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孝忠(新加坡長老大會社區發展事工顧問)
人們對COVID-19的恐懼心理引致人與人、族與族、國與國之間的隔閡和敵對，需要「愛」的力量來縫合。
世紀瘟疫新冠病毒「COVID-19」所造成全球性的災難，已有上千萬人受感染，超過50萬人不幸死亡，且數目不斷攀升。台灣在這波疫情中，雖是少數防疫表現較佳的國家，但家庭、社會、文化死角的問題卻因而顯露出來，例如：移工的人道權益、家庭暴力、對醫療人員、染病者與隔離者的歧視現象和排外主義、仇中心態。此外，政府和社會在防疫的過程中所採取的一些措施，是否會形成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人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熱情是否受影響？家庭成員的互動或親密度是否減弱？
「防疫新生活」推行後的社會將呈現何種面貌？國境管制的政策是否會削弱國人的世界觀和競爭力？以上這些議題是台灣社會與整個地球社區的共同課題，需要一起審慎面對，並找出因應之道。
新加坡教會的挑戰與回應
和其他宗教團體一樣，基督教會在這波疫情中也受到影響。筆者自今年3月派駐新加坡長老大會（以下簡稱PCS）擔任宣教師，這段期間經歷本地政府最嚴格的「阻斷器」（circuit breaker）隔離措施，包括安全距離、強制戴口罩、實名制管理、居家工作。此外，除了民生用品行業（超商、市場），其他非必要的商家均關閉；所有公共場所、教堂、寺廟也都停止實體活動。本地教會如何因應這種「類封城」的挑戰？如何藉著信仰之力化危機為轉機？如何繼續教會的見證使命？在後疫情時代，教會的「超前部署」行動與神學反思為何？筆者將作概略式陳述，以供台灣教會作參考。
1.地方教會──數位化
教會最直接的影響是實體禮拜全面停止。依照政府規定，教會禮拜聚集人數不得超過二人，教牧關懷、團契交流等活動受到極大的影響；其次是社區事工（尤其是老人關懷）全面停頓。面對這些挑戰，教會不得不採用「數位科技化」（digitalization）：視訊禮拜、電腦錄製影片、線上聚會、視訊關懷等事工型態，取代傳統牧養方式。其中硬體設備設置、操作技巧訓練和信仰內涵軟體的設計等工程相當繁複，但都秉持「做中學」的原則逐步推行，教會牧師和長執同工漸漸能上手操作。有一間地方堂會自3月起，發動青年教導長輩學習用手機線上購物、點餐、禮拜，並由教會補助部份上網費用；此外還鼓勵長輩的兒孫或訓練約僱的照護客工，協助長輩運用3C產品參加教會和社區活動。這種前置性事工果然發揮極大關懷功能，該教會目前正籌劃將此服務推及社區老人，特別是獨居、弱勢者。
即使無法團契交誼，也有牧者開設線上信仰課程，與青年會友有較深度的知性論壇或小組聚會；筆者自6月份起也受邀主持三個持續性的「信仰價值觀」和「處境的事工」小組討論會。由此可見，教會青年對神學、信仰議題有高度興趣和需求。
2.苦難中的見證
多數教會所推行的社區事工都被迫停擺。例如：樂齡關懷、青少年安置、家庭服務工作都受到影響。然而，危機亦是轉機，新加坡長老會所屬的三間堂會，受政府邀請加入關懷街友的工作。受到疫情影響，街友人數遽增，三間教會遂開放暫時閒置的教堂空間接納短期性街友暫住。其中一位牧師形容這是一種相互建立的事工，弱勢者的需要得到滿足，基督徒也學習「做門徒」的功課。邊境封鎖的期間內，許多馬來西亞新山地區通勤到新加坡的「客工」，選擇留在新加坡繼續謀生，卻也因此無家可歸，幸好本地教會也開放營地和宿舍接待這些機車通勤族群。這些都是基督徒社群在瘟疫災難中的好見證。
3.大會的事工──在地化
