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撒馬利亞人的故事來回答，堅守律法而道貌岸然者，實際上也救不了誰。
2015年5月29日發生女童割喉案後，這個社會又開始瀰漫著某種氛圍，議論起這個人怎麼了，或是這個社會又怎麼了。但其實，所謂的這個「社會」究竟指的是什麼，都還有待釐清。別忘了在大家驚呼著兇殺案多麼可怕，殺人者多麼可惡之時，法國社會學者Bourdieu的提醒，電視媒體其實有可能正在轉移我們關切整個社會事實的焦點。也因此，高中生反課綱反沒有受到應有比例的重視，或是不正義的都更仍不斷地發生，並衝擊著更多人的生計。
然而，提醒社會議論失焦，當然不代表對割喉事件就可以輕輕帶過。沒有人不爲一位無辜女童的喪命感到哀憐與憤怒。身邊有些朋友，開始覺得在此時此刻再詆毀倡議廢死者，是有那麼一點無趣了。但是同時，更多網友發起上凱道的遊行，直指死刑的必要。冷靜地想，這幾年來每每發生駭人的兇殺案，緊接著而來的是反廢死的撻伐之聲，而這個國家也從來沒有讓主張殺人償命者失望，死刑的判決與執行接連而來。只是亂世重典，究竟遏止了犯罪了嗎？
被同質化的惡
清大社會所教授姚人多，在割喉事件發生後，發表文章指出，「製造『怪物』的是仇恨不是廢死」（註一）。我寧可相信仇恨之外，仍有更迂迴的心理機轉，來自對整體薄弱的社會安全機制感受到的不安。這個焦慮為前提，死刑成為想像中的終極的解決方案，以為足以將這種威脅給排除。於是，「廢死」成為那種阻撓這種終極的解決方式的石頭，也當然成為眾矢之的了。
原因是殺人者的惡，被同質化得過頭了。這當然可以理解，畢竟殺人這樣極端的暴力，實在超出人們本應有的人性。於是當悲劇發生，我們悲不可抑，怒不可止，只是人性複雜，我們難以解釋，只好將這種惡給做了一個武斷的歸類，並且尋求一種當無法測透人性時而焦慮時的解決方案，以償命的代價，將惡者徹底地驅逐。
「分類」是我們企圖理解人的一種不得已的方式。殺人這樣極端的惡，顯然被放在某種分類裡，是那種我們恨不得能永遠消失的惡。但有些事提醒我們似乎不能想得太簡單。近日竹北發生被欠薪多時的外勞刺死早餐店僱主的事，有論者再次提及多前年鄒族青年湯英伸不堪歧視罷凌而反擊卻犯下的殺人罪。那樣的惡，開始有了某種故事，足以讓我們回頭想想，悲劇背後，究竟還有些什麼問題我們未曾想過？這樣的反省，我們姑且稱之為結構性的問題。
結構性的問題導致人的行為問題，這樣的論點我們也不陌生。捷運裡的無差別殺人事件，竹東少女的虐殺案等，不禁也讓人開始提問，這個社會在教育、資源分配、乃至於族群與世代正義的各種方面，出了什麼問題。通常這樣的分析，是重要的，卻也較不為大眾所重視，畢竟分析的對象常常不是很聚焦，討論顯得迂迴，也不易期待立竿見影的政策改善。
被病理化的惡
而有另一種分類方式，則聚焦在個人的本身究竟發生什麼變化。犯下滔天大罪，大家要問的是，這個人怎麼了，他是心理，還是身體（比方說大腦）「有病」嗎？如果有病，究竟病到什麼程度了？如果有病，可以治療嗎？如果有病，可以被原諒嗎？這樣的思維，固然也成了在犯罪者處遇的一大挑戰。如果生病不是一件「故意」的事，或許罪就不該至此。這也是人權團體可能有的主張。
只不過，界定人有沒有病，倚賴的也是一套醫療的論述系統，而這個論述系統，本身也涉及複雜而弔詭的歸因與分類的困境。於是，當殺人事件發生，精神科醫師往往在第一時間成為被新聞記者採訪的對象。如果沒有足夠的篇幅與時間，就很容易把人給簡單地歸類。「他從小缺乏愛」、「他恨這個社會」，這類的專家說辭，似乎不一定能讓人更能理解人。同時，一些特殊的診斷也成為某種標籤，於是，這些人有可能是「反社會人格」、「思覺失調症」等等。突然間，每個犯罪者都足以被賦予特殊的診斷。
