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盧啟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檔案館主任
圖｜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檔案館授權刊登
日治時期的教會青年會，可說是戰後「TKC」的背景主體，一群留日歸來的年輕傳教師，鼓勵各教會設立青年會，以深化信仰、促進聯誼。
身分認同即「我是誰」
真正有效的台灣人或基督徒身分，必須不斷反省、修正、再宣認。人們持續批判、校訂其核心的信念，使本身能在實況中適切地見證信仰、回應社會，可以說是「不斷重新確認」的實踐行動，因這帶著世代差異與多重視域。
一、教會經驗與認同：普世與本土的合一運動
合一運動實為近代基督教發展史的重要課題。每個教會對外的宣教活動不可能完全「統一」，但是如何相互配合，呈現「福音」之豐富，又在不同的宣教活動當中，使人感受到同一源頭的「合一」，正是基督教神學反省的重點。
1910年，愛丁堡大會召開，被稱為普世合一運動的起點，台灣的宣教成果名列大會的報告書內容中，明揭：「一切都有利於在台灣積極進取。在不大的土地上，障礙如此之少，而且條件如此有利於迅速而徹底的傳福音。」事實上，台灣南、北雖然分屬不同宣教區，但信仰與體制完全相同，且英、加兩國的教會向有淵源，關係友善。故於1903年時，台灣南、北教會已有合併的呼聲，惟因教勢差異過大而未果。直到1912年雙方才正式組成「台灣大會」，觀其時點，正好躬逢首屆國際宣教會議後不久，世界潮流紛紛以「合一」為依歸，顯見台灣的處境深受普世合一運動之影響。
台灣大會象徵島內合一運動之具體成果，到1944年結束以前共召開20屆會議。基督徒透過會議商討，共同策劃教制法規、宗教教育等事務，進而奠定台灣大會一定的角色。不過，該大會雖然是合一的象徵性開端，但距離完全合併尚有距離。因此，雙方先展開信仰與教制的合作，訂定聖詩、典禮、法規、報紙、教育等事務，至於各自的醫療設施、房產財務、神學校等事務則比較缺乏合作的共識。其間跨越政權交替，充滿許多人事糾葛，也針砭教會信仰核心的複雜問題：「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二、文化經驗與認同：青年運動的變革與更新
對教會生態的期待、破滅與不滿，往往成為青年登高一呼的契機。在近代教會歷史中，許多重要的靈性復興和宣教運動，經常起源於學生、青年和大專事工的獻身服務。
台灣基督教青年運動的發展前史，若根據宣教師明有德（Hugh MacMillan）的看法，從1865年福音傳來時就可開始算起。這段期間看似沒有特別關注青年基督徒；不過，整體宣教實際上與青年運動密切相關。首先，例如馬雅各、馬偕、巴克禮、吳威廉等宣教師來台時都是青壯年，他們的活力與熱情自然吸引了本地的年輕人。其次，台灣初代信徒大多介於20～40歲之間，接著後續的世代在家庭跟教會受到宗教教育的影響開始成熟。這形成基督教後續半世紀的面貌。不僅如此，台灣基督教青年運動的歷史不算長，但此一過程卻在普世宣教之中，歷經了非比尋常的風暴年代。它在一次大戰後有如燭光般乍現，在日本進行東亞擴張的緊張時空中逐漸發亮；接著在二次大戰中進入彷彿黑暗的年日；最後則從冷戰之氣候中復甦。
值得關注的是，日治時期的教會青年會，可說是戰後「TKC」的背景主體。1930年代，青年運動的風潮逐漸擴展於台灣教會。滿腹理想與熱情的青年十分活躍，認為事工必須互相聯繫，發揮團結力量。於是，一群留日歸來的年輕傳教師，鼓勵各教會設立青年會，以深化信仰、促進聯誼，宣教師就稱他們為「Young People Society」，即青年社或青年團。
整體而言，日治時期的青年運動大抵分前後兩期，1916～1932年以長老教會的青年為主，但以YMCA的名稱來通稱之，並以加拿大宣教師羅虔益（Kenneth W. Dowie）為中心人物，活動以台北居多。後期則是1932～1945年，基督徒學生組織了「台灣基督教青年會聯盟」以廖繼春、顏春和、劉子祥、黃受惠、林朝棨等人為主幹，每隔兩年舉行一次的夏令營，對當時教會和青年影響很大。教會青年組織起來，鼓勵研究聖經，堅守信仰，也因此度過戰爭時期的紛亂。
三、政治經驗與認同：軍國主義下的政教關係
日治末期，日本政府推展一系列集結國力的政策，台灣宗教政策轉趨嚴格統制。是時，「傳道報國」係教會常用語彙，且包含「天國」和「皇國」二層意義。基督徒為實踐信仰，從靜態禮拜儀式轉趨動態服務心志，顯示其信仰內涵、國家意識、民族概念與政教關係均產生結構性變化。因此戰爭時期台灣基督徒「傳道報國」的認同課題，必須分析其宗教信仰與國家民族的雙重身分，關注基督徒的歷史、文化、宗教及政治等經驗，探討戰時體制下台灣基督徒的角色與變動，以深究其跨越教會與社會處境的因應之道。
日治末期謂之一段「傳道報國」的時代，戰爭前後基督徒的信仰認同並未改變，始終自勉傳道以報天國，未曾被國家神道動搖。然而，政治認同卻因應時局游移流動，且常有在台、日、中、外之間猶豫掙扎的經驗。基督徒認為傳道報效國家是其社會責任，與日本政府、日本基督教合作，係出於護衛台灣利益、關懷鄉土安危的初衷。基督徒在殖民地的苦難中，從信仰進行反省，從國族發現矛盾，使其信仰良心甦醒，找到對斯土斯民的認同，拾起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時代下的基督徒對日本的支持，並非根深蒂固或完全改變國族認同。因此在戰爭結束時，不因戰敗而與日人同悲，反而迅速地調整身分定位，接受新的局面。基督徒在戰爭最末期受到宗教心靈的壓迫，從苦難的淬鍊中，認清統治宣傳的迷思，經過不斷辯證與反省，最後終於釐清本身的認同糾葛。
普世與本土／合一與青年
過去的研究時常將台灣教會的發展孤立而論。然而，從1910年代台灣大會試行島內合一；1930年代轉向日本教會；戰後1950年代成立總會，進而參與普世組織，台灣和全球基督教的脈動息息相關，實不能自外於世界思潮的影響，其歷史意義不容忽視。最後，在時代的關鍵走向中，台灣不只是年輕的教會（younger church），更是年輕人的教會（young people's church），個個活力十足，這真是他們的時代！
【編按】本文為作者於2022年5月4日在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歷史文化專題演講之節錄。
