈說：「去把拿伯不肯賣給你的葡萄園接收過來吧！」亞哈立刻到葡萄園去，要霸佔它。
我們看到，經濟利益的誘惑和權力的傲慢，讓耶洗碧敢於偽造文書、濫用職權、收買黑道人士當假證人（在台灣稱作「走路工」）、作偽證，甚至冷血殺人。這一切表面上看起來都合法，都合乎行政程序，但裡面卻充滿欺騙、詭詐、兇惡和殘忍。這件事讓我們深深警覺到，「合法性」（legitimacy）不等於「正當性」（validity），合乎法令不代表合乎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台灣現階段最悲哀的政治文化就是所謂「依法行政」的概念。
另外，在社會顯貴和民間長老甘為共犯的過程中，我們似乎也可以感受到漢娜鄂蘭（Hanna Arendt）所指明的「邪惡的平庸性」。確實，在自以為平凡的日常工作裡，順從命令或依法行政的官員卻自以為義地去執行殺人的事。事實上，鄂蘭提出的「邪惡的平庸性」，也是對那些已經對邪惡痲痹的人的批判，因為他們看見不公不義的事情一再上演，卻事不關己。
在這個故事裡，最讓人震驚的，是經濟利益、政治權力和宗教意識形態的交織結合，特別是來自西頓的政教糾結模式如何被引介、移轉到以色列的社會裡，甚至侵蝕了傳統的宗教價值。我們特別注意到兩個現象：一是人心的貪婪和經濟利益如何藉助政治權力的濫用來傷害、奪取無辜者的生命，二是宗教意識和認同又如何被利用、操弄，甚至甘於淪為不正當政經權力運作的工具和手段。
普世合一運動對經濟議題的觀點
早在1925年，當普世合一運動仍在醞釀階段時，在北歐諸教會的努力以及斯德哥爾摩主教梭德布倫（Nathan Soderblom）的主導下，普世教會代表在斯城舉行了首屆的「生活與工作普世基督徒會議」（Universal Christian Council on Life and Work）。關於經濟領域的問題，在會後發表的聲明裡強調：「靈魂具有最高的價值，不應屈就於財產權或工業機制，而是以追求拯救為最高目的。換句話說，最重要的是個別人格的自由且全面的發展，工業發展的目的並非追求個人的利潤，而是為了服務群體；財產則是屬於必須向上帝負責交代的管理職責。資方和勞工必須合作，為的是要完成他們參與在工業發展裡的天職（vocation），這也是實踐上主的命令：你們要別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他們。」
普世教會協會（WCC）成立後也對經濟議題提出進一步的反思：伊凡斯頓大會（Evanston, 1954）提醒眾教會應跳脫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二元對立思維，也呼籲個別國家和國際社會須對經濟政策及其機制運作負起監督、規範的責任。此一階段的普世運動開始注意到所謂「經濟成長/發展政策」的限制和危機，但僅能呼籲已發展國家多關注發展中國家的需求，並盡力分享生活資源，特別是一再強調「生命和人性的價值是高於一切物質或經濟發展」的信念。
1990年代以後，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巨大挑戰，普世教會協會前總幹事雷瑟（Konrad Raiser）於1991年出版的《轉型中的普世運動》一書中指出，現今已然浮現的「單一全球經濟/金融體系」雖然承諾會提供全球發展的架構，但卻不斷轉變成一巨大威脅，特別是威脅著南方許多國家的基本生存權。不斷累積的權力和財富操之於少數人手中，導致大多數人的更加貧乏；跨國公司體系的僵冷邏輯確實逐漸確立了人類社群的一體性，但它卻是建立在「依賴性」而非「永續的相互依賴性」之上。這明顯表現在南方國家的債務危機上。對此，普世教會協會於1996年在巴西薩爾瓦多（Salvador）的世界宣教大會（CWME）中提出以下建言：
全球化在經濟層面上明顯帶有侵略和殖民的特質，「北方」的國家以強大而先進的經濟優勢主張全面的自由貿易，這在不斷增強的競爭市場裡帶給她們更多的特權和財富，相對地，「南方」的國家則是繼續經驗到更多的剝削、壓迫和邊緣化。
教會應以「上帝的主權」（sovereignty of God）的信念來抗衡市場經濟的全面獨斷訴求，基督徒更應全面反抗「市場」的偶像化和絕對化。將市場和消費生活方式尊為「彌賽亞」是現今世界最大的偶像崇拜。
在經濟效應所帶來的兩極化情形下，暴力事件與政治不安不斷高昇，移民、難民和失根子民（uprooted peoples）激增，狹隘的民族主義與排外情緒高漲，在膚色、族群、社會地位歸屬，以及在年齡、性別、性傾向上與主流社群不同的「他者」（the other）就成了公然受壓迫的對象。教會應尋求讓所有的人從各種形式的剝削和排斥中得到解放，並得以享受自由和公義。教會也應致力尋求「替代性」（alternative）的社區發展模式和經濟制度。在全球化架構下對自然資源的不斷開發與剝削帶來生態的危機，而環境的惡化也相對地引發大自然對人類的反撲。事實上，全球化的架構正提醒我們生態危機是人類的共同命運，無處可倖免。教會應謹記聖經中有關「疼惜創造．關顧大地」的教導，作上帝的好管家，致力於地球資源的公平互享。
對經濟全球化及其「帝國霸權」的批判，加上對全球環境惡化的憂心，更讓「世界歸正教會聯盟」（WARC）於2004年將「經濟不公義」和「生態浩劫」的議題緊密連結，並在迦納大會中通過〈阿克拉信仰告白〉（Accra Confession）。今年正值該宣言十週年紀念，期盼普世教會一起回顧並關注此一重要議題。
結語
上週和友人前往「上帝的部落」司馬庫斯訪問，聽到部落的頭目馬賽（Massai）和總幹事優勞（Yuraw）分享他們族人如何共同維護部落的土地和文化命脈、拒絕縣政府想要建設國民賓館的鉅額補助，以及勇敢對抗財團甚至黑道的威脅利誘時，令人感動落淚。他們也分享了近年來部落發展出包括福利分配、土地共有、工作共同分配、共食等做法的集體經營方式（Tnunan Smangus）。最後，亞臘（Yarah）牧師則強調基督信仰如何成為部落文化傳統和土地命脈的支柱和核心價值，讓人心嚮往之。
呼吸著司馬庫斯的清新空氣，不禁想起拿伯葡萄園的故事，內心則期許著普世運動的精神或許能為現今世界的經濟秩序帶來另類的思維和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