除了地方教會的事工轉化之外，PCS大會也啟動組織功能的更新行動。防疫期間，大會同工精確地掌握公部門的措施法令，並迅速傳遞給地方堂會；不只提供資訊，還成為分享資源的平台，例如：募集經費紓解尼泊爾教牧瀕臨斷炊的生活困境；分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捐助的醫療物資給地方教會和機構。此外，還組織「新常態研討」小組，邀請地方堂會牧長分享教會的疫情因應之道，並研討「後疫情時代」的事工方向。在小組研討過程中，多數牧者均提到神學反思的必要性，包括「教會觀」、「終末論」、「宣教使命」、「聖禮神學」、「本土神學發展」等議題，嶄露疫情衝擊下帶給教會更新的「契機」。大致而言，這波疫情促進PCS大會與地方教會關係連結，也促成各堂會牧者彼此交流牧養經驗和神學理念。
新加坡教會因著政府較嚴格的防疫措施，被動的轉型、並採用現代數位科技設備和技術，以因應各種挑戰；同時還啟動信仰論壇，反思探討後疫情時代的對策，這些經驗或許可作為普世肢體的參考。
基督信仰的反思和行動
在疫情的衝擊當下，社會關注的焦點多集中在醫學、科技、經濟和政治的議題。然而，就基督信仰而言，神學的反思和實踐是促成教會在逆境中仍能見證上帝的愛和拯救的關鍵。
1.面對災難
人類對「災難」的態度經常是既恐懼又敬畏的，COVID-19也不例外。有些基督徒在面對災難時往往會問「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甚至是歸咎於人的「罪」和上帝的「譴責」或「審判」。前者固然是人類要反思的課題──有錯要改；但後者應尊重上帝的主權，人不宜妄加臆測。上帝若是愛，苦難的發生可能是提醒世人要翻轉心智和生活方式，以維持受造界的持續性經營之道；教會可能要更關注上帝在此時要我們「做什麼」來見證基督之愛。
台灣在這波防疫的表現堪稱世界模範生，不但能有效抑止病毒的蔓延，還能啟發警報、分享防疫策略和醫療資源。國內防疫專家分析，能有這種表現是得力於2003年對抗SARS的痛苦歷程。換言之，是從苦難中掙扎、學習而來的經驗和成果；是一種死而復生的過程──也就是基督信仰核心，從十字架到復活的神學典範。所以，面對災難，堅定信心，終必練就「堅韌」的生命力。
2.「全球化」的新變數
長久以來南、北神學工作者對「全球化」議題看法歧異。南方較貧困區域的學者認為「全球化」會增強西方殖民統治的力量；北方學者則看它是一種必然的傾向，有助於人類的經濟和科技發展。這次瘟疫卻帶來新的變數：地球村的交通系統促成病毒蔓延，導致上千萬人受染；而數位科技卻又成為維持社會運作的工具。「全球化」的主旨是什麼？普世（合一）運動與全球化運動有何差別？「全球化」會不會是另一個「巴別塔」的建造工程？病毒、細菌和其他受造物在全球化運動中的角色又是如何？這次的疫情也衍生各種種族歧視、排外主義、貧富對立、移工權益等問題，這些問題也正逐漸撕裂人類的社群。教會自詡為和平的使者，要如何因應和面對上述這些問題？
3.POST COVID-19──「仁愛運動」
Karen Armstrong把「仁愛」（compassion）視為減輕人類苦難的良方，積極推行「仁愛憲章」。仁愛是一種慈悲心，一種同理、同情的實踐行動。聖經中常把它翻譯成「憐憫」，希伯來文則有「子宮」的涵義，是孕育、保護生命之處。「仁愛運動」是對所有人類和受造物的關懷行動：當苦難臨到世界時，所有人都無法置身度外，因我們是世界共同體的一部份。對基督徒而言，這就是「耶穌運動」或稱「上帝國運動」──上帝家庭（普世）的合一和拯救行動。人們對COVID-19的恐懼心理引致人與人、族與族、國與國之間的隔閡和敵對，需要「愛」的力量來縫合。耶穌「犧牲之愛」的典範是教會要遵行的模式，無論是本地社區的苦難或普世社群的需求，都是基督徒的使命也是全體人類的責任。面對後疫情時代，讓我們從實踐「仁愛」的基本誡命，也是耶穌天國比喻的教導：「我鄭重地告訴你們，既然你們為我的跟從者中最微小的一人做，就是為我做！」（太2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