原本，診斷的動機應該是進一步的了解。但是一不小心，人們依舊被武斷地分類了。所有的人都渴望診斷，這端認為殺人者心理變態必須除之而後快，那端認為殺人者有精神疾病必須減輕其罰則。其實精神疾病與人權的論述本身，也面臨著一種矛盾，其一是，帶有症狀者，本身也應該有其應該被尊重與維護的主體性；但另一造說詞卻是，「有病就應該被治療」那樣地，帶著慈悲，卻也可能是過於插手保護的立場。
小確幸的盲點
這個社會瀰漫著「小確幸」的想像。然而在駭人的社會事件發生後，小確幸終於無法覆蓋眾人的恐懼不安，因此也只能期待用另一種恐懼來對抗恐懼。所謂的另一種恐懼，一來以死刑作為威嚇，二來又將內心的恐懼投射在部分的「高風險」族群中。我們也看見，地方政府正磨刀霍霍，準備清查失業者與精神病患。
悲劇之後，急於尋求答案的氛圍，以及各種拒絕理解、對話的指責謾罵，其實都只是帶來社會的內耗。廢死團體首當其衝，其實也不難理解了。然而猶有論者，指出廢死的倡議本身，其實是西方社會在道德矛盾中想像的救贖（註二），這樣的說法，似乎反而是去脈絡的。至少我們都得承認，我們過去都以為有種至高的正義，來自於包青天足以先斬後奏的尚方寶劍，或是好萊塢電影裡的007殺人執照。那種刑求逼供、違反程序正義的作為，才是我們恐懼惡者的救贖。台灣社會缺乏對救贖的重新理解，對道德社會的想像；更遑論大家能劇被在小確幸之外，必須建立更完整的社會安全機制的需求的共識，而這個關係，必須建立在人與人之間都是相互平等的基礎上。
我們都是一樣的
自古以來，人類社會渴望救贖，如同先猶太人渴望彌賽亞一般。耶穌降臨之前的社會，大家期望有至高無上的君王把人們帶往勝利之路。但人們從未想過耶穌面對犯罪者的大眾是這樣說的，「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他用撒馬利亞人的故事來回答，堅守律法而道貌岸然者，實際上也救不了誰。他最終用他的犧牲來告訴大家，其實我們人都是一樣的。
如果可以，也許大家必須收斂起一些情緒，收斂起也許怎樣怎樣做問題就解決了的直觀。我們必須站在一種基礎上，認知到我們每個人之間，沒有人是絕對的惡者；並且在有限的制度中，放棄那種終極的解決之道的想像。精神醫學會在去年捷運事件發生後所發表的呼籲，篇名標題為「每個悲劇後面，都有著求援的聲音」（註三），真是個再適切不過的提醒。當我們能夠如此看待，而不單只有將人給分類、對立，同時將問題轉向更寬更長的故事軸線來理解，也許我們會有更大的對話空間，同時找出更多解決問題的方案。
註：
1. 姚人多：一直活在有龔重安這種人的年代
http://www.new7.com.tw/talk/talkView.aspx?i=TXT20150603172616IY9
2. 徐宗懋：歐盟推動廢死的矛盾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110000414-260109
3. 精神醫學會：「每個悲劇後面，都有著求援的聲音」
http://www.sop.org.tw/Official/official_14.asp
本文改寫自〈悲劇下的分類難題〉（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